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出处：J. MARC FOGGIN
and ANDREW T. SMITH. 1996. 青海省高寒草地的使用及其生物多样性--地区和县级数据的使用《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二）》（汪松、谢彼德、解焱编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北京.217-226页.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物系, Tempe, AZ 85287－1501, 美国
1 引 言
为了确保对草场资源的持久经营管理，了解牧民对草地的利用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有关草场利用及当地生物多样性的数据十分缺乏，即使能够得到一些数据，也总是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去做出经营管理方面的决定。如果这些数据收集时的目的不是用来评估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性及其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或数据的收集本身仅是迫于政治上的原因，则使用这些数据反而会引出更大的问题。然而，对于一个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地区而言，大量的有关草场的数据对于评估该地区的自然资源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我们研究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青海省高寒草原区的省级和县级数据资料，这些数据都是关于草场的使用类型和草地生态系统持续利用及野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评估，并说明其在帮助当地、县和省级做出经营管理决策时的优缺点。
选择青海省的高寒草原地区为研究重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这些高寒草原在青海省所占面积很大（385 873 km2，占全省面积721 197
km2的54％）（Jing, 1986），而且几乎所有的可利用草地都与畜牧业有关（Hu et al., 1992; Wu, 1997）。青海有超过2
200万头牲畜，主要为绵羊和牦牛。从广义的角度上讲，青藏高原的高海拔草原面积有250万km2，其中可利用的草地约占70％。因此，虽然青藏高原上草地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对青海的分析可作为理解青藏高原草地畜牧业需求的基础，并可作为评判这片土地能为野生动物提供可靠庇护程度的指标。第二，这个地区早在
2 200 a 前就已经出现了畜牧业，因此可以认为，青藏高原本地的藏族牧民对草地的利用方式是可持续的（Ekavall，1968; Clarke，1987;
Goldstein and Reale，1990；Wu，1997）。在青海的大多数牧民都属于藏族部落，但是一些蒙古族部落对今天青海省的人口及土地利用也有着重要的影响（Lattimore，1940;
Schram，1954; Smith，1996）。第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青海省的草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现在的每一迹象都表明，该地区的栖息地已严重地退化（Hu
et al.，1992; Lang et al.，1997）。青海省只有1％的陆地面积是保护区（MacKinnon et al.，1996），因此,任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都必须全面分析所有草场的情况和退化状况。第四，在这个地区拥有举世瞩目的独特的哺乳动物群落，这可作为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指标（Hoffmann，1991;
Zhang，1991; Li，1989）。
许多研究都表明，现在青藏高原上草原的平均生物生产力比20～30 a 前降低了大约30％（Hu et al.，1992；NAS，1992;
Lang et al.，1997; Long & Ma，1997）。从1949年到1994年青海省家畜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而同时单位牲畜所占用的草场面积却从4.2
hm2/头持续下降到1.4 hm2/头（Long & Ma，1997）。最近在青海省生产力相对较高的111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温带草原、高山草原和温带荒漠草原的退化面积分别占其各自可利用总面积的45.12%、33.56%和35.28%（Lang
et al.，1997）。这一报告还指出，上述地区的植物地上生物量减少了73％以上，而有毒植物的面积扩大了5.6倍。这些情况是伴随着土地管理方面的重大变化而同时发生的。土地管理变化中主要的办法是试图通过外力的干预使居住在偏远地区的牧民生产方式现代化。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也被引进到草原上（Wei，1986）。在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66～1976）的几十年中畜牧业是集体所有制，然后于1985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开始私有化（Ho，1998）。传统的贸易方式被打破（Goldstein
and Beale，1990），使许多游牧部落定居的措施又不知不觉中把牲畜活动的空间范围缩小。影响畜群空间活动范围变化的最重要的生态因素，是对季节性放牧有重要作用的冬夏草场格局发生明显改变（Cincotta
et al., 1992; Miller, 1995）。
与此同时，高原上的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过去与非洲Serengeti平原一样给人以惊奇感的原生有蹄类哺乳动物，如今其数量和分布都已急剧减少（Schaller，1998）。这一减少可能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包括非法偷猎、围栏和高山草场生态系统的不断退化。为增加牧草产量，草原上的一种关键性物种--高原鼠兔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毒杀（Smith
et al.，1991）。在1986至1994年之间，害虫及"啮齿类动物"的控制计划所涉及的面积达74 628 km2，几乎占全省放牧面积的1/5。鼠兔的减少导致了许多以鼠兔洞穴为巢的共生物种（例如：蜥蜴、褐背拟地鸦Psedopodoces
humilis、几种雪雀 Montifiringilla），以及捕食它们的动物（诸如艾鼬Mustela eversmanni、香鼬M.
