转载出处：丁建清、解焱. 1996.
中国外来种入侵机制及对策.《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二）》（汪松、谢彼德、解焱编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北京.107-128页.
中国外来种入侵机制及对策
丁建清1 解 焱2
★我国外来入侵种概况★外来入侵种的影响★我国外来入侵种的传入途径★我国外来入侵种的扩散机制★外来入侵种的控制方法★目前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附件★外来入侵植物★外来害虫★线虫类★软体动物★哺乳动物★参考文献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北京 100081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080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每年为人类创造约33兆美元的价值（Costanza et al，1997）。然而，近年来，生物多样性受到了严重威胁，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遗传多样性急剧贫乏，生态系统严重退化，这些都加剧了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粮食和能源危机。而外来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入侵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自然界，由于地理、地貌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每一个物种都被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生存发展，这些物种即本地种。虽然物种自身可发生迁移，但如果没有人类活动的影响，这种自然迁移速度很慢。外来种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历史上没有自然发生分布而被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引入的物种。外来种与外来入侵种具有不同的涵盖范围，前者仅指物种是传入或引入的，没有明确其对传入地的利害关系，而后者则强调这种外来种对传入地带来了生态等方面的危害。
虽然世界上开展外来入侵种的研究与防治至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社会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们才开始关注外来入侵种对生物多样性影响问题。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外来入侵种已成为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研究热点。我国开展外来种研究起步较晚。虽然进行了许多外来入侵植物和动物的调查和初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是以单一的植物或动物为案例，尚未有关于外来入侵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报道或综述。以往的报道多是只涉及生物入侵的某一个方面，如某个入侵种的发生分布，或它的危害及防治方法，较少研究入侵种的传入、扩散机制。本文在大量总结国内现有外来入侵种的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若干有代表性的案例，探讨入侵种的传入和扩散机制；结合国际上控制外来种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技术；并从科学、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全方位的控制对策。因此，本项研究无论对于我国外来入侵种的基础理论研究或是实际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我国外来入侵种概况
中国是世界上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已知有陆生脊椎动物2 554种（解焱等，2001），鱼类3 862种，高等植物30 000种（陈灵芝，1994；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编写组，1998），包括昆虫在在内的无脊椎动物、低等植物和真菌、细菌、放线菌种类更为繁多。在我国如此丰富的生物种类中，究竟有多少属于外来入侵物种，目前没有很具体的报道。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增加，到底有多少外来物种传入我国，有多少已建立种群并带来危害，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都是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来入侵动植物危害日益猖獗，我国加紧了防治工作。对外来害虫松材线虫、湿地松粉蚧、美国白蛾、稻水象甲和美洲斑潜蝇以及外来有害植物水花生、水葫芦、豚草和紫茎泽兰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但由于目前国家针对外来入侵种没有制定具体的预防、控制和管理条例，各地在防治这些入侵物种时缺乏必要的技术指导和统一协调，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有的防效并不理想。已传入的入侵物种继续扩散危害，新的危险性入侵物种不断出现并构成潜在威胁。
1.1 外来种种类
1.1.1 植物
我国对外来入侵植物种类的调查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丁建清等于1995年在国内首次依据文献资料对农田、牧场、水域等生境的植物进行了初步统计，发现至少有58种外来植物对我国农林业带来了危害，详细资料发表在《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丁建清、王韧，1998）。
近3年来，国内有关外来植物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强胜等（2000）调查发现，我国外来杂草有108种，隶属23科，76属，其中被认为是全国性或是地区性的有15种。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动物所开始了外来植物的调查、编目（XIE
Yan et al. 2001）。
1.1.2 动物
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外来入侵动物种类的系统报道。根据大量资料总结，目前严重危害我国农林业的外来动物约有40种，害虫类包括美国白蛾、松突圆蚧、湿地松粉蚧、稻水象甲、班潜蝇、松材线虫、蔗扁蛾、苹果绵蚜、葡萄根瘤蚜、二斑叶螨、马铃薯甲虫、桔小实蝇、白蚁、红脂大小蠹等（李行誉，1997；冯明祥，1992；刘源智等，1998；何春华等，1992；程桂芳等，1997；魏鸿均，1997）。其它外来动物如原产于南美的福寿螺、原产于东非的非洲大蜗牛（陈德牛，张国庆，1996）；原产于北美洲的麝鼠（又名水耗子、青根貂）；原产于前苏联的松鼠、褐家鼠和黄胸鼠（张大铭等，1993）；原产南美洲的獭狸（又名海狸鼠、草狸鼠、沼鼠）（许瑞秋等，1997）等。引进外来鱼类对湖泊的本地鱼种和生态系统也构成了巨大威胁（张国华等，1997；廖国璋，1998）。
1.1.3 微生物
与外来入侵动植物相比，我国对外来微生物种类的调查更为少见。目前对农业危害较大的外来微生物或病害有11种，它们是：水稻细菌性条斑病 Xanthomonas
oryzicola Fang et al.、玉米霜霉病 Peronospora spp.、马铃薯癌肿病Synchytrium
endobi-oticum (Ｓ.chilberszky) Percivadl、大豆疫病 Phytophthora
megasperma (Drechs.) f.sp.glycinea、棉花黄萎病 Verticillium alboatrum Reinke
et Berth、柑桔黄龙病、柑桔溃疡病 Xanthomonas citri (Hasse) Dowson、木薯细菌性枯萎病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manihotis、烟草环斑病毒病、番茄溃疡病 Clavibacter michiganensese
sub sp. mishiganen、鳞球茎茎线虫 Ditylenchus spp。
1.2 管理现状：立法、检疫、引种条例
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外来入侵种的专项法规或条例。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于1957年12月4日发布了《国内植物检疫试行办法》，1983年1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植物检疫条例》并于1992年5月13日经修改后再次发布。1991年10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并于1992年4月1日起执行（于大海，崔砚林，1997）。动植物检疫法立法的目的是防止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植物危险性病虫草害以及其它有害生物传入、传出我国国境。《检疫法》及其相关检疫条例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农林牧渔业的发展，保证农业生产安全，检疫的对象侧重于那些对农林牧渔业经济发展带来危害的危险性生物，但对于那些可能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的入侵生物则没有予以重视。
