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出处: 汪松.马敬能.解焱编辑.1996.第四年度（1995/1996）工作报告.在《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中.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52-75页.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第
五次会议材料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生物多样性工作组 （BWG/ CCICED） ----------------------------- 第四年度（1995/1996）工作报告 1996年7月 北京
背
景
1995-1996年工作组的活动：★生物多样性数据系统的建立
★湖北水源涵养区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实例研究
★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口研讨会
★工作组办公室的建立
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于1992年年底成立，中国科学院汪松教授和亚洲保护局（ABC）主任John MacKinnon博士分别担任中方和外方主席。工作组成员目前有外方专家6名，中方专家4名：
| John MacKinnon博士 | 亚洲保护局主任（外方主席） |
| Mark Collins博士 | 世界保护监测中心主任 |
| Charles Barber博士 | 世界资源研究所 |
| Steven Edwards博士 |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持续利用项目主任 |
| Andrew Smith教授 |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
| Jeff McNeely博士 |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生物多样性项目负责人 |
| Eduardo Fuentes 教授人 | 联合国开发署GEF生物多样性项目负责 |
| 汪 松教授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方主席） |
| 陈宜瑜院士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
| 陈灵芝教授员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 |
| 卿建华副司长长 | 国家林业部自然保护司副司 |
|
王献溥教授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
工作组根据工作需要，还聘请了以下国内科学家作为工作组特邀专家参与工作组的活动：
许再富教授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
李典谟教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
王宗禕教授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工作组在实际工作中，还经常邀请其他国际和国内有关专家参加部分工作组的研究和列席会议。
五年来，工作组基本上根据原定计划开展活动，但在实际工作中依据具体情况作了某些必要的调整，目前确定为：
1. 创造一个活跃的思想和工作经验交流的论坛，以便中国方面取得国际上广泛的经验。同时，管理人员能够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共同合作来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中的政策、策略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
2. 提供一种机制，与政府部门举行对口研讨会，使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确认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项目得以引起相关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3. 提供有关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独立见解，并对政府所关注的情况和决策提出意见。
4. 必要时为中国参与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和项目提出建议和协助，以确保中国从这些机构能够获得最大效益；同时尽可能展示其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所取得的可观成就，以期获得最良好的国际形象。
5. 选择适当的生态系统，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指出对这些系统产生威胁的因素，并提出确保这些利益可持续利用的措施。
在经历了几年经费十分局限的状况后，这一工作年度有幸得到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和欧洲联盟提供的经费资助，使工作组得以开展一些更深入的实际工作，从而能够向委员会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意见，为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工作组正在开展以下四个项目：
工作组正在积极地着手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数据系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与其他生物多样性研究和管理机构联网。该数据系统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
- 中国濒危动物信息系统（CESIS）和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系统（BIMS）。
1. 中国濒危动物信息系统（CESIS）