altaica、藏狐Vulpes ferrilata、赤狐V. vulpes、兔狲Otocolobus
manul），及其鸟类捕食者（诸如黑鸢Milvus migrans、大鵟Buteo hemilasius）的灭绝。狼Canis
lupis和棕熊Ursus arctos在很大程度上也以鼠兔为食（Prezewalski, 1983; Koslov, 1889;
Schaller, 1998）。此外，鼠兔挖洞穴能促进营养物质循环，并对微环境造成干扰从而增加植物的物种数量（Smith et al.，1991）。
我们通过分析省级和县级的数据，详细地研究了在土地利用方面的变化是如何影响草原的，即草原如何在维持畜牧业的同时，又保持其是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成分。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是纠缠在一起的，我们将说明如何分析这些互不相关的数据，而为有关这一广阔生态系统的政策提供信息。
2 方 法
2.1 研究范围
分析的数据来自青海省的高寒草地县--这里不包括所有地势低矮的县、海东农业区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位于柴达木盆地的沙漠县。因此，分析的县主要包括湟源、海南、果洛、玉树和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所有县，加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天祝和乌兰县，总共27个县属于分析范围。这27个县的海拔几乎都在3
000 m 以上，栖息地的类型包括从高寒草甸到高寒草原（Hu et al., 1992）。
2.2 草场利用
原始的数据包括草场的人口密度、草场质量和草场利用的季节（夏季或冬季牧场）。数据有两个来源：《今日青海》（Jing，1986）和全省人口统计数据（PCO，1992）。在这些资料中青海省的所有草地都根据其使用的季节和质量分了类。所有草场都是分季节利用的，并在省级水平将其划分为冬草场和夏草场两类。无论这种分类方法能不能反映草地季节性利用的真实情况，但应该认识到这是这一研究领域惟一能够得到的资料。
将夏季草场与冬季草场面积比率的对数乘以2得到夏季草场与冬季草场的相对面积标准化指数。得到的指数范围从－1（全部是冬季草场）到＋1（全部是夏季草场）。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草地的质量在政府文件中几乎总是被认为要么是“可利用的”（或“有用的”），要么是“不可利用”（或“荒地”）。更细一级的划分标准是将可利用的草地分为“优”、“中”或“差”三个等级。后一种分类系统是80年代初期为将草场更公平地分配到人头上而引入的，随后被用于1985年所颁布的草原法中（Ho，1998）。Jing（1986）向研究地区的县介绍了第二种分类方法。作者计算了每个县各种等级草地相对面积的标准化指数，其数值的范围从－1（低质量草原）到＋1（高质量草原）。首先对每一片供试草地质量加以评估，并根据其等级分别加权乘以3、2或1（从最高到最低），然后用2倍供试草地总面积除以各加权面积之和，其和减1再乘以2，即得到了草原等级的相对面积值。
季节性利用和草地质量的标准化指数都是通过对数公式计算出来的，以使比率分布更加标准，同时将结果乘以一个因子以放大其数值。当涉及草地质量时，还使用简单加权因子以区分每一单独的质量级别。
计算每个县的有效牧民人口密度时，首先是确定每个县从事畜牧业的劳动力比例，然后将这一比例乘以全县的人口数量以得出大概的牧民数量。然后我们根据每个县的可利用草原面积来确定其全部牧民人口的密度（同一面积总和也用来得出季节性利用和草地质量的标准化指数）。
2.3 哺乳动物生物多样性
多样性的测度是根据103个哺乳动物物种在这27个草原县的数据得出的（Li，1989）。在这103个物种中，我们的分析只包括：①在25％以上的草原县发现过；②由Hoffmann
(1991) 确认为"西藏"动物区系或被Zhang (1991) 确认为西藏动物区系中的"本地动物"或"特有动物"；③已知或被认为是栖息于草原或山地环境的动物。所以，最后共21种动物被确认为青海高寒草地的特征性哺乳动物。研究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就是根据这21个物种在每一个草地县中被发现的比例来确定的（Li，1989）。
3 结 果
3.1 草场利用
所有的27个县草地季节性利用的指数值变化范围都较宽*。虽然大多数县夏季草场和冬季草场的使用相对平衡（值接近0），但8个县的季节性利用情况很不一样，其中6个以冬季牧场为主，冬季牧场的比例占草地总面积的67％。
草地质量的标准化值也相差很大；其中1个县的草地质量属于最差的一级，3个县的草地质量属于最高级（图2）。多数县的草地质量平均下来都属于优的水平。
27个县草场上的牧民人口密度分布十分均匀，从最低0.3人/km2到最高5.5人/ km2。
这些变量每组之间的相关系数使我们能够初步理解它们的关系（图4）。随着草地人口密度的增加，更多的草场有被用作冬季牧场的倾向，但差异不显著（r =－0.17;