例如，关于植物引种，《植物检疫条例》规定“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引进单位应当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从国外引进可能潜伏有危险性病、虫的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必须隔离试种，植物检疫机构应进行调查、观察和检疫，证明确实不带危险性病、虫的，方可分散种植。”这些条例中规定的需要检疫的是那些引种过程中可能携带的危险性生物，但对所要引进的植物本身的生态安全性则没有明确的管理、检测办法。而目前我国的入侵生物中，有意引进的植物有很多。由于没有法规、条例来限制和管理植物引种，很多地方开展的盲目的、不科学的引种致使大量外来植物进入中国。
对于已传入并带来危害的入侵种的防治问题，国内目前也没有专门的政策法规。我国农业“八字宪法”中，“保”是其中之一，植物保护主要指农林业经济病虫草害的防治，但对于那些危害生态环境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外来入侵生物，目前并没有防治法规和条例。
有迹象表明，国家对生物入侵开始重视起来。环保总局自然保护司于2001年5月22～23日在珠海召开了“生物多样性与外来入侵种管理”国际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就生物入侵问题召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2001年6月6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1.3 我国的防治现状
我国目前对主要外来入侵动植物采取了人工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农业防治、机械防治以及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的综合治理措施。
人工防治：在我国，人工防除有害植物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方法同样被用于水葫芦、水花生、大米草、薇甘菊等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治。在过去的十年里，云南、浙江、福建、上海等地政府都曾组织人力打捞水葫芦。1991年，云南昆明曾发动10多万军民人工打捞，1999年，浙江温州市政府投入1000万元人工打捞；福建莆田专门成立了水葫芦打捞办公室，每年花费500万元。1999～2001年，深圳市政府曾多次组织军民人工拔除薇甘菊。陕西西安、咸阳和辽宁锦州等地通过采用人工剪除幼虫网幕、高截树头成功控制了美国白蛾（王伟平，1996；燕长安等，1992)。
机械防治：云南昆明和福建宁德分别设计制造过打捞船和割草机控制水葫芦和大米草，但均因工作效率低下、操作不便而告失败。
生物防治：广东省成功开展了松突圆蚧的生物防治工作，1988年从日本引进的花角蚜小蜂在广东成功控制了松突圆蚧的危害。到1993年放蜂总面积达738
300 hm2，占疫区面积的80%左右，寄生蜂的定居率为97.8%～100%，雌蚧被寄生率40%～50%（潘务耀等，1993；何国锋，1995；陈永革、古德祥，1998）。截止2000年底，已有7种专一性天敌昆虫被成功地引入控制水花生、普通豚草、三裂叶豚草、水葫芦、紫茎泽兰五种外来有害植物，其中5种在当地已经建立种群，南方水域中的水花生已基本得到控制（陈旭东、何大育，1990；万方浩等，193；丁建清等，2000）。
化学防治：化学防治是目前防治斑潜蝇、稻水象甲等外来害虫的最主要的方法，采用的化学杀虫剂包括巴丹、灭扫利、杀虫双、艾福丁等。喷施灭幼脲和溴氰菊酯也可有效控制美国白蛾。利用农达、草甘膦防除水葫芦、水花生和薇甘菊都有一定的作用，用克芜踪控制紫茎泽兰也取得了一些效果。
综合治理：我国在协调运用生物和化学方法综合治理水葫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2000年10月中国农科院生防所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国际生物防治组织第二届生物及综合治理水葫芦会议。综合治理紫茎泽兰和豚草的技术体系曾获得国家和农业部科技成果奖励。
2 外来入侵种的影响
外来入侵种有别于普通外来种的最大的特征是它对本地生态系统带来“侵入”后果，入侵种往往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危及本地物种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存，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有的入侵种还对本地经济、社会构成了巨大危害。从生态角度看，外来种一般是不利于本地生态系统稳定的；但从经济和社会作用来看，一些外来种虽然产生了不良的生态后果，但确实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有的外来种在刚刚引入时是有益的，但大肆扩散蔓延后变得有害；有的在某一地区有益，但在其他地区有害。因此，评价外来种的利弊既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又具有生态性和社会经济性。
2.1 外来入侵种的生态影响
在自然界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将各自的种群限制在一定的栖境和数量，形成了稳定的生态平衡系统。当一种生物传入一新的栖境后，如果脱离了人为控制逸为野生，在适宜的气候、土壤、水分及传播条件下，极易大肆扩散蔓延，形成大面积单优群落，破坏本地动植物相，危及本地濒危动植物的生存，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外来入侵种影响生态系统的机理及其带来的生态学影响如下。
2.1.1 竞争、占据本地物种生态位，使本地种失去生存空间
在广东，薇甘菊往往大片覆盖香蕉、荔枝、龙眼、野生桔及一些灌木和乔木，致使这些植物难以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而死亡（黄忠良等，2000）；在上海郊区，北美一枝黄花往往形成单一优势群落，致使其它植物难以生长（车晋滇、郭喜红，1999）。60年代在滇池草海曾有16种高等植物，但随着水葫芦的大肆“疯长”，使大多数本地水生植物如海菜花等失去生存空间而死亡，到90年代草海只剩下3种高等植物（吴克强，1993）。
2.1.2 与当地种竞争食物或直接杀死当地物种，影响本地物种生存
外来鱼类通过与土著鱼竞争食物并吞食土著鱼卵使土著鱼种类和数量减少的例子很多。如洱海原有17种土著鱼种，引入了Ctenogobius cliffordpopei等13种外来鱼，但目前已有5种土著鱼如洱海特有鲤鱼和裂鳆鱼处于濒危状态（王献浦，1997）；泸沽湖中麦穗鱼等外来鱼种也造成了裂鳆鱼的绝迹（张国华等，1997）。外来害虫取食危害本地植物，造成植物种类和数量下降，同时与本地植食性昆虫竞争食物与生存空间，又致使本地昆虫多样性降低（尤其是对濒危珍稀昆虫的威胁更大），并由此带来捕食性动物和寄生性动物种类和数量的变化，从而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1.3 分泌释放化学物质，抑制其它物种生长
豚草可释放酚酸类、聚乙炔、倍半萜内脂及甾醇等化感物质，对禾本科、菊科等一年生草本植物有明显的抑制、排斥作用（李迪强，1994；王大力等，1995；祝心如等，1997）。薇甘菊也可分泌化感物质影响其它植物生长（黄忠良等，2000）。
2.1.4 通过形成大面积单优群落，降低物种多样性，使依赖于当地物种多样性生存的其它物种没有适宜的栖息环境
水葫芦在河道、湖泊、池塘中的覆盖率往往可达100%，由于降低了水中的溶解氧，致使水生动物死亡（丁建清等，1995）。据对沈阳等八城市的荒山、河滩、铁路、公路两旁等多种栖境调查，豚草优势度为0.85～1.0，群落多样性为0～0.62（万方浩，王韧，1994）。由于薇甘菊排挤本地植物，广东内伶仃岛上的猕猴缺少适宜的食料，目前只能借助于人工饲喂。飞机草在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蔓延已使穿叶蓼等本地植物处于灭绝的边缘，依赖于穿叶蓼生存的植食性昆虫同样处于灭绝的边缘（丁建清，未发表资料）。
2.1.5 大量利用本地土壤水分，不利于水土保持
桉树引自澳大利亚，在海南岛和雷洲半岛的很多林场都有种植，由于它大量吸收水分，对水土保持十分不利，造成土壤干燥，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使得土壤肥力愈来愈低，甚至形成荒芜之地，使整个林场的生产发展陷入困境（王献溥，1997）。
2.1.6 破坏景观的自然性和完整性
明朝末期引入的美洲产仙人掌属（Opuntia）4个种（XIE Yan et al. 2001）分别在华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干热河谷地段形成优势群落。在那里原有的天然植被景观已很难见到。有的入侵种，特别是藤本植物，可以完全破坏发育良好、层次丰富的森林。禾草或灌木入侵种占据空间后，其它的乔木无法生长。许多外来入侵种使植被破坏，变成层次单一的低矮植被类型。
2.1.7 影响遗传多样性