CESIS作为中科院"八五"重大项目，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课题的一部分，已于1996年初初步建成。系统收录了哺乳类160种、鸟类284种、鱼类101种、两栖爬行类108种，共653种濒危物种的最新信息，并拥有使用方便且界面友好的用户服务程序，能够为政府有关部门及科研、教学单位的管理、研究人员了解我国脊椎动物濒危物种的分布数量、濒危等级、致危因素、保护现状、保护措施建议、驯养繁殖状况等方面的信息，为物种的保护、管理和研究提供必要的依据。
目前此项目仍在继续进行数据的录入，并计划开展以下工作：
该信息系统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充实，同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前期已经在联接CESIS与BIMS方面作了一定的工作，并将继续完成这一工作，以便这两个重点不同的系统能够互相补充，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系统（BIMS）
BIMS是由世界银行资助，经亚洲保护局开发的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该系统能够评估物种和生境的现状，评价分布区和保护区的重要性。它是一个在GIS环境下运行的内部相关的数据库。按照地理单元、生境类型及其生存的海拔范围给物种编码后，即可用GIS确定有多少原有生境，现存多少以及多少存在于保护区内。该系统提供每个物种的分布图，能重叠显示出已知的所有记录点。同时能够输出标准的生境图和保护区系统图。系统还储备了每个物种的扫描图或绘制图。
在分布区水平上，该系统不仅能够处理编目和调查记录，还能够处理各个保护区的管理信息以及职员和当地村民的资料信息。依靠该系统的分析工具，能够比较不同地区的物种组成，对保护区不同层叠信息进行分析，并显示调查记录数据的发展趋势。该系统的一大优势是已被用于中国的许多周边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缅甸、老挝和越南的保护现状监测，因此可以用于跨国界保护区的规划。
为建立BIMS数据库，已经购置了586计算机、数字化仪、扫描仪、黑白打印机、光盘驱动器和磁带备份机各一台。两位国际顾问 - Lewie
Dekker和John MacKinnon花了整整10周的时间，在中国同事的协作下，调试该系统的中国部分，并加入了许多相关的数据集。目前该系统已经能够运行中文，有关中国的保护区系统、中国所有鸟类、中国所有哺乳类和300种濒危植物的初步数据集已经完成。此项工作在亚洲保护局（ABC）和位于英国剑桥的世界保护监测中心（WCMC）的支持下将继续进行。该系统的保护区系统和现存森林分布（根据530种卫星显象）的数据集已经完成，但仍然需要大量工作来完成GIS环境下生境类型的部分。预计今年年底整个系统当可运作，但数据录入和更新的工作是无止境的。希望到1997年底依靠该系统能够出版中国所有哺乳类的现状报告。
为确定森林覆盖和生物多样性在一个具体实例中的实际价值，工作组选择了湖北省的一个水源涵养区 -
兴山县和神农架林区的部分地区进行野外研究.因为这些地区仍然有较高的森林覆盖率，多种土壤覆盖类型和一系列的水利发电厂，包括三峡大坝（中国专家已经计算出了其水源涵养效益的价值）。该项研究包括绘制这些地区的国土资源利用和植被单元地图、计算直接年产量，评价其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以及估价其土壤保持、水涵养（水分吸收效应）和固化碳作用（据植被生物量计算）等生态功能。工作组走访了乡村农户，查阅了县政府统计资料和水文报告，测量了野外实验样地，并在植被覆盖程度不同的地区选择了一些小型水源涵养区进行实验，绘制了植被、坡度、和土壤类型等地图，并进行叠加建成了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各水源涵养区建立了水土流失模型。该模型经调整后可用来预测森林植被的变化对水土流失和水流量的影响，以及这种变化与水利发电厂的效率、农业灌溉用水和洪灾发生频率的关系。此项野外实验已于1996年开始，并将持续到1997年。来自武汉和北京的专家在湖北的试验点两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土地单元的水土流失水平和持水能力。
兴山和神龙架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率高，其植被和土壤类型呈明显的垂直分布。实验采集了30个代表不同植被、土壤和坡度类型的样方，对植物物种进行鉴定，并对土样进行了腐殖质和水分含量（二者被视为水土流失标准参数）分析；同时评价了植被、土壤类型、坡度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工作中还进行了6次人工降雨实验以测量水土流失的情况，发现这两种方法的结果非常接近。
1. 植被：植被覆盖率越高，腐殖质含量越多，水土流失越少；
2. 坡度：坡度越大，土壤中腐殖质含量越少，水土流失越严重；
3. 土壤类型：黄棕壤的腐殖质含量和水含量远远大于山地棕壤，黄壤和黄砂性土壤依次含量更少。所有测定的土壤类型的水土流失水平均类似；
4. 人工降雨试验：人工降雨试验在各种农作物、灌木和种植林中进行。结果表明灌木和人工林几乎具有完全的水土保持作用,而光秃的栽培地以及各种坡度和不同程度农作物覆盖的土地的水土流失最严重。大雨后我们观察到栽培地的裸土吸水量增加，
但一旦被浸透，即变为泥泞的滑坡；
5. 神农架/兴山地区水质现状：沿香溪河，在5个点采集了水样进行水质分析。结果表明：pH值介于6.8-7.0之间，变幅很小；硝酸氮、亚硝酸氮离河源越远含量越高，而CO2和碱度呈相反趋势。
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有关专家正在建立GIS模型，以便使用GIS模型对这些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初步结果
该研究地区目前具有较高的植被覆盖率，溪流非常清澈，终年向长江汇入大量清洁水源。目前该地区水电装机容量为50,530千瓦，仅占该地区未来计划的23%。目前实际水电收益为0.36亿元/年，仅占装机潜在效益的10%，但已占该县农林总产值（2.1亿元/年）的17%。如果发电效率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且计划中的新水坝和电站也建设完工，按当前价格计算，全县的电力收益将为4.7亿元/年。这样可使全县收入翻一翻。当三峡大坝建成后，全县一半农用地将被淹没，而且全县19万总人口中的10万不得不在县境内重新安置。