P = 0.40; 图4)。而利用冬草场越多的县，冬草场面积与草地质量偏差之间都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36; P = 0.06)。
因为季节性利用是惟一能够人为控制的潜在变量（政策制定者或牧民），其能被作为多元回归分析中的因变量，而牧场质量和牧民密度作为两个自变量。当把两个自变量一起考虑时，其对季节性利用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分析表明季节性利用和草地质量之间存在极显著相关（P<0.01），而与人口密度有显著相关（P<0.05）。
3.2 哺乳动物多样性
调查的大多数县都分布有被列为青海高寒草地特征动物物种的70％~90％（表1；图5）。这27个县中没有一个县包括所有的21种特征动物，其中一个县仅有57％的种。因此可以说青海草原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牧民密度直接或者是作为家畜数量密度（整个放牧压力）的代变量影响青海草原的生物多样性。随着草原上各县人口密度的增加，县级生物多样性在减少（R2
= 0.230; P = 0.001;）。
我们通过研究生物多样性和利用季节及其与草地质量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调查其中的因果关系。虽然两种关系的相关性都不显著，但它们的方向与推测相反：即更多地利用冬季牧场时生物多样性增加（R2
= 0.0497; P = 0.264），同时当草地质量降低时生物多样性也增加（R2 = 0.0761; P = 0.164）。
这些分析指出牧民人口密度可能仅仅是另一相关变量的指标。一种可能是离青海的省会西宁的距离，西宁位于海东地区，是该省惟一的一个大城市。离西宁的距离能够作为狩猎压力的一个代变量，因为大多数偷猎者来自青海东北部的海东地区。实际上，离西宁的距离和草原上的人口密度关系非常密切（R2
= 0.177; P = 0.029;）。而且，当直接研究这些变量时，在生物多样性和离西宁的距离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R2 = 0.249; P = 0.008;）。
下面，我们不考虑距离因素，研究草场人口密度、草地质量和季节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即在统计时去掉距离因素，只研究在距离回归生物多样性参数中的剩余部分及其影响。草场人口密度（R2
= 0.097; P = 0.114）和草地质量（R2 = 0.070; P = 0.182）对生物多样性都没有显著影响。季节利用确实与生物多样性有显著相关（R2
= 0.190; P = 0.023;），然而这种相关与我们的推测相反，即通常认为的利用的夏季草场越多草地质量越好，生物多样性也会增加，但事实不是如此。
最后，我们研究青海生物多样性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并研究了草地生物多样性的情况（统计时不考虑与西宁的距离因素）。图10描述在统计时将距离因素和季节利用因素排除后的草地生物多样性。研究表明青海省内有3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特别低：青海湖周围地区、同仁大峡谷和果洛地区。
4 讨 论
关于青海27个高寒草地县草场利用类型和生物多样性的调查虽然只是一个短期的工作，但也充分反映了青海的现状。虽然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往往需要使用这些现状资料，但充分了解导致当前状况的历史原因也是很重要的，这样这些数据和解决草原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降低的管理办法就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过去几十年里青海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是伴随着青海几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发展事件而发生的。第一个事件是农业的扩展，一度认为种植农作物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优于畜牧业。这一理论导致大面积的草原被开垦用来种植，不仅过去是这样，今天仍有小规模的草原在被开垦。例如40年前有人建议青海省在已有的4
367 km2 耕地基础上再开垦20 933 km2（草原面积占5 587 km2）新耕地（QSSJ，1958）。然而，由于青海省大部分土地不适合耕种，到今天只有1/5的上述土地仍在用于农业耕作（在80年代中期，青海有5
789 km2 耕地；Zhu, 1989）。然而，新的土地仍然在被开垦用于种植业。仅1996年在刚察县，一个典型的草地县，其耕地面积就增加了34％（GXXNJ，1996）。因为风沙侵蚀的原因，被耕种过的土地更容易退化，而在青藏高原被开垦过的土地要想恢复到自然状态是十分困难的（CCICED，1996）。