随着生境片段化，残存的次生植被常被入侵种分割、包围和渗透，使本土生物种群进一步破碎化，造成一些植被的近亲繁殖和遗传漂变。有些入侵种可与同属近缘种、甚至不同属的种（如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可与假蓍紫菀Aster ptarmicoides）杂交。入侵种与本地种的基因交流可能导致后者的遗传侵蚀。在植被恢复中将外来种与近缘本地种混植，如在华北和东北国产落叶松（Larix）产区种植日本落叶松（L.kaempferi），在海南国产海桑属（Sonneratia）产区栽培从孟加拉国引进的无瓣海桑（S.apetala），都存在相关问题，因为这些属已有一些种间杂交的报道（解焱等，待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不同，外来入侵物种对环境的破坏及对生态系统的威胁是长期的、持久的。当人类停止对某一环境的污染后，该环境会很快开始并逐渐恢复，而当一种外来物种停止传入一个生态系统后，已传入的该物种个体并不会自动消失，而大多会利用其逃脱了原有的天敌控制的优势在新的环境中大肆繁殖和扩散，对其控制或清除往往十分困难。而由于外来物种的排斥、竟争导致灭绝的本地特有物种则是不可恢复的。因而外来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2.2 外来种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外来入侵物种通过改变侵入地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降低物种多样性从而对当地社会、文化甚至人们的健康也产生了严重危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特别是傣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聚居地区周围都有其特殊的动植物资源和各具特色的生态系统，对当地特殊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飞机草、紫茎泽兰等外来入侵植物不断竞争、取代本地植物资源，生物入侵正在无声地削弱民族文化的根基。水葫芦往往大面积覆盖河道、湖泊、水库和池塘等水体，影响周围居民和牲畜生活用水，人们难以从水路乘船外出从事各项社会活动；大量的水葫芦给蚊蝇等卫生害虫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对人们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在一些地区，水葫芦甚至还影响了社会治安，浓密成片的植株为罪犯提供了天然的藏匿场。
外来种对人类健康可构成直接威胁。豚草花粉是人类变态反应症的主要致病原之一，所引起的“枯草热”对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类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据调查1983年沈阳市人群发病率达1.52%，每到豚草开花散粉季节，体质过敏者便发生哮喘、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等症状，体质弱者可发生其它合并症并死亡（夏风云,
1983）。一些外来动物如福寿螺等是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的中间宿主，麝鼠可传播野兔热，极易给周围居民带来健康问题。疯牛病、口蹄疫、爱滋病更是对人类生存的巨大挑战。
2.3 对经济影响
外来入侵种可带来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危害。保守估计，外来种每年给我国的经济带来数千亿元的经济损失。
2.3.1 外来入侵动植物成为直接危害农林业经济发展的重大有害生物
外来入侵动植物对农田、园艺、草坪、森林、畜牧、水产等可带来直接经济危害。
水花生对水稻、小麦、玉米、红苕和莴苣5种作物全生育期引致的产量损失分别达45%、36%、19%、63%和47%（谭万忠，1994）。紫茎泽兰含有的毒素易引起马匹的气喘病，仅1979年在云南省的52个县179个乡，发病马5
015匹，死亡3 486匹，甚至造成“无马县”；牛羊也因无可食饲料种群数量锐减（刘伦辉等，1985）。广东、云南、江苏、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市每年都要人工打捞水葫芦，仅浙江温州市和福建莆田市1999年用于人工打捞水葫芦的费用分别为1
000和500万元，全国总的费用有多少，目前没有准确统计，至少超过1亿元，而水葫芦带来的农业灌溉、粮食运输、水产养殖、旅游等方面的经济损失更大。美洲斑潜蝇最早于1993年在海南发现，到1998年已在全国21个省市区发生面积达1300
000 hm2 以上，它寄生22个科的110种植物，尤其是蔬菜瓜果类受害严重，包括黄瓜、甜瓜、西瓜、西葫芦、丝瓜、番茄、辣椒、茄子、豇豆、菜豆、豌豆和扁豆等，目前在我国，每年防治斑潜蝇的成本高达4亿元（王福祥，1997）。被称为“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病在短短十年间，疫区已扩至江浙六省，发生面积约66
000 hm2，对黄山、张家界等风景名胜区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外来种常常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成为贸易制裁的重要借口或手段。近年来我国出口美国的木制包装品因光肩星天牛问题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数以千万计的经济损失，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2.3.2 外来有害生物通过影响生态系统而对旅游业带来损失
在云南昆明市，70～80年代建成了从市内的大观河的篆塘处-滇池-西山的理想的水上旅游线路，游人可以从昆明市内开始乘船游滇池和西山。但自90年代初，大观河和滇池中的水葫芦“疯长”成灾，覆盖了整个大观河以及部分滇池水面，致使这条旅游线路被迫取消，原来在大观河两侧的配套的旅游设施只好报废或改做他用，目前大观河已改建成地下河。
2.3.3 外来生物通过改变生态系统所带来的一系列水土、气候等不良影响从而产生间接经济损失
与直接经济损失相比，计算间接损失往往十分困难。但并不意味着间接损失不大。外来生物通过改变生态系统所带来的一系列水土、气候等不良影响从而产生的间接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比如，大量的水葫芦植株死亡后与泥沙混合沉积水底，抬高河床，使很多河道、池塘、湖泊逐渐出现了沼泽化，有的因此而被废弃使用，由此对周围气候和自然景观产生不利变化，并加剧了旱灾、水灾的危害程度；而且水葫芦植株大量吸附重金属等有毒物质，死亡后沉入水地，构成对水质的二次污染，又加剧了污染程度，尽管这些损失难以准确计算，但却不容忽视。
2.3.4 外来入侵种自身的经济价值
外来入侵种特别是外来植物也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水葫芦植株自身存在着许多可利用的地方。由于花穗硕大美丽，可用于观赏；植株根部能吸附重金属离子，可用于净化水质；植株体内含有一定的养分，可用做畜禽饲料；另外，水葫芦还可造纸、生产沼气、制肥，有人还试图研究它在食品、美容、一次性餐具等方面的价值。还有人企图将占水葫芦95%的水分处理后变为洁净达标的水而加以利用。也有研究利用大米草造纸、做饲料等。
然而，判断外来入侵植物如水葫芦等有用或有害应根据水葫芦的发生地点、规模、时间，并将各种利害关系、防治或利用的成本等众多因素综合考虑后，方可决定利用或防治。如果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利用水葫芦作为观赏、净化水质植物等，则可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如果不加以控制，任其蔓延泛滥，则可带来灾害。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目前水葫芦危害成灾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初不加控制的大肆引种、扩繁。而对于那些已经成灾的地方，是利用还是防治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及经济因素。以我国云南滇池为例，近年来在利用和防治水葫芦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持利用观点的人认为，滇池大量的水葫芦是昆明市不可多得的生物资源，他们提出要投资上千万元，购买卡车、货船，建工厂、车间，综合利用滇池水葫芦生产肥料、造纸、发电等，殊不知这种长期的项目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料供应，滇池水葫芦用完后，工厂如何运转，滇池决不能成为原料基地，何况这种投资与产出的效益如何也是一大问题。国际上已有这种失败的教训。苏丹曾引进德国设备和技术综合利用水葫芦，后因成本大、收益小而失败。总之，对于那些已经连片成灾的湖泊、水库、河道、池塘等水域，迅速采取各种措施，使水葫芦的发生降低到危害程度以下并取得可持续效果，是治理水葫芦的最佳策略。
3 我国外来入侵种的传入途径
大多数外来种的传入与人类活动有关。在对外交往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将外来种引入了我国。但一些入侵种类属于自然传入，与人类活动无关或没有明显关联。
3.1 有意引入
从国外引入植物的主要目的是为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植物引种为我国的农林业等多种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人为引种也导致了一些严重的生态学后果。根据资料统计，截止1970年，原产世界各地引种到我国来的植物837种，隶属于267科，约占我国栽培植物的25-33%。这些植物引种区系包括印度--马来西亚区，新热带区的中美洲（包括墨西哥），欧洲西伯利亚地区，非洲亚区，北美大西洋沿岸地区，地中海亚区，伊朗-土耳其地区（谢孝福，1994）。另外，近二十年来，随着对外经济和科技交流的日益扩大，外来入境植物（包括杂草）数量也大为增加，但由于人力缺乏及工作难度大，再加上人们对一些植物引入后所产生的利弊看法不一，到目前为止很难得出引种所带来的有害植物的准确数据。
在我国目前已知的外来有害植物中，超过50%的种类是人为引种的结果，人为引进植物并产生危害的主要途径和植物种类有（胥晓刚等，1999；强胜，2000）：
3.1.1 牧草或饲料 这类例子很多，包括：水花生、三叶草、白香草木樨、赛葵、梯牧草、地毯草、节节草、臂形草、毛花雀稗、牧地狼尾草、棕叶狗尾草、苏丹草、波斯黑麦草、田毒麦、芒颖大麦草、水葫芦、紫花苜蓿等；