坡地和山地限制了该地区新的农区、经济林及果园的发展。而且多数森林已遭砍伐，目前处于次生阶段，林业生产也无法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吸纳迁居人员最简单的方法是提高水电再生效率，增加保护次生林的人数，使森林达到成熟期，而不是开放这些地区，发展边缘农业（如目前所计划的那样）。吸收未安置的村民发展用电产业来增加电力生产的附加值。走访当地村民时发现木柴是他们的主要燃料。如果将剩余电力供应乡村，可以减少木材燃料的消耗，加速次生林的恢复，改善水源涵养区，提高水力再生效率。清澈的湖泊、美丽的森林景观，加上修缮通往神农架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道路后，还可大大提高兴山县的旅游潜力。
该项研究将很容易证明森林在改良水流方面的价值高于木材生产价值好几倍，这种乐观的估计还没有包括给下游带来的巨大利益，如对长江三峡大坝和葛州坝工程的效益，水灾控制、改良长江航运和干旱季节为长江下游1亿农业人口提供水源所创造的效益。
工作组计划于1997年扩展该项目的研究范围，增加两个研究地区，一个在青海草原，另一个在四川的亚高山林区。
三、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口研讨会
工作组的年度报告曾得到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和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然而工作组深感其活动仍仅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如何使工作组有机会就所提出的建议与政府有关部门见面并促使所提建议的可采纳部分纳入到政府部门的政策、二十一世纪议程或95计划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此工作组设想并建议举行与有关的政府机构，如林业、环保、农业、水产、海洋、科研、计划等部门的官员举行对口研讨会。这一设想先后得到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环保局解振华局长以及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林业部徐有芳部长、王志宝副部长和国家环保局王玉庆副局长的极大支持和亲自关注。
在CCICED加拿大支持办公室、欧洲联盟、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处以及上述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通力合作下，这一对口研讨会得以于1996年7月8-11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林业部各司（局）的代表超过25人、国家环保局11人、国家计委2人、国家科委1人、农业部6人、国家海洋局3人出席了研讨会，其中大部分是这些部门中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方面的司（局）、处级负责人。林业部王志宝副部长和环保局王玉庆副局长在百忙中亲临会议，作了重要发言，给与会者很大鼓舞，确保了会议的成功举行。?
研讨会上政府各部门有关官员和专家就其管辖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的管理工作作了全面介绍。工作组成员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诸多方面表达了评估意见和建议。研讨会通过大家各抒己见，坦诚地交换意见和开展讨论，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对工作组所提出的建议作了全面修订。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举行这样的研讨会十分有益，应在下一阶段工作组的计划中继续举行此类研讨会。同时，希望邀请更多的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财政部、广电部、教委的有关官员参加很有必要，以便讨论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费提供、公众保护意识提高和人才培养等问题。
以下是这次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口研讨会的两个会议纪要：
1. 工作组与林业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纪要
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与林业部的对口研讨会于1996年7月8-9日在北京皇家大饭店举行。工作组成员和林业部与会代表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就林业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工作组成员非常高兴能清楚地了解林业部目前的有关情况及其未来的计划。林业部与会代表也很高兴听取工作组的意见，并将在今后的工作计划中认真考虑这些颇有价值的建议。双方与会者都认为今后应更多地举行这样的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取得了以下结论和共识：
1) 中国的林业已经将环境保护视为其首要任务。目前整个林业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态系统建设和保护，这部分预算每年还在增加。
2) 在生产与保护这两个任务中取得平衡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使命，不能不顾及国家的实际需要，以及生活在林区的当地贫困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如何作出合理的平衡，取决于对各类森林系统的生态功能和价值的充分了解。林业部与会代表欢迎工作组在生态价值评估方面所作的尝试。
3) 工作组对林业部雄心勃勃和卓越的造林和林区扩展项目印象极深。总的说来，林业部接受这样的观点：含有当地树种的混交林比单一针叶树种和引入的外来种林型提供更好的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且意识到确定适合的混交树种和营造混交林的技术尚不完善。林业部代表愿意采纳进一步的建议和技术方面的指导以促进营造林质量的改进。