另一个事件是在中国土地权属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最初都是在某一部落范围内实行草场共有和牲畜私有。放牧类型包括季节性放牧、轮牧、延迟放牧和其它方式（Wu,
1997）。然而在公社所有制期间（1956~1978），家畜变为集体财产。当时这种所有权结构最大的失误是不同的组成部分并未归属同一机制，而是3种机构：主要的资源--草地属于公社（现在的乡）；第二种资源--牲畜属于大队（村）；劳动力--牧民属于生产队（自然村）。因此自然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对草地没有责任感，因为他们认为草原不属于他们，他们也没有长期持续使用草地的意识（Ho，1998）。最后，生产队在70年代后期解散，在80年代初时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代替，实际上是一种私有化形式。在省一级，为了加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青海把促进农业（种植业和畜牧业）经济发展放在优先的地位。给牧民的新合同（租赁）期限延长到30
a，在特殊的情况下延长到50 a。到90年代初期，总共74 667 km2（48％）的全省冬－春草场和65 133 km2（42％）的全省夏-秋草场被分给了个人家庭和村庄（Ma
et al.，1995）。
然而有证据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草原可能是有害的。Ho（1998）认为：
"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农业扩展到畜牧业的原因很可能是改革战略的政治需要。在畜牧业中实行这一制度时没有考虑各个地方的差别，以及畜牧业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特点。"
因此现在的草地管理制度结构与公社时期很相似，即，"两级资源管理，使用权属于个人家庭，而所有权属于负责加强放牧管理的外部组织�"（Ho，1998）。现在的情况是长期、持久地使用青海草地资源可能仍不是牧民个人的理性选择。如果事实如此，只有2个方法能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使青海高寒草地的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首先是制定一套具备严密组织管理且必须执行的土地利用规则，并能有保证其实施的配套方法。这一方法需要很大的财力和人力，而且在人口分布分散的草原区很难实施。另一方法是提出一个牲畜放牧和草地利用格局的区域性政策框架。这里，政策应该有利于将草场的自然资源交托给这些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后一种方法要求制定出的政策框架必须与所选择的资源所有制相适应。关键是要认识到青海草原的生态现状，这是一个气候多变的从干旱到半干旱的草地生态系统，这种状况使牧民的放牧方法具有天生的灵活性，允许季节性的（偶然是年度性的）牧群转移和重叠放牧（Miller，1995;
Wu，1997）。因而传统游牧实际上可能是对此生态系统最适应的利用方式，这就对目前试图引导游牧经济"现代化"的许多重要方面提出了疑问（Miller，1995;
Wu，1997）。
发生在青海的另一个趋向是畜牧业人口的经济活动多样性减少。在过去，年景有好有坏，牧民多少要依赖于交替的经济活动。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一直就是畜牧业每年循环活动的一部分（即使是一小部分）。以畜产品交换农产品的贸易网络是几个世纪来畜牧经济的本质部分（Wu，1997），然而这些活动在过去几十年变得越来越有限。这一变化明显地导致了对畜牧业生产本身更大的依赖性，同时促使牧民去极力增加家庭经济中的畜牧部分。从牧民的角度讲，这种需求在政策推动下被进一步强化，并更多地追求牲畜数量而忽视了质量。这至少是最近几十年青海省普遍出现牲畜数量增加和草地退化的部分原因。
最后一个可能影响青海草场生产力的趋向与青海省推行的“现代化”进程有关。青海省牧区发展的最基本目标是鼓励牧民"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而转向现代化的生产方式"（Xie,
1997）。蒙古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策目标也是提高牧民的生活水平（与现在的青海省情况类似--建围栏和冬季棚圈，给牲畜提供饲料等），政治管理限制了传统的季节性迁移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牲畜的流动性（Mearns，1996）。Li、Ma和Simpson
(1993)发现，在内蒙古同一时期新管理区的设立通常与过去的地理分区类型无关，这导致了从原来的长距离游牧迁移到现在的短距离在大队（村）的范围内的移动。在草场上围栏进一步限制了牧群的流动性，并把几乎所有的传统放牧方式中的自然灵活性废除，这对牧场和牧民都是有害的。Ho（1998）指出：