3.1.2 观赏植物 银花苋、胜红蓟、熊耳草、线叶金鸡菊、蛇目草、大花金鸡菊秋英、硫磺菊、堆心菊、滨菊、银胶菊、伞房匹菊、万寿菊、孔雀菊、加拿大一枝黄花、水飞蓟、多花白日菊、裂叶牵牛、圆叶牵牛、马缨丹、紫茉莉、含羞草、铜锤草等；
3.1.3 药用植物 如含羞草决明、决明、土人参、望江南、美洲商陆、洋金花等；
3.1.4 蔬菜 尾穗苋、反枝苋、茼蒿、芫荽、菊苣；
3.1.5 草坪植物 毛花雀稗、地毯草、巴拉草、多花黑麦草；
3.1.6 环境植物 如大米草被用于保护滩涂、防止水土流失而引入。
人为引入动物而带来危害的途径有：
3.1.7 动物蛋白食品 如我国南方广东、浙江、福建、广西等地引进了福寿螺；
3.1.8 水产养殖 如云南洱海引进外来鱼类Ctenogobius cliffordpopei、上海引进了克氏原螯虾（姚根娣等，1995）等。
虽然我国在生物防治害虫和害草中，曾引进很多天敌昆虫，但目前并没有这些天敌昆虫带来危害的报道。
需要强调的是人们的一些不科学的思想意识往往加重了外来种的入侵。有的人认“外来的就一定比本地的好”，不加分析地盲目引种。如目前草坪引种、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中，大量引入外来种，不注意充分利用本地种，很可能导致入侵种种类增加、危害加剧。
3.2 随人类活动无意传入
很多外来入侵生物是随人类活动而无意传入的。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加、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国际旅游业的迅速升温，外来入侵生物借助多种途径越来越多地传入我国。
3.2.1 随人类交通工具带入 如豚草多发生于铁路公路两侧，最初是随火车从朝鲜传入（关广清等,1993）；新疆的褐家鼠和黄胸鼠也则是通过铁路系统从内地传入（张大铭等，1993）。压仓水带来了近百种外来海洋生物，尤其是外来赤潮生物种加剧了我国沿海赤潮现象的发生（梁玉波，2001）。
3.2.2 随国际农产品和货物中带入 假高粱是70～80年代从美洲国家的进口粮食中传入我国的。我国海关99年7月从日美等进口的机电、家电等使用的木质包装上59次查获号称“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2000年多次从美日等进口木质包装材料中发现大量松材线虫；三类杂草籽三裂叶豚草、豚草；从莫桑比克红檀木中截获双棘长蠹（夏友富，2001）。
3.2.3 动植物引种中带入 如毒麦传入我国便是随小麦引种带入，它与小麦的形态极为相似，很易混杂于引种的小麦中。
3.2.4 旅游者带入 如我国海关多次从入境人员携带的水果中查获地中海实蝇、桔小实蝇等；北美车前可能是由旅游者的行李粘附带入我国。
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入侵生物并不是只通过一种途径传入，可能有两种或多种途径交叉传入，在时间上并非只有一次传入，可能是两次或多次传入。多途径、多次数的传入加大了外来生物定植和扩散的可能性。
3.3自然传入
外来入侵种还可通过风力、水流自然传入，鸟类等动物还可传播杂草的种子，例如紫茎泽兰是从中缅、中越边境自然扩散入我国的（刘伦辉,谢寿昌等,1985）。薇甘菊可能是通过气流从东南亚传入广东；稻水象甲也可能是借助气流迁飞到中国大陆。
4 我国外来入侵种的扩散机制
4.1 外来入侵种扩散过程
一般认为外来种的传入扩散过程分为传入、定植（殖）和扩散三个阶段，但有人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如传入期、归化期、促进期、停滞期、扩张期、与本地生物互动期和稳定期等（Williamson,1996；Cook,
1998；Edward et al., 1998）。虽然很多人承认入侵过程中存在有“停滞期”，但有关停滞期出现在哪一个阶段，也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在传入和定植之间有“停滞”现象，而更多的人认为在定植和扩散之间存在停滞期。事实上，每一种入侵种生物都有其自身的入侵特性，扩散过程也不尽一致，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准确阐明每一个入侵过程。
传入期：外来种刚刚传入新的地区，开始适应传入地的气候和环境，依靠有性或无性繁殖形成新的种群，但尚未建立起足够定植的种群。这个时期通常较短，但此时如马上采取人工或机械控制往往能够根除外来种，是防止外来种危害的最佳时期。
定植期：由于经过一定时间对本地气候、环境的适应和一定的种群数量的扩增积累，已经适应本地气候和环境，开始归化为当地种。在这个时期虽然难以根除这种外来种，但仍然可通过人工、机械或化学及生态的方法控制外来种的蔓延，也是控制的理想时期。
停滞期：很多外来种定植后并没有马上大面积扩散、入侵，而是表现为“停滞”状态，例如薇甘菊在80年代初传入广东，但直到近2、3年它才开始造成危害（黄忠良等，2000）。在停滞期内，外来种虽然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区域，能维持一定的种群数量，但并没有形成“暴发”的态势。这与外来种自身的繁殖特性和气候特性有关。如果植物产生大量种子需要的时间较长，有性繁殖周期较长，适应于种子发芽的气候周期年数较多，则停滞期就较长。一般来说，草本植物停滞期短于木本植物。停滞期是外来种是否会带来危害的中间过渡阶段。在停滞期开展有效的防治工作，仍可避免外来种带来大的危害；但如果错过了停滞期进入扩散期则危害将不可避免。
扩散期：在此时期，由于外来种形成了适宜于本地气候和环境的繁殖机制和强大的与本地物种的竞争机制，种群扩张不可避免。由于大量种子进入成熟阶段，很容易借助一些外在的扩散条件，从而大肆传播蔓延，形成“生态”暴发。在这个时期，采取任何防治措施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理想效果，而且，如措施不当（如指导不当的人工防治），反而会进一步促进其扩散，只能树立长期控制目标，采取以生物防治为主、恢复天敌自然控制作用，同时辅以化学、机械和替代控制的综合治理措施。
4.2 促使入侵种扩散蔓延的主要因素
外来入侵种传入后，在一定的个体密度下，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海拔、土壤、水分、营养环境条件中，开始定殖并形成种群，随后通过人类活动或借助自然力量扩散传播。因此，促使入侵种扩散、蔓延的主要因素如下。
4.2.1 入侵种自身的强大的繁殖特性、生态适应性和竞争力
水葫芦兼有有性和无性两种繁殖方式，每个花穗包含有300～500粒种子，种子在水中的休眠期可达15～20年；水葫芦还依靠匍匐枝无性繁殖，在30℃时，5天可形成一新的植株；它生态适应性极强，在很多生境中均可生长，水库、湖泊、池塘、沟渠、流速缓慢的河道等是其最为适宜的生境，它在稻田也常发生而成为害草，另外，在沼泽地及其它低湿的地方，水葫芦也可生长繁殖（Waterhouse,1994）。湿地松粉蚧具有极强的生态适应性，虽然从气候、地理分析发现它在我国的最适宜发生区应在长江流域，但自从1988年侵入广东后，已在当地迅速扩散。它可忍受冬季
－20℃ 的低温（庞雄飞等，1994）。
4.2.2 传入地适宜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水葫芦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均可生长，霜冻可使水葫芦植株死亡，但在很多地区，只有叶部受霜冻影响，植株基部仍保持绿色并不死亡，但在我国北方水葫芦难以自然越冬。水葫芦的生长对水中的养分和pH值的要求并不高，但如水中盐分含量超过0.06%时即死亡。最适合的生长条件为pH值为7，磷含量20ppm，并有足够的氮，最适宜温度为28～30℃，因此自80年代后期开始在我国南方，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水体副营养化加剧，水葫芦的生长越加旺盛。
4.2.3 人类活动助长了种群扩散
20世纪50～60年代，全国大力提倡推广种植“三水饲料”水葫芦、水花生、水浮莲，各省、县、乡相继引种，并研究了许多高产措施，这样便人为地促进了水葫芦的扩散（丁建清等，1995）。湿地松粉蚧可借助有很多种方式传播扩散，异地运输苗木、接穗和球果均可将粉蚧传入到新的林区，其初孵幼虫甚至可随进入林地工作人员带入，动物体上也可附着幼虫传播，经过林区的车辆也可成为快速携带者。
4.2.4 自然传播力量
我国南方四通八达的水网是水葫芦扩散的重要途径；湿地松粉蚧还可随风传播；很多杂草如豚草、薇甘菊种子可随风远距离传播。
4.2.5 传入地缺乏自然控制机制
在我国，很少发现有水葫芦的自然天敌，目前近发现有一种蜗牛和鳞翅目昆虫和少数病原菌是其天敌，但在水葫芦的原产地南美，却有200多种天敌昆虫取食水葫芦，这是水葫芦在原产地南美没有造成危害而在我国成灾的重要原因之一（Waterhouse,1994）。在湿地松粉蚧原产地，仅捕食这种粉蚧的瓢虫就多达30多种，一些寄生蜂对粉蚧也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庞雄飞等，1994）。但在我国几乎没有本地的天敌可以控制粉蚧的种群增长和扩散。很多本地作物易受外来害虫危害的重要原因是这些作物本身缺乏针对这些害虫的抗性机制（张润杰，何新风，1997）。
4.3 外来种容易侵入的区域
依据外来种的传入途径和入侵种自身的以上特性，在一些地方或生境，外来种容易暴发，成为危害严重的入侵种（Elton, 1958; Fox and Fox,1986;
Simberloff,1997）。（1）重要的港口、口岸附近，铁路、公路两侧。经国际货运传入的外来种往往首先在港口、口岸附近“登陆”，遇到适宜的环境条件建立小的种群而后开始扩散；火车、汽车携带的外来种容易在铁路、公路两侧定居、扩散。（2）人为干扰严重的森林、草场。人类活动可直接带来外来种。森林、草原生态系统本来是稳定的，严重的人为干扰如乱砍滥伐、过度放牧使生态系统退化、多样性下降，给外来种的入侵创造了良好的条件。（3）物种多样性较低、生境较为简单的岛屿、水域、牧场。物种多样性低，自然抑制力也低，天敌数量少，外来种容易生存、种群容易扩增。（4）受突发性的自然干扰如火灾、洪水破坏后的生境。在这些生境，生态系统短时间内受到严重破坏，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变得简单，入侵种极易迅速占据大量的生态位而成为优势物种。