4) 工作组十分赞成林业部致力于迅速增加和逐渐完善设计的自然保护区系统，并在今后二十年进一步扩大这个系统。双方一致同意，保护区管理的标准尚需进一步完善。造成这一缺陷的原因尽管部分是由于缺少专业人员和管理经验，但主要原因是资金方面的严重不足。新的资金机制有待发展，以确保保护工作人员的合理报酬，并有适当的事业费以保证其职责的履行。
5)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从事一些经营性活动，这有时与其保护职能相矛盾。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更好的支持保护区事业费的机制，管理机构从事的经营活动不应当违背保护区的宗旨。
6) 双方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作为一个长期目标，对原生林的采伐应当停止。但是，这还不能突然停止，需要在找到别的新的木材来源和采伐人员得到妥善安排后才能逐渐实现。
7) 针叶林的环境保护功能更低，不应为营造针叶林而毁掉具有再生潜力的次生林和灌木，这样的森林应予封闭。同时利用飞播可以丰富自然再生林。
8) 目前中央和省一级的政府都不能为森林和物种的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水源涵养林保护和林业执法提供足够的资金。这种保护工作的作用和效益巨大，但受益的却是其他部门，如改善大气质量、增加农业生产、减少洪灾、提供食品、医药生产和增加水电生产等。应当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将更多的资金投回到保护工作中。
9) 工作组认为，林业部内部应加强对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的管理机构的协调。因为在国际上，它们都同属于广义的保护区范畴。双方都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与科研、教育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协调、合作和联系，以便在宣传、教育、执法、贸易、数据库等众多方面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水平。
10) 双方均认识到中国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分类学家和生态学家从事保护、调查和监测这样的重要工作。需要大力提高从自然保护区、中小学、高等院校到林业部下设的野生动物学院的培训和人才开发项目。
11) 双方认为公众对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必要性的认识正迅速加强，特别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但在经济不甚发达的城镇和乡村地区，还应该着重加强。在贫困地区，人们总是需要先解决温饱问题才能关注自然保护。农村急需脱贫项目，例如发展薪碳林、缓冲区项目和社区林业项目等。
12) 双方认识到，饲养繁殖濒危物种的作用有其积极的一面，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会议认为，就地保护是保护中国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最主要途径，通过人工饲养来拯救和繁殖濒危物种只有在认真制定了物种生存保护策略的前提下才可以开展。不必要的和不加控制地为经济目的而从野外捕捉和饲养濒危物种的做法，应当严格禁止。
13) 双方都感到，在濒危物种非法贸易的控制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有必要更好地掌握物种现状和分布的准确数据，以便修订濒危物种名录。法律保护有必要将所有的濒危物种包括在内，不论其珍贵与否。会议建议对于利用濒危物种制药的行为应当严加控制；野生动物的利用，只有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才能允许进行。
14) 工作组高兴地获悉，根据宋健国务委员对工作组早期报告所作评论中提出的倡议，中国林业部在1995年已经成功地主办了一次有20多个邻近国家和地区参加的野生动物贸易控制的会议，形成了旨在改进亚洲地区野生动物贸易控制的北京声明。继而林业部又同越南举行了双边会谈，起草了一项控制中越边境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协议。会议建议此类会谈也应扩大到野生动物边境问题严重的如老挝、缅甸等国家。
15) 双方共同认识到对生物资源（包括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湿地及荒漠等）的监测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础研究工作。国家要逐年增加监测工作的投入，呼吁有关国际组织给予支持。
16) 双方认识到确实存在野生动物有时破坏群众庄稼的问题。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应由当地政府负责补偿。但由于发生此类情况的地区都属于偏远落后的山区，当地政府无力支付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应由政府列出专项经费解决。
2. 工作组与国家环保局和其他部（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纪要
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和国家环保局（NEPA）、国家计委（SPC）、国家科委（SSTC）、农业部（MOA）、海洋局（SOA）等政府部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于1996年7月10-11日在北京皇家大饭店举行。各部门代表就目前开展的生物多样性工作及近期计划作了发言，工作组成员对某些关注的问题也阐述了观点。与会代表还就有关内容进行了讨论并交换意见。工作组成员对能了解中国政府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计划表示满意，各部门代表很高兴了解到工作组成员的观点及对某些问题的建议。
会议取得了以下的结论和共识：