"企图将牧场围上围栏不仅与传统的重叠放牧相抵触，而且对生产力非常不同的自然资源也很不合适，例如在中国半干旱的西北地区的草原。……草原的特点是生产力不稳定，对其进行灵活的管理比僵化的管理更有益。试图把牧场分割成不同小区的试验失败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畜牧业发展方式是源于政策上更多地强调增加牲畜数量而不是其生产效率或质量，同时也与误认为中国能够不顾其资源和生态背景情况而效法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牧场管理系统有关。
在青海省畜牧业发展的观念导致了一个"四合一计划"的形成，以满足中国的最优先的目标--脱贫。这个针对青海省草原区的计划有4个基本的组成部分：①为牧民建房；②建造牲畜冬季棚圈；③围栏；④种草并储备冬季牧草（青海省扶贫办，1996）。以上每一部分都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但都是主要集中于冬-春草场，我们将在下文重点说明。
了解了这些历史趋向，我们现在来专门说明对这27个县的分析是如何帮助我们了解青海省高寒草地状况及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趋势的。在这些省级和县级的数据中我们对两个领域感兴趣。第一个是澄清牧场使用的类型，特别是关于夏季和冬季牧场之间的对比。第二个是牧场使用和青海高寒草地生物多样性减少之间的关系。
随着草原人口密度的增加，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即牧民越来越依赖于冬-春季牧场。反过来，冬-春季牧场的质量随着人口密度（家畜密度的替代参数）的增加而下降。这一现象反映了主要的管理方式应以牲畜本身为管理的核心（牲畜管理的角度），而不是草场的状况（从草场管理的角度）。从牲畜管理的角度看，牲畜的数量是最重要的。因为冬春季是牲畜饿死的多发期，增加冬-春季草场面积对于增加供牲畜使用的牧草以使其渡过严寒季节是最理性的反应。我们的分析表明这一观点更容易被靠近边缘地带的地区接受，无论这些地区的草场资源丰缺状况如何。因为希望增加越冬家畜的存活率，牧区的政府领导都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获得冬-春季牧草的问题上。当制定政策时，牲畜管理的观点在四合一的经济现代化计划及与其有关的发展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对冬季草场发展关注的意义是什么？第一，夏-秋季草场可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一步退化，因为更多数量的牲畜被赶到面积减小了的夏季草场上放牧（另见Cincotta
et al.，1992）。官方的牲畜管理观点认为科学技术有克服资源短缺的巨大能力，其忽略了一个数学上的事实，即冬-春季草场的面积增加意味着夏-秋季草场面积的减少，同时也忽视了生态方面的事实，即当更多的牲畜在一个较短的植物生长季节内在一个面积不断减少的脆弱生态系统中放牧，过牧的现象更可能发生。实际上，Lang
et al.（1997）发现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夏季牧场的退化程度要比冬季牧场高3到4倍，这主要是由于过度放牧造成的。很明显，如果是为了减轻草原退化以增加牧草产量，从而提高牲畜的生产力和质量，目前的草场管理观点必须发生至少部分的转变。
另一个含义与第一个有关，即大量的发展投入可能会在冬-春季草场和夏-秋季草场以及相关方面造成投资方向或比例的错误。一个实例发生在达日县，在那里对草原建设项目的投入已经有10年了（例如围栏、房屋、棚圈等），但家畜数量还是在减少，而草原的状况进一步恶化（Foggin
& Smith, 未发表的数据）。县领导对于如何遏制这一局面感到很困惑。
草场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之间有什么联系？最开始认为草原质量越差、人口密度高以及夏-秋季牧场比例小的地区，其生物多样性越低。然而这一关系在统计学上并未得到验证。实际上，生物多样性和人口密度、利用季节以及草地质量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而且都与推测的不同。只有人口密度和生物多样性有显著负相关。另外因为在3个变量之间（人口密度、利用季节和草地质量）没有一致的内在联系，其不能单独作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惟一因变量。因此有可能人口密度是另一个诸如到西宁的距离这样的因素的替代变量，这在统计学上能够得出，即距离变量和人口密度之间，以及距离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偷猎经常被作为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Schaller，1998），上述关系与这一情况一致（大多数偷猎者来自西宁附近的海东区）。另一个造成青海省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关键性物种--鼠兔的减少。消灭鼠兔的控制计划更多地集中于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