5 外来入侵种的控制方法
5.1 人工防治
依靠人力，捕捉外来害虫或拔除外来植物。人工防治适宜于那些刚刚传入、定居，还没有大面积扩散的入侵物种。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人工防除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清除有害生物，但对于已沉入水里和土壤的植物种子和一些有害动物则无能为力；高繁殖力的有害植物容易再次生长蔓延，需要年年防治；人工防治有害动植物后如不妥善处理动植物残（体，如卵）株，它们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源，客观上加速了外来生物的扩散。
5.2 机械或物理防除
利用专门设计制造的机械设备防治有害植物。机械防除有害植物对环境安全，短时间内也可迅速杀灭一定范围内的外来植物。利用机械打捞船在非洲的维多利亚湖等地控制水葫芦等水生杂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云南昆明市也曾设计制造过一艘机械打捞船清除滇池水葫芦，福建农业大学也曾帮助福建宁德地区设计制造“割草机”控制大米草，但均因技术等原因最终未获成功。除技术问题外，机械防除后，如不妥善处理有害植物残株，这些残株依靠无性繁殖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源。通过物理学的各种途径防治也可控制外来有害生物，如用火烧控制有害植物，黑光灯诱捕有害昆虫，等等（丁建清等，2000）。
5.3 替代控制
替代控制主要针对外来植物，是一种生态控制方法，其核心是根据植物群落演替的自身规律用有经济或生态价值的本地植物取代外来入侵植物。它的优点在于：（1）替代控制植物一旦定植便长期控制入侵植物，不必连年防治；（2）替代植物能保持水土，改良土壤，涵养水源，提高环境质量；（3）替代植物有直接经济价值，能在短期内收回栽植成本，长期获益；（4）替代植物可使荒芜土地变成经济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替代控制的不足在于对环境的要求较高，很多生境并不适宜人工种植植物，如陡峭的山地、水域等，同时人工种植本地植物恢复自然生态环境涉及到的生态学因素很多，实际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研究利用替代植物控制外来有害植物，应充分研究本地土生植物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如它们与入侵植物的竞争力、他感作用等，掌握繁殖、栽培这些植物的技术要点，并探讨本地植物的经济特性，市场潜力等，以便同时获得经济和生态效益。沈阳农业大学和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合作于1989和1990年在沈大和沈桃高速公路两侧建立了200
hm2的豚草替代控制示范区，所选取的替代植物包括紫穗槐、沙棘、草地早熟禾、小冠花和菊芋等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示范区建成后三裂叶豚草的生物量由每平方米30
kg降到0.2 kg，这些替代植物还在饲料、绿肥、食品、医药、编筐条材、能源和化工原料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关广清等，1993）。
5.4 化学防除
化学农药具有效果迅速、使用方便、易于大面积推广应用等特点。但在防除外来生物时，化学农药往往也杀灭了许多种本地生物，而且化学防除一般费用较高，在大面积山林及一些自身经济价值相对较低的生态环境如草原使用往往不经济、不现实；而且，对一些特殊环境如水库、湖泊，化学农药是限制使用的（Schroeder,
1992）。另外对于许多种多年生外来杂草，大多数除草剂通常只杀灭地上部分，难以清除地下部分，所以需连续施用，防治效果难以持久。根据作用方式，化学除草剂可分为内吸传导型和触杀型两类，内吸性除草剂如草甘膦、2，4-D等接触杂草后能被杂草吸收并运转到其它部位，对全株均有影响，一般用于多年生杂草，但防治效果缓慢；触杀性除草剂如克芜踪、除草醚等作用部位仅限于接触杂草的部位，因此通常对地下繁殖体无效，虽不被吸收和传导，但作用效果快，常用于一年生杂草。由于很多外来入侵植物系多年生，应用内吸性除草剂效果较为持久。化学杀虫剂杀灭害虫的作用方式也有触杀、胃毒、驱避等，也有激素和生长调节剂类农药，外来害虫抗药性发展很快，应经常交替、轮换使用多种杀虫剂，以延缓和降低害虫的抗药性（江荣昌等，1989）。
5.5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指从外来有害生物的原产地引进食性专一的天敌将有害生物的种群密度控制在生态和经济危害水平之下。生物防治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依据有害生物-天敌的生态平衡理论，在有害生物的传入地通过引入原产地的天敌因子重新建立有害生物-天敌之间的相互调节、相互制约机制，恢复和保持这种生态平衡。因此生物防治可以取得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结果（丁建清，付卫东，1996）。生物防治的一般工作程序包括：在原产地考察、采集天敌；天敌的安全性评价；引入与检疫；天敌的生物生态学特性研究；天敌的释放与效果评价。因为天敌一旦在新的生境下建立种群，就可能依靠自我繁殖、自我扩散，长期控制有害生物，所以生物防治具有控效持久、防治成本相对低廉的优点（Harley
and Forno,1992）。通常从释放天敌到获得明显的控制效果一般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对于那些要求在短时期内彻底清除的入侵物，生物防治难以发挥良好的效果。由于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杂草的认识不同，生物防治杂草容易引起利益冲突（丁建清，万方浩，1992）。另外，引进天敌防治外来有害生物也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性，释放天敌前如不经过谨慎的、科学的风险分析，引进的天敌很可能成为新的外来入侵生物，从而带来“引狼入室”的后果。国际上杂草生物防治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引进天敌控制杂草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天敌安全性等新的挑战。天敌昆虫Cactoblastis
cactorum曾成功地控制了澳大利亚、南非、夏威夷等地的仙人掌Opuntia spp.，但在1989年，美国的佛罗里达发现该虫威胁当地的一种花卉植物仙人掌，成为一种严重的害虫（Simberloff,
1996）。1993年FAO颁布了《国际生防天敌引种管理公约》，对天敌的引种进行了规范。目前国际上进行有害植物生物防治释放天敌前，均进行天敌的安全性测定，主要方法有选择性测定和非选择性测定两种，进行风险分析的供试植物种类包括以下几类：（1）分类上与目标植物同属同科或近缘科的代表种；（2）本地重要的经济、观赏作物的代表种；（3）本地濒危物种；（4）形态学、物候学上与目标种相似的物种。
5.6 综合治理
将生物、化学、机械、人工、替代等单项技术融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弥补各自不足，达到综合控制入侵生物的目的，这就是综合治理技术。综合治理并不是各种技术的简单相加，而是它们有机的融合，彼此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以利用生物和化学防治综合治理入侵植物为例，由于融合了化学和生物防治的优势，同时又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因此具有以下特点：（1）速效性
在实施的前期，在一些急需除掉有害植物的地方，将有选择地使用一定品种和剂量的除草剂，以在短期内迅速抑制有害植物种群的扩散蔓延，从而加快控制速度；（2）持续性
由于除草剂只能取得短期防效，难以持久，因此，使用除草剂后，释放一定数量的专食有害植物的天敌昆虫并使其建立种群定居，长期自我繁殖，并逐渐达到和保持植物-天敌之间的种群动态平衡，取得持续控制的结果；（3）安全性
与单一应用化学除草剂相比，综合治理对化学除草剂的品种、使用浓度、剂量及应用次数都有严格的限制，所选择的除草剂对其它生物安全，使用浓度、剂量、次数都大大低于常规用量，因此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对环境影响不大；（4）经济性
综合治理技术体系以生物防治为主，在释放天敌后，天敌可自我繁殖，建立种群，在达到一定数量后基本上不再需要人工增殖，因此具有一次投资、长期见效的优势，防治成本相对较低（丁建清，1995）。
6 目前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6.1 立法与管理对策
国家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外来种的法规或条例，应迅速制定防止外来入侵法和入侵种管理法，从法制高度重视生物入侵问题。由于外来入侵生物威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仅靠某一个或几个部门是不够的，应成立包括农业、林业、环保、海洋、贸易、检疫、卫生、国防、司法、教育、科研等国家主管部门在内的统一管理协调委员会，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全面管理外来入侵种。
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到入侵种传入的各个环节，针对每一传入途径制定相应的法制管理对策。尤其是对生物引种（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转基因生物）、交通运输、国际贸易货物、旅游等加强立法监管。例如，从国外引进植物时，应对引入目的、植物种类、引入地方、种植面积、可能的扩散地区等加强监管；引进昆虫用作生物防治或授粉昆虫等目的时，也应严格审查引进这些昆虫的目的、数量、释放地区和风险分析评价报告，既要防止引进的昆虫对本地昆虫带来危害，也防止它们自身变成新的害虫。因此，应制订明确的、细致的管理规程，其中至少应包括：（1）引进者递交引进申请（引入前的可行性分析报告）；（2）管理部门（专家联席委员会）对引进申请进行科学论证，同意或拒绝申请；（3）引进过程中的监管；（4）引进后的检疫、试种、监管、分析评价；（5）引进者申请释放或扩散；（6）管理部门（专家联席委员会）对释放申请进行论证，同意或拒绝释放；（7）释放后的检测和中长期评估