1) 与会代表同意，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仍然是个首要问题，它对更好地保护中国的自然环境有很大推动作用。尽管各部门已经作了不少宣传工作，但仍感到有必要开展一项更统一的宣传运动，发动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已有的宣传手段，如媒介、小册子、研讨会及正规培训活动等。教育对象应特别针对青少年、国家高级干部和决策者。编写教育材料和教师培训工作也应相应进行。会议进一步认为，在某个试点城市或试点县开展此类宣传活动较为可行，通过树立榜样在其他地区推广。所有与会各部门代表都愿意在此项运动中发挥作用。
2) 与会代表对中国出现的一些环保非政府组织表示欣赏，并给予了支持和鼓励。非政府组织能够挖掘广大活跃而充满理想的青少年和普通民众的巨大潜力，开展大量基层活动，来辅助和促进政府部门正在进行的工作。
3) 与会代表对某些领域特别是系统分类学的人才缺乏和中国教育体系生物学教育的普遍不足表示极大的关注。如果中国不立即采取措施，强调生物科学的重要性，对系统学、分类学和编目等职业给予政策鼓励，就很难管理并受益于中国丰富的特有生物资源。会议对生物科学提出了一项具体建议，即教育体系应将生物学列入升学必考课程，环境课程必须给予相应的学分。生物多样性野外研究，包括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保护区内进行的研究也需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4) 与会代表都认为建立全国生物多样性数据库迫在眉睫，并对国家科委建立这样的数据库的项目由于合作和协调问题而搁置感到遗憾。国内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建立了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只是较为分散，国家环保局应予鼓励。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超数据库系统，收集那些现在已有和正在收集生物多样性信息的研究所的情况，逐渐找到方法通过Internet和其他数据交换手段，使这些不同的数据资料联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全国性生物多样性数据网络。这一网络应与国际数据网络接轨，如设在英国的世界自然保护监测中心（WCMC）。很明显需要一个协调机构牵头来完成这项工作。会议认为本项工作能够得到国外支持。从生物多样性公约角度来讲，中国有责任共享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但首要工作是必须找到共享国内信息的途径。
5) 与会代表希望看到一份在生物多样性规划，特别是国土资源和水资源合理利用规划方面的跨部门的协商报告。单独的部委可以作出国土资源利用的决定，但这势必影响到其他部门的生产，或者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国家计委开展了对所有计划进行综合评价的工作，但是由于存在许许多多不同作用时期的计划，而且许多这类计划都没有经过其他的相关机构的充分评估，因此国家计委的这一计划未能完成。然而，在省一级的水平这些评估可能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虽然这些活动常常能够在其他省份的更低水平发挥最大的作用。必须加强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和加强这方面的评估。
6) 与会代表赞赏国家环保局在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和生物多样性国家报告的编写中所起的协调作用，但仍然感到要形成一个可实施的国家行动计划的蓝图，仍然是不够的。建议下一步应该在具有生物多样性重要意义的省份和重要物种类群制定特定的二级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
7) 许多与会代表都感觉到需要一个更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权威机构。国家环保局目前能够担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有关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但是还没有足够的权威性来决断这类项目。因此难免造成一些部门之间的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复劳动，而有些生物多样性项目没有一个部门采取行动。
8) 与会代表都认为，目前在中国的许多经济发展领域投资非常多，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些领域，特别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的保护方面却仍然存在投资不足的现象。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大量的投入，但受益的是许多其他机构如农业、水灾减少、水利和水运等。希望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给予水生生态系统保护工作一定的补偿。
9) 与会代表对中国丰富的淡水鱼类受威胁的程度感到吃惊。致危的因素多而复杂，包括淤泥、筑坝、污染、过度捕捞和毁灭性的捕鱼方法。为了降低水生生态系统受威胁的程度，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合理管理和保护流域，包括保护水源涵养区，并停止在河流、湖泊开垦农田的做法，以免河流淤积和筑坝垦田造成湖泊生态系统的萎缩和阻隔；
10) 与会代表赞赏国家海洋局出版的《中国海洋二十一世纪议程》，同时也意识到海洋生态系统也面临许多因素的威胁，例如污染、淤泥、红树林被替代、珊瑚礁的开采、过捕和其他因素。当前亟待采取以下措施：
11) 草原生态系统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0%，对国家关系重大。但由于过度放牧、盲目开垦、不适当地使用化学药物、滥挖药材等行为使中国的草原生态系统面临严重的退化问题。各种草原掘土动物是良性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注意保持其生态平衡。鼠类猖獗是过牧导致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失调的一种表现。大规模施用杀虫剂会对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的总体状况造成长远的破坏，与会代表对此表示关注。工作组高兴地获悉目前在虫鼠害防治方面，生物防治面积已经达到全部防治面积的40%，而且政府还在扩展生物控制方法的使用。