当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距西宁的距离在统计时被除去，另一个单独的变量 --利用季节将成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然而这一关系又与推测相反。与草场季节性利用有关的许多因变量，例如游牧移动的程度、教育、经济状况等，在这一关系中均属偶然因素，但是数据缺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详细分析。很有意思的是对这些研究的初步分析表明，妇女的教育程度，而不是该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与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存在显著相关。生物多样性与男女受正规教育的比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r
= －0.546, P<0.01），而与该区总的受教育状况间却无显著相关(r = 0.300, P = 0.12)。该统计结果表明，如果给妇女机会，她们将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积极的影响。除开这些社会经济因素，我们对土地利用的不同方式，如草地的不同季节利用方式对草地质量的影响，以及偷猎和施放毒饵是否会导致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等问题，都采取了详尽的方法进行分析。
当从统计上去掉距西宁远近因素，以及同时去掉与西宁距离和季节利用因素后，可得到一个模拟的青海生物多样性空间图谱。有3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极低，即海北和海南州的青海湖地区、湟南州的同仁大峡谷，以及果洛州的部分地区。人口密度的部分因素、偷猎和施放毒饵（与西宁距离）的大部分因素都已经从统计上消除，甚至季节利用因素也已消除。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地区哺乳动物多样性的空间变化呢？
在地区这一级的数据通常最容易获得（如本文中用于分析的数据），独立的历史事件可以解释大多数省一级的生物多样性变化。当分析亚马逊雨林情况时，Hecht
和 Cockbun（1990）指出："一旦理解了政治历史和政治经济，灾难的起因就显现出来"。在青海高寒草地这一案例中，起因存在于3个方面，现以上面提到的地理区域为例说明。青海湖地区是青藏高原上第一个开垦用于农业生产的地区之一，这导致了大面积自然植被的破坏，而且导致这一地区向对这一地区情况不适应的移民开放（QSRZ，1951；QSSJ，1958）。同仁峡谷也受到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影响（QSSJ，1958），在这个地区进行了许多不适合的"现代化"运动。即使是现在，由于要尽快大规模地执行"四合一计划"，湟源州草原地区的牧民还受到巨大的压力要其定居下来（青海扶贫办，1996；Goggin,
个人观察）。向定居方向发展的趋势并不只在湟源藏族自治州地区，这在整个地区可能都在积极地实施着。最后，果洛地区不仅受到政治上的苦头，而且面临着过度的土地退化（Foggin
1998, 个人观察），而最终的原因还不明确。家畜的高数量，挖洞哺乳动物（例如高原鼠兔、鼢鼠），以及春季大风都可能是起因（甘德和达日县的县长，1998年个人交流）。另外，据报道青藏高原许多地方发生的干旱化趋势可能能解释该地区这一问题加剧的原因（Miller
and Craig，1996）。任何最终的关于果洛州的土地退化的原因答案，如果能找到的话，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对达日县数据的最初分析指出，家畜的数量可能会超过近些年能够支持的最大数量，那里的草原可能受到损害（Foggin
& Smith, 未公开数据）。从上面的3个情况看，认为将草原转变成农业区的行动，即四合一的脱贫项目（导致从游牧转向定居），以及家畜的高数量是影响青海高寒草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素。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已经介绍过农业扩展、增加牲畜数量和"四合一计划"均在于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帮助提高生活水平，但要保证这些行动能够持续许多年而且惠及后代，还需要不断纠正方向以恢复草场的质量和青海的生物多样性，从而最终保证将来持续地利用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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