6.2 公众参与和教育对策
防止生物入侵，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应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提高全社会防范意识，使全社会参与到防止生物入侵的行动中。具体内容如下。
6.2.1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教育社会公众，使他们认识到生物入侵的危害性。
6.2.2 针对不同类群的公众，制定特定的宣传战略，如大量印刷、发行、赠送关于生物入侵的科普性文章、小册子，或制作生动活泼的音像制品，向旅游者提供有关信息和行动建议，使他们了解人类旅游与生物入侵的关系，防止旅游带来新的入侵种。
6.2.3 在有关检验检疫、生物引种、交通运输、国际贸易、旅游等重点行业的职工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6.2.4 对外来种容易侵入的地区如岛屿、湖泊、自然保护区等的工作人员加强防范入侵种意识，提高他们对早期生物入侵的警惕性。
6.3 利用（变废为益）对策
在经过科学的成本-收益分析论证后，可有效地利用入侵生物的某些经济特性，变废为宝，但在此过程中应严防新的人为扩散。
6.4 预防对策
6.4.1 对于生物引种，在引入前应进行充分的、科学的评估、预测和测验，谨慎引种 不仅要考虑到当前，还应预测将来；不仅要看经济利益，还要看生态危害；不仅要考虑地区性问题，更要考虑全国性问题。引入后应加强观测，释放后应不断跟踪，如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有效对策，避免大面积造成危害。
6.4.2 应进一步加强边境海关检疫和阻截作用，阻止新的入侵种入境 加强对入境的各种交通工具如列车、汽车、轮船和旅游者携带的行李以及各种货物的检查工作，防止无意带入外来生物。
6.5 控制及恢复对策
对于已传入并造成危害的入侵种，应采取迅速的控制对策。具体的控制技术以上已有详细说明，不再赘述。清除入侵种后，需要在发生范围作定期检查，及时处理问题，以防止重新入侵。在清除后的裸地种植速生的本地植物，促进本地群落生态系统尽早恢复到自然状态。
6.6 科研对策
加强对生物入侵的研究，明确入侵种类、分布、机制，评价入侵种带来的生态危害，研究控制对策和具体技术，是我国目前解决生物入侵的关键。没有科学的研究结果作为指导，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研究外来种的同时，应充分研究、了解本地生物种类，在诸如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中，尽可能利用本地种，发挥本地种的作用，减少引进使用本地种。
6.7 信息流通对策
国内目前在生物入侵方面的信息很多，但不能有效地沟通。成立国家生物入侵信息中心，建立信息库，有效利用国际互联网和局域网，将会加强信息流通，对预防和控制生物入侵具有重要作用。
1 外来入侵植物
1.1 水葫芦
水葫芦又称凤眼兰、凤眼莲，雨久花科，凤眼莲属，多年生水生植物, 浮水草本或根生于泥中。茎极短，具长匍匐枝, 与母株分离后长成新植株。叶基生，莲座状，叶片卵形、倒卵形至肾圆形，光亮；叶柄基部略带紫红色、膨大呈葫芦状的气囊。花紫兰色，上面一片较大，中部具黄斑。整株水上部分可高达1
m以上。水葫芦的繁殖方式分有性和无性两种，以无性为主。依靠匍匐枝与母株分离这种方式，在最适合条件下，水葫芦的植株数量在5天内可以增加一倍。水葫芦的一株花穗可产生300粒种子，种子沉积水下可存活5～20年（Forna
and Wright, 1981）。水葫芦在很多生境中均可生长，水库、湖泊、池塘、沟渠、流速缓慢的河道等是其最为适宜的生境，它在稻田也常发生而成为害草，另外，在沼泽地及其它低湿的地方，水葫芦也可生长繁殖。水葫芦的生长对水中的养分和pH值的要求并不高，但如水中盐分含量超过0.06%时即死亡。最适合的生长条件为pH值为7，磷含量20ppm，并有足够的氮，最适宜温度为28～30℃。霜冻可使水葫芦植株死亡，但在很多地区，只有叶部受霜冻影响，植株基部仍保持绿色并不死亡，因此可顺利越冬（Waterhouse,
1994）。
水葫芦原产南美，大约于20世纪30年代作为畜禽饲料引入我国大陆，并曾作为观赏和净化水质植物推广种植，后逸为野生。由于其无性繁殖速度极快，现已广泛分布于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17个省市，尤以云南昆明、江苏、浙江、福建、四川、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发生严重（丁建清等，1995）。水葫芦主要分布于河流、湖泊和水塘中，往往形成单一的优势群落，排挤本地水生植物，那些依赖这些水生植物生存的水生动物也受到了威胁。云南昆明市赖以生存的高原湖泊滇池内连绵1
000 hm2的水面上全部生长着水葫芦，盖度近100%，由于水质污染和因此而导致的水葫芦的疯长，滇池内很多水生生物已处于灭绝的边缘。资料记载，60年代以前滇池主要水生植物有16种，水生动物68种，但到80年代，大部分水生植物相继消亡，水生动物仅存30余种。人工打捞是目前的主要控制措施。中国农科院生防所1995年从美国和阿根廷引进了专食水葫芦的天敌昆虫Neochetina
eichhorniae和N. bruchi并在浙江和福建释放，取得了初步的控制效果（丁建清等，1998b；丁建清等，2001）；有的地方利用草甘膦、农达和克芜踪等化学除草剂也可在短时间内控制水葫芦（丁建清等，1998a）；协调应用除草剂和天敌昆虫防治水葫芦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进展（Ding
et al., 1999。但总地说来，目前国内水葫芦的防除缺乏统一的、科学的技术指导，在大多数地区，水葫芦生长速度超过控制速度，控制效果并不理想。
1.2 薇甘菊
薇甘菊，属菊科，假泽兰属，属多年生草质或稍木质藤本。茎细长，匍匐或攀缘，多分枝；茎中部叶三角状卵形至卵形，基部心形；花白色，头状花序。薇甘菊兼无性和无性两种繁殖方式。其茎节和节间都能生根，每个节的叶腋都可长出一对新枝，形成新枝株，故薇甘菊的英文名称为“一分钟一英里”，形象地比喻其快速的生长和扩散。在我国广东，薇甘菊常见于破坏的林地边缘、荒弃农田、路边、疏于管理的果园、水库和沟渠两侧等。在土壤疏松、有机质丰富、阳光充足的生境中，薇甘菊特别易于生长（黄忠良等，2000）。
薇甘菊原产于中美洲，现已广泛传播到亚洲热带地区，包括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菲律宾，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索罗门岛、印度洋圣诞岛和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包括斐济、西萨摩尔、澳大利亚北昆士兰地区。作为外来杂草，薇甘菊1919年便在香港出现，1984年在深圳发现，现广泛分布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薇甘菊是一种具有超强繁殖能力的喜欢攀缘的藤本植物，攀上灌木和乔木后，能迅速形成整株覆盖之势，使植物因光合作用受到破坏窒息而死，薇甘菊也可通过产生异株克生物质来抑制其它植物的生长。对6～8
m以下天然次生林、人工速生林、经济林、风景林的几乎所有树种，尤其对一些郁密度小的次生林、风景林的危害最为严重，可造成成片树木枯萎死亡而形成灾害性后果。自90年代开始，该草从东南亚蔓延到香港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在460
hm2多的内伶仃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80％范围遭受薇甘菊的危害，造成灾害性危害的面积已达80 hm2，在这个自然保护区里生活着600多只猕猴以及穿山甲、蟒蛇等重点保护动物，这些猕猴依赖为生的香蕉、荔枝、龙眼、野生桔及一些灌木和乔木被薇甘菊大片覆盖，难以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它们的生存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危及到岛上的猕猴、红树林及鸟类生存，如不采取紧急措施，不但这些猕猴等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有着灭绝的威胁，这个国家级保护区也面临被毁灭的危险。近两年，广东省、深圳市和珠海市政府组织多次人工拔除，但收效甚微；目前正开展化学防治试验，薇甘菊天敌群落的调查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2 外来害虫
2.1 美国白蛾
美国白蛾Hyphantria cunea，又称秋幕毛虫、秋幕蛾，属鳞翅目Lepidoptera，灯蛾科Arctiidae。成虫白色，体长12～15
mm，翅展25～28 mm。雄虫触角双栉齿状。前翅上有几个褐色斑点。雌虫触角锯齿状，前翅纯白色。卵球形，初期为浅绿色，孵化前为褐色。卵通常以不规则块状产在叶背面，每卵块300余粒。幼虫体色变化很大，根据头部色泽分为红头型和黑头型两类。蛹长纺锤形，暗红褐色，茧褐色或暗红色，由稀疏的丝混杂幼虫体毛组成（方承莱，1985）。
美国白蛾以蛹在树皮下或地面枯枝落叶处越冬，幼虫孵化后吐丝结网，群集网中取食叶片，叶片被食尽后，幼虫移至枝杈和嫩枝的另一部分织一新网。1～4龄幼虫多结网危害，网幕为乳黄色，可达50
cm。5龄后的幼虫开始脱离网幕，分散危害，达到暴食阶段。美国白蛾在辽宁等地，每年发生2代。