与会代表建议采取下列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12) 国土面积的11%用于农业生产，来满足超过10亿人口的粮食需求。这些土地拥有来自生物多样性的最有价值的产品。保护所有的栽培和家养品种具有巨大的、长期的重要意义。因为"高产"品种而放弃以前的当地品种，将极大地妨碍未来的农业发展和提高。与会代表十分关注以下各种因素对农业系统的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
与会代表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3) 与会代表非常赞赏中国目前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履行方面的积极态度和起到的领导作用。中国是由政府高级领导人总理签署的并且最先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之一，也是第一批根据公约要求最先完成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和国家报告的国家之一。中国也在其主办的1995年亚洲地区野生动植物贸易控制研讨会上显示出了其有力的地区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根据国务委员宋健的建议而举办的，会议讨论了限制和控制亚洲地区国际野生生物贸易的方法。对口研讨会的与会代表希望中国继续维持在维护该重要公约过程中的先锋作用，并感到中国目前采取的如禁用某些濒危物种作为制药原料，以及可能停止采伐残存的一些原生林等措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中国对履行公约和加强保护的承诺的有力证明。与会代表还认为中国应当更积极地向国际宣传其所取得的环境保护的成就。
14) 与会代表发现观点的交流是令人鼓舞的和有益的。建议今后进行更多的、定期的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和各政府部门的生物多样性对口研讨会。
四、工作组办公室的建立
工作组成立多年来，深感由于缺乏专门的办公室、相应的工作人员以及调研报告的翻译和编辑力量而感到不便，往往在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上花去了联合主席的大量时间。为此，需要为工作组设置一个工作室，聘请具有生物学基础并掌握中英文专业翻译能力的工作人员，配备以基本的办公和通讯设备，承担工作组对内、对外的联络和工作组报告的翻译出版工作。
1996年，在欧洲联盟和加拿大的CCICED支持办公室的支持下，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得以在中科院动物所内建立了一个工作室，聘请了工作人员，购置了简单的通讯和办公设备如电脑、电话、传真、复印机等。这一办公室的设置，大大方便了工作组与其成员以及特邀专家、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络，对1996年工作组的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在对口研讨会以及数据库和野外考察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的第四次CCICED的委员会年会上，工作组提交的报告中总结了工作组的前三年的活动情况，在此不再赘述。但是今年作为CCICED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年，工作组将提交这一阶段工作的简短总结和这些研究的主要结论。总的来说，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已经开展了涉及整个生物多样性事物的十个不同领域的研究：
（10亿美元/年）
森林对碳的吸收 140 - 200
森林对水土的保持 20 - 48
娱乐和旅游 20 - 30
对农业生产的贡献 6 - 8
直接收获的天然食物 5 - 7
木柴供应 5 - 12
药用动植物 5 - 20
木材及建筑用材 8 - 15
藤类/竹类 4 - 6
野生动物遗产及其关键作用 4 - 7
渔业 15 - 20
对畜牧业的贡献 4 - 6
草地对碳的吸收 7 - 17
环境净化 14 - 25总计 257 - 421
工作组曾报道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其自然生物资源量名列世界第三位，北半球第一位。它们提供了大量的产品，同时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中国经济、农业水利系统和大气环境的稳定性的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其生态作用的总价值远远大于其直接产品价值。由于普遍缺乏对生态价值的认识，常常导致决策的失误，以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来获得价值较低的生产系统。据估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效益的总价值每年为2,570-4,210亿美元。我们认为这些数据已经比较保守，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一些数值会增加。上页列出了1995年报告的效益值表。有意思的是，在另外的一分递交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生物多样性国家报告中，中国的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计算出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效益的年总价值为超过4,500亿美元。
