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生物入侵

　　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各地文化互相融通，但同时，各种生物物种也跟随全球化的步履走向世界，有的物种是友好拜访，有的物种却发动了疯狂的入侵。但大多数的入侵，错不在那些物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类活动把这些物种带到了它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我们常常称入侵的物种为害虫或害草，对这些物种来说是不公平的。是全球化制造了无数犯错的机会。

入侵物种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远古时代，全球化就开始了。10多万年前，人类从非洲迁徙到欧洲和亚洲；4万-6万年前，人类出现在澳大利亚；1.5-4万年前进入美洲。我们可以称此过程为“人类分布的全球化”。人类所经之处，总要携带一些外地的物种。例如，第一批来到美洲的亚洲人带来了狗，玻利尼西亚人航海时携带着猪、芋头、甘薯和其他至少30个物种（包括老鼠、蜥蜴这些“偷渡者”）。这也是外来物种第一次世界范围的入侵。
　　第二波全球化浪潮肇始于哥伦布的海上探险活动，这个过程打开了海外贸易的大门，也开启了人类全球旅行和物种迁徙的新时代。这一时期，人类应对自然的能力极大地增强，转移的物种数量和种类，以及转移的频率也已远非从前可比，从而彻底打开了外来物种，特别是外来入侵种在全球进出的大门。与此同时，强调消费的近代商业价值观也开始浮出海平面。
　　由于全球化的贸易为资源配置、生产方式和市场的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加之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及其价值观在全球范围的普及，以及欧洲对世界的殖民强权，世界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和殖民地时代。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也使物种的全球转移基本不再具有实质性的障碍。有资料显示，在蒸汽轮船被普遍使用后，仅1820~1830年间前往遥远的海滨地带移民的欧洲人就达到5000多万。随后移居欧洲、澳洲和美洲的中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等更是不计其数。而他们都带去了数量巨大的动植物。不仅如此，外来入侵种作为全球化资源和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更深地卷入了人类的生活。
　　而此时，外来物种（包括外来入侵种）也一直是推动全球化的一种主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人们的饮食需求都是靠外来物种来满足的。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没有土豆、西红柿、烟叶、玉米，以及牛会是怎样？而这些司空见惯的农产品和家畜都是外来物种。这些对于人类利益有着重要价值的动植物物种，显然也是人类生产和贸易的原动力之一。此外，为了保有这些被引入的对人类利益极为重要的外来物种，有时还必须引入有关的其它生物，如用以控制农业害虫的天敌生物等。可以说，外来物种（包括外来入侵种）的引入使人类得以利用全球的生物资源构建一个丰富的、适宜人类生存的生物体系，并为人类提供了更为富有的机会。
　　二十世纪后期，由于全球化的生产、消费和投资模式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强化和发展，意识形态的分歧让位于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加之交通运输、金融资讯、生物工程、军事战争等科技的飞速进步，以及现代文化与价值观的广泛推广与交融，世界开始迅速变成一个村落或城市。及至现在，人类可以随心所欲、轻而易举地获得、改良、转制、克隆，最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任何物种。因此，有人说我们进入了全面的全球化时代，当然这也包括入侵物种的全面的全球化。

外来入侵物种对全球化的逆动

　　但是，随着外来入侵物种引入规模的失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生态悲剧，生物入侵似乎正迅速地沦为全球化的严重阻碍。有意引入或无意携带进入的入侵物种的数量及其影响正在空前快速地增长着。如一些新型杂草和农业害虫开始出现在广袤的田野里，一些有害水生生物体（如细菌或病毒等）污染了海洋或淡水水体等。一些传染性疾病和病毒的发生也往往是外来物种入侵的例证，如淋巴腺鼠疫、天花、流感A病毒、爱滋病等。由此导致的人命及健康损失每年就达上百万人。而更多的入侵生物则尽其所能地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其间的自然生态系统。更糟糕的是，全球性的变化还将使生物入侵的危害范围极大地扩张，并最终威胁到人类通过全球化而编织的生物资源的花环。
　　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发展，生物入侵正在快速地向城市或城市边缘聚集，随着人为干扰或生态遭到破坏的地区越来越多，外来物种形成入侵的风险和速度也可能会大为增加。生物入侵还对自哥伦布航海时代以来所形成的强调消费的新商业价值观和人类赖以维系贸易的交通、运输关系等生活习惯形成了挑战。事实上，港口、机场以及铁路沿线已经成为入侵生物密集的焦点地区。至于目前科学界、伦理界广泛争论的转基因和克隆生物，则是科技发展和信息资讯技术全球化的产物。
　　在文化方面，生物入侵的威胁使传统知识以及创造实践活动的能力被迫丧失和降低，与之相关的生物资源的传统利用方式也受到抑制，以致永无可续。这是因为经济动机常常驱使人们采用新的或外来的物种以及新的耕作或生产技术，而不考虑这些物种是否可能形成入侵。同时，外来入侵种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改变或破坏，又往往是不可逆的。这严重威胁到占地球人口绝大部分的土著居民及社区的切身利益，并使人类的文化与文明进一步趋向同质化，减低其多样性价值，并势必加剧人类对资源的争夺。
　　最终，生物入侵还对自由贸易制度、全球生产模式等现代社会和全球化所赖以维系的根本制度体系构成了挑战，并造成国家间贸易乃至外交关系的紧张，使多数政府因全球一体化而削弱的政治意愿重新抬头，从而削弱了全球化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