美国白蛾为重要的国际植物检疫对象，原产北美洲，1940年传入欧洲，1945年传入日本，1958年传入朝鲜，1979年传入我国辽宁丹东一带，1984年在陕西发现，现分布危害于辽宁、河北、山东、陕西、天津等省区，极有可能于近期入侵北京。它是目前对我国农林业造成毁灭性灾害的最为严重的入侵性害虫。它可危害200多种农林植物，包括桑树、臭椿、白蜡，榆树、山楂、苹果、梨、樱桃、柳、杏、泡桐、葡萄、杨树、香椿、李、槐树，桃树、马铃薯、向日葵、草莓、韭菜、玉米、黄瓜、茄子、柿树、黑枣、大豆、甘蓝、丝瓜、蓖麻、冬青、南瓜、花生、辣椒、白菜、甜瓜、烟、西葫芦、红麻、大麻、芝麻、曼陀罗、胡萝卜、番茄、棉花。它繁殖力强，扩散快，每年可向外扩散35～50
km。各级政府对此十分重视。1981国务院办公厅年转发了农业部、林业部关于加强对美国白蛾检疫和防治工作的报告的通知；198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迅速扑灭陕西境内美国白蛾的紧急通知》；以上各省市政府均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参加的美国白蛾防治领导小组，1995年天津发现美国白蛾后，北京市1996年了成立“严防指挥部”，以杜绝美国白蛾进京。陕西西安、咸阳、辽宁锦州等地利用人工、机械、化学等方法成功控制了美国白蛾的危害。具体方法有：利用黑光灯诱杀成蛾；人工剪除网幕；秋冬季人工挖蛹；喷施溴氰菊酯、灭幼脲等化学和生物杀虫剂等。
2.2 美洲斑潜蝇
美洲斑潜蝇Liriomyza sativae Blanchard，属双翅目，潜蝇科Agromyzidae，又称蔬菜斑潜蝇、苜蓿斑潜蝇。成虫体形较小，头部黄色，眼后眶黑色；中胸背板黑色光亮，中胸侧板大部分黄色；足黄色，两侧有淡棕色斑纹；翅长1.3～1.7
mm；卵白色，半透明；幼虫蛆状，初孵时半透明，后为鲜橙黄色；蛹椭圆形，橙黄色，长1.3～2.3 mm。
美洲斑潜蝇成虫具有较强的趋光性，飞翔能力较差。成虫吸取植株叶片汁液，在叶片上形成近圆形刻点状凹陷；卵产于叶片上下表皮之间的叶肉中；初孵幼虫潜食叶片上下表皮之间的叶肉，并形成隧道，隧道端部略膨大，老龄幼虫咬破隧道的上表皮爬出道外化蛹。因地理气候不同，该虫的发生特点各异。在我国海南省，可全年发生，而在湖北、江苏和安徽等地，8、9、10月发生严重；在北京、河北、天津一带，7、8、9月危害相对严重（王福祥，1997）。
美洲斑潜蝇原产美洲，目前分布于美洲、大洋州、非洲和亚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虫最早于1993年在我国海南省发现，但到1998年，已蔓延到全国21个省区市，危害面积达1
300 000 hm2多。美洲斑潜蝇可寄生22个科的110种植物，尤其是蔬菜瓜果类受害严重，包括黄瓜、甜瓜、西瓜、西葫芦、丝瓜、番茄、辣椒、茄子、豇豆、菜豆、豌豆和扁豆等，它对叶片的危害率可达10%～80%，常造成瓜菜减产、品质下降，严重时甚至绝收。目前在我国防治美洲斑潜蝇的主要措施包括：（1）农业防治（人工防治）
在害虫发生高峰时，摘除带虫叶片销毁；（2）物理防治 依据美洲斑潜蝇的趋黄习性，利用黄板诱杀；（3）化学防治 采用绿菜宝、巴丹、杀虫双等可取得明显的效果；（4）生物防治
利用寄生蜂防治，据调查，在不用药的情况下，寄生蜂天敌寄生率可达50%以上，因此有效保护利用天敌也可取得一定的防治效果（许再富、曾玲，1989）。
3 线虫类
3.1 松材线虫
松材线虫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属蠕形动物门，线虫纲，垫刃目，滑刃总科，伞刃属。线虫成虫虫体细长，体长约1
mm，雌虫尾部近圆锥形，末端圆。雄虫尾部似鸟爪，向腹面弯曲。
松材线虫病又称松枯萎病，是一种毁灭性病害。它是通过松墨天牛Monochamus alternatus等媒介昆虫传播松材线虫于松树体内引发的松树病害。被松材线虫感染后的松树，针叶黄褐色或红褐色、萎蔫下垂，树脂分泌停止，树干可观察到天牛侵入孔或产卵痕迹，病树整株干枯死亡，木材腐烂。
此病多发生在高温干旱的气候条件下。从罹病树中羽化出来的天牛几乎100％携带松材线虫，每只天牛都可携带成千上万条线虫，最高可达28万条。当天牛在树上咬食作补充营养时，线虫幼虫就从天牛取食造成的伤口进入树脂道，然后蜕皮成为成虫。被松材线虫侵染的松树往往又是松墨天牛的产卵对象。翌年，在罹病松树内寄生的松墨天牛羽化时又会携带大量线虫，并“接种”到健康的树上，导致病害的扩散蔓延。该病的近距离传播主要靠天牛携带传播，远距离主要靠人为调运带疫（带松材线虫的天牛）的苗木、松材、松木包装箱及松木制品等进行传播。松树线虫雌雄虫交尾后产卵，每雌虫产卵约100粒。虫卵在温度25℃下30小时孵化。幼虫共4龄。在温度30℃时，线虫3天即可完成一个世代。松材线虫生长繁殖的最适温度为20℃，低于10℃时不能发育，28℃以上繁殖会受到抑制，在33℃以上则不能繁殖（岑炳沾，2001）。
此病在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均有发生。我国1982年在南京中山陵首次发现，以后相继在安徽、山东、浙江、广东等省的局部地区发生并流行成灾，导致大量松树枯死，已被我国列入对内、对外的检疫对象。松材线虫病给安徽、浙江两省带来了近5亿元的经济损失。
我国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松材线虫病的治理工作，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广东省实施3年的国家级松材线虫病工程试点治理项目，中央、地方和林业部门共计投资5
736万元，治理区土地总面积801 418 hm2，已能够实现“控制、压缩和扑灭”松材线虫病。应用松褐天牛引诱剂和诱捕器及航空监测技术，提高了宏观监控疫情的能力；人工伐除病死树，袋装熏蒸杀灭松褐天牛，利用管氏肿腿蜂防治天牛等方法，起到了明显的控灾效果（新华网，2001）。在安徽，为防止和隔断松材线虫病害传入黄山风景区，一项以保护黄山松为目的的黄山松材线虫病预防体系生物控制带工程近日全面启动实施。宽4
km，内围边界长67 km，外围边界长100 km的黄山生物控制带建成后，将有效阻隔松材线虫病传入黄山风景区（黄讯，2001）。
4 软体动物
4.1 福寿螺
福寿螺Ampullaria gigas Spix，又名大瓶螺，两栖淡水贝类软体生物，属软体动物门Mollusca，腹足纲Gasopoda，瓶螺科Pilaidae。成螺雌雄异体，爬行体长3.5～6
cm，贝壳近似圆盘形，一般具6螺层；卵圆球形，直径2～2.5 mm，初产时深红色、粘稠，孵化前变淡，卵成堆叠产，每卵块3～5层，约100～960粒不等；幼螺初孵体长2～2.5
mm，软体部分呈深红色，初孵幼螺可在水中爬行，以后贝壳向右旋增加。螺口径在2.2 cm以下为幼螺或高龄幼螺（冯伟明，1994）。
福寿螺的生活史分为卵、幼螺和成螺三个阶段。雌雄交配后，受精作用在体内进行。产卵部位主要在离水面10～20 cm的杂草、作物植株或沟渠石壁上，初孵幼螺脱落于水中，即能浮游觅食，独立生活；成螺产卵次数多，产卵量大，每交配一次可连续产卵10多次。成螺喜栖于土壤肥沃、有水生植物生长的流水缓慢的河沟或水田等生境，白天多沉于水底和附在池边，或聚集在水生植物下面，夜晚取食。温度对福寿螺的生长影响很大。在长江以南地区福寿螺可自然越冬，年发生两个世代（蔡汉雄，陈日中，1990）。
福寿螺原产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20世纪70～80年代引入台湾、广东等地，最初价值很高，颇受欢迎，但其肉质松软，缺乏本地田螺的香脆，致使销路大减，人们被迫弃养，福寿螺因此成为河道、水沟、池塘的野生生物。由于福寿螺食性杂、繁殖力强、发育速度快，很快便成为福建、广东、广西、浙江、上海等地的有害动物，福寿螺经常啃食水生植物叶片和茎杆，严重影响植物生长。在广西鹿寨县，福寿螺在稻田的发生密度高达16.95个/m2，水稻受害株率一般为7%～15%，最高达64%；福寿螺危害莲藕，幼螺从叶底啃食浮贴水面的莲叶，致使叶片成穿孔或缺刻，严重时叶片被啃食得千疮百孔，难以抽离水面；福寿螺还危害水仙花等其它水生植物。另外，福寿螺还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的中间宿主，极易给周围居民带来健康问题。目前福寿螺的防治是以化学防治为主，辅以人工防治，尚未开展生物防治。由于没有系统、科学的立项研究，目前防治中存在的问题有：所选用的化学杀螺剂品种对水体毒性大，严重污染水质；施药量过多，增加防治成本；防治技术不够精确，防效较低。
5.1 獭狸
獭狸Myocastor coypus，又称海狸鼠、草狸獭、沼鼠等，属啮齿目海狸科。獭狸体躯短粗而圆，黑褐色，头大体肥，上唇具较大的浅褐色触须，成年雌鼠体长50～65
cm，尾长30～40 cm，雄鼠比雌鼠略重，四肢粗短，后肢稍长于前肢，前肢间无蹼，后趾除第1、2趾间无蹼外，其余的趾均具蹼，后掌可支撑身躯站立，游泳时可作浆划行；嗅觉较差，耳小而圆，听觉灵敏（许瑞秋等，1997）。
獭狸在我国南方各地野生，多栖息于常年不结冰、各种水生植物繁茂的河沟、池塘附近，利用较陡的斜坡钻洞营巢。主要以植物茎、枝叶为食，也食河蚌和其它软体动物。成年雌鼠每胎产仔6～8只以上，一年四季均可交配产仔（许瑞秋等，1997）。
獭狸原产于南美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地，我国最早于1953年从前苏联引进到东北动物园饲养供观赏用。由于獭狸具有浓密柔软的绒毛，毛皮保温性能好，一度被各地视为珍稀动物。福建省于1989～1994年间曾积极引种饲养，但由于肉味欠佳，在南方饲养后毛质变差，人们逐渐对獭狸失去了兴趣，大量的獭狸于是逃生或被放生，从而在野外自生自繁，成为危害农作物的重要有害生物。在福建古田县，獭狸啃食稻苗，被害稻苗减产可达25%～30%。对番茄、西瓜、马铃薯、蔬菜以及栌柑、雪柑等果树也造成了严重危害，被害的田园损失率大大超过许多病虫的损失。我国南方的地理气候比较适宜獭狸的自然繁殖，应加强对獭狸种群发展和扩散的动态监测，应及时采取猎杀、毒杀等手段限制其扩散蔓延，以减少对农业生产的损失（许瑞秋等，1997）。
参考文献
Cook, G.D. 1998. The impact of weeds on World Heritage natural values of Kakadu
National Park: http://www.biodiversity.csiro.au/2nd_level/3rd_level/Case%20Study%20List.htm
Costanza R. et al. 1997.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s services and nature
capital. Nature, 387: 253-260.
Ding Jianqing, Ren Wang, Chen Zhiqun ,Fu Weidong. 1998. Towards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water hyacinth with insects and herbicides in southern China,142-147. In:
Martin P.H., M. Julien & T. Cent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OBC
Global Working Group Meeting for the Biological and Integrated Control of Water
Hyacinth, 16-19 Nov. 1998, Zimbabwe.
Edward L. McWilliams and Michael A. Arnold. 1998. Horticultural History Repeating
Itself: Dispersal and the Invasion Lag Phase of Exotic Plants on the TAMU Campus，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Metropolitan Tree Improvement Alliance Conference，St.
Louis, MO, September 30 and October 1, 1998.
Elton, C. 1958. 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plant and animal.London: Methuen.
Enserink, M. 1999. Biological invaders Sweep in.Science. 285: 1 834-1 836.
Forno, I.W. and Wright, A.D. 1981. The biology of Australia weeds. 5. Eichhornia
crassipes.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47:21-28.
Fox, M.D. and B.J.Fox. 1986. The susceptibility of natural communities to invasion.
In：Groves R.H. & J.J.Burdon eds.Ecology of biological invas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57-66.
Harley, K.L.S. and I.W.Forno. 1992. Biological Control of weeds. Melborne
- Sydeney: Inkata Press.
Schroeder, D. 1992. Biological Control of Weeds: a Review of Principle and Trends.
Pesq. agropec. bras., Brasilia, 27, s/n: 191-212, abr.1992.
Simberloff, D. 1997. The biology of invasions.In：Simberloff D.et al.eds.Strangers
in paradise: impact and mangement of nonidigenous species in Florida.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Simberloff, D. And P. Stiling. 1996. How risky is biological control? Ecology,
77:1 965-1 974.
Xie Yan, Li Zhen-yu, Gregg W.P., Li Dian-mo. 2001. Invasive species in China
--- an overview.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10(8): 1 317-1 341.
蔡汉雄, 陈日中. 1990. 新的有害生物--大瓶螺. 广东农业科学, 5：36-38.
岑炳沾. 2001. 松材线虫病 http://nyxx.gz168.net/tw/B050102.htm
车晋滇, 郭喜红. 1999. 北美一枝黄花. 杂草科学, 1：17.
陈德牛, 张国庆. 1996. 非洲大蜗牛在云南境内传播危害. 植物检疫, 10(1):12-13.
陈灵芝. 1994. 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及其对策. 见钱迎倩, 马克平主编: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原理和方法.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3-35.
陈旭东, 何大愚. 1990. 利用泽兰实蝇控制紫茎泽兰的生防策略研究, 应用生态学报, 1(4): 315-321.
陈永革, 古德祥. 1998. 松突圆蚧与松突圆蚧花角蚜小蜂种间关系研究. 昆虫天敌, 20（3）：136-142.
程大生. 1986. 浅谈新疆麝鼠的由来. 野生动物, 5：52.
程桂芳, 杨集昆. 1997. 蔗扁蛾在我国的发生情况. 植物保护, 23（6）；46
丁建清. 1995. 生物防治：杂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 杂草学报, 9(1): 60-64.
丁建清, 万方浩. 1993. 杂草生物防治中的利益冲突. 见万方浩等主编: 昆虫生态学研究.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02-106.
丁建清, 王韧. 1998. 外来种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见《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编）: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58-61.
丁建清, 王韧, 陈志群, 范中南, 付卫东. 1998b. 利用象甲防治滇池水葫芦的可行性研究. 见程登发主编: 植物保护21世纪进展.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660-664.
丁建清, 王韧, 付卫东. 2000. 外来有害植物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其治理现状与对策.见许智宏主编：面向21世纪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三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97-306.
丁建清, 王韧, 王念英, 付卫东. 1998a. 四种化学除草剂对水葫芦的控制效果. 植物保护学报, 25(4): 373-374.
丁建清, 王韧等. 1995. 恶性水生杂草水葫芦在我国的发生危害及防治. 杂草学报, 9(1): 49-52.
丁建清, 付卫东. 1996. 生物防治：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4(4): 222-227.
方承莱. 1985. 中国经济昆虫志 第33册：鳞翅目，灯蛾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
关广清, 韩亚光, 尹睿等. 1993. 豚草替代控制研究. 见万方浩, 关广清, 王韧主编：豚草及豚草综合治理.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27-241.
何国锋. 1995. 广东省两种危险性林木害虫的传入及防治情况. 植物保护, 2：47-48.
黄 讯. 2000. 黄山打响“护松战”筑起生物控制带，抵御松材线虫病害. 《华东新闻》, 2000.11.16.
黄舟雄. 1990. 大米草成了大祸害--来自东吾洋的呼吁. 中国农牧渔业报, 10月22日.
黄忠良, 曹洪麟, 梁晓东等. 2000. 不同生境和森林内薇甘菊的生存与危害状况.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8（2）：131-138.
孔国辉, 吴七根, 胡启明. 2000. 外来杂草薇甘菊（Mikania micrantha H.B.K.）在我国的出现.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8(1):
27.
江荣昌, 姚秉琦. 1989. 化学除草技术手册.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373.
李迪强. 1994. 豚草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研究. 见马可平等编：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北京:首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 105.
李行誉. 1997. 我国稻水象甲的发生及治理. 植物检疫, 11（增刊）: 62-63.
李运朝, 张焕生等. 1991. 秦皇岛市美国白蛾疫情初步调查. 林业科技通讯, 4: 29-30.
梁玉波. 2001. 中国外来海洋生物种类及其危害.“生物多样性与外来入侵种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印刷中）.
刘伦辉, 谢寿昌, 张建华. 1985. 紫茎泽兰在我国的分布、危害与防除途径的探讨. 生态学报, 5(1): 1-6.
刘源智, 江 涌, 苏祥云等. 1998. 中国白蚁生物学及防治. 成都: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63-164.
潘务耀, 唐子颖等. 1993. 松突圆蚧花角蚜小蜂引进和利用的研究. 森林病虫通讯, 1：15-18.
庞雄飞等. 1994. 新侵入害虫--湿地松粉蚧的防治问题. 森林病虫通讯, 2：32-34.
强 胜, 曹学章. 2000. 中国异域杂草的考察与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9（4）：34-38.
万方浩, 关广清, 王 韧. 1993. 豚草及豚草综合治理.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大力. 1995. 豚草属植物的化感作用研究综述. 生态学杂志, 14（4）：48-53.
王伟平. 1996. 美国白蛾防治模式推广与应用. 林业科技通讯，3：44-45.
王韧, 王 远. 1988. 我国南方水花生发生危害及生物防治调查. 杂草学报, 2（1）：38-40.
王福祥. 1997. 美洲斑潜蝇的发生及综合防治. 农业科技通讯, 2：34.
谭万忠. 1994. 空心莲子草对几种作物的损失测定. 杂草学报 ，8（1）:28-31.
王献溥. 1997. 关于中国热带亚热带地区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 见《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编）.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社.185-200.
魏鸿均. 1997. 我国稻水象甲发生态势与持续控制. 植物检疫, 11（增刊）: 60-62
吴克强. 1993. 初谈滇池流域的生态平衡. 国内湖泊（水库）协作网通讯，1: 47-49.
夏友富. 2001. 外来物种越境转移、WTO与中国的对策研究. “生物多样性与外来入侵种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印刷中）.
夏风云. 1983. 豚草花粉过敏病. 植物检疫, 6: 16-19.
谢孝福. 1994. 植物引种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
解 焱, 李振宇, 汪 松. 中国外来入侵种. 见《外来入侵种和生物多样性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国家环保总局编.待出版）.
解焱, 汪松, 何芬奇, 赵尔宓等. 2001. 中国物种信息系统.http://www.chinabiodiversity.com
新华网. 松材线虫病在我国难再逞凶. 2001.05.29 17:00:20.
许再富, 曾 玲. 1989. 美洲斑潜蝇寄生蜂研究概况. 昆虫天敌, 20（3）：129-135.
许瑞秋, 丁学义, 曾志芳. 1997. 农田新的有害动物--獭狸. 植物保护, 23（5）：46-47.
胥晓刚, 张新全, 吴彦奇. 1999. 我国草坪引种选育若干问题的探讨. 中国草地, 1：57-61
燕长安, 陈玉文, 邢景光. 1992. 锦州市扑灭了美国白蛾. 植物检疫, 6（1）：37-38.
于大海, 崔砚林. 1997. 中国进出境动物检疫规范.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张大铭, 张富春, 王建民等. 褐家鼠在内陆干旱区的侵移及栖息地选择. 人类活动影响下兽类的演变（夏武平、张洁主编）.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85-187.
张国华, 曹文宣, 陈宜瑜. 1997. 湖泊放养渔业对我国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 水生生物学报, 21（3）：271-280.
张润杰, 何新风. 1997. 昆虫生态地理学与入侵危险性害虫控制. 生态科学, 16（1）：83-87.
郑生顺. 1999. 克氏螯虾生活习性观察. 水产养殖, 4：9-10.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 1998.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国家环保局主持）.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周卫川, 陈宝钦, 蔡金发等. 1989. 注意加强对玛瑙蜗牛的检疫. 植物检疫, 3(1):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