在过去的几年里，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十分重视野生生物贸易以及它们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工作组进行了四个初步研究。前三个研究涉及中越边境，调查分别于1993年12月、1994年6-7月和1995年5月进行，最后一个研究是对中俄边境的调查，于1995年11-12月进行。这些研究的具体结果将提交单独的报告。此外，工作组还在香港、澳门、深圳和广州野生动物市场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监测。这些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1. 的调查表明，中越边境的野生生物贸易没有受到中国或越南政府的控制和管理，贸易动物有91种，其中35种受国家保护，55种涉及到活体贸易，39种用于食用或泡酒，38种发现是过境贸易。
2. 的动物贸易量很大。例如仅仅在一个边境海关，一天内估计约有12吨龟类从越南进入中国。1995年贸易量有所下降，东兴、凭祥、水口海关调查资料表明，1995年分别下降到94年的22%、21%和2%。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加强了对野生动物贸易的管理和执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越南的野生动物资源已经减少、价格上涨所造成。
3. 南方城市的市场调查表明，有贸易的脊椎动物达400多种，其中保护动物种类不多，但爬行类数量惊人，如香港近三年的龟类进口量增加了二十倍。
中国林业部于1995年10月23-24日， 在北京举办了亚洲及有关的部分国家和地区控制野生动植物贸易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国务委员宋健先生于1993年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倡议召开的。这一倡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为推动这次会议的召开和起草《北京声明》草案，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参加研讨会的代表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斯里兰卡、俄罗斯、泰国、越南、香港等20个国家和地区。另外，《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下称《公约》）副秘书长Jacques
Berney先生和TRAFFIC东亚分会总监Judy Mills女士（同时代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也参加了会议。中国11个部委派出的有关人员和到会的专家、学者共40多人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大会代表和观察员共计70多人。
在10月23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林业部徐有芳部长代读了宋健先生的书面讲话，日本代表和Jacques Berney先生分别代表《公约》常务委员会和秘书处讲了话。会议分别选举中国、日本和泰国的代表当选为会议主席和副主席。当晚，徐有芳部长举行了欢迎招待会。
在会上，各国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国和地区在控制野生动植物贸易方面所作的工作和取得的经验。中国代表团做了有关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控制贸易的发言，并准备了题为《中医发展与中药资源保护》的书面发言。然后，会议就区域及双边执法合作、教育与宣传、合作研究濒危物种药用代用品和非公约成员国加入《濒危物种公约》等议题，开展了坦率而热烈的讨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在亚洲地区控制野生动植物贸易北京声明》。
代表们认为，《北京声明》表达了亚洲各国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控制非法贸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心声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愿望，是一份很好的文件，它将对亚洲地区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亚洲各国在控制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方面开始携手并进的里程碑。
作为北京研讨会的后续行动之一，中国林业部与越南农业与乡村发展部于1995年12月19-20日在南宁市举行了中越协作防止边境地区野生动物走私的专题协商会议。在双方介绍各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和各自掌握的边境地区野生动物走私等情况后，就双方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磋商，并签署了中越林业合作工作组专题协商会议纪要。
工作组在海南、广西南宁和黑龙江牡丹江开会期间，对这些地区的保护区做了短期的访问，并和工作人员进行讨论，交换意见。总的印象是，当地对保护区的建设比较重视，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改善。
1. 海南：海南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并正面临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的热带岛屿。虽然岛上已建有78处保护区，但多数面积太小，作为保护区的价值有限，还面临采伐、猎捕、面积缩小和资金匮乏的压力。例如，坝王岭和尖峰岭两个保护区，实际还是一个林场，保护区是其中划出的极小区域，这对保护长臂猿和丰富的热带物种是极其不够的。应全部划为保护区，并在其中划出核心区、缓冲区和试验区，进行综合经营管理。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是必要的，但应该有一个全面规划，避免对保护产生不利的影响。五指山、东寨港、南湾、青皮林等保护区都存在类似问题。
海南是中国仅有的少数几个热带区域之一，作为一个开发区，很有必要建立一个"环境与发展相协调"、"自然与现代化共存"的示范。看来，以尖峰岭、吊罗山、坝王岭和五指山保护区及其周围地区联合一体，建立一个当今世界关注和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要求建立的"生物多样性管护区"来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要求的把生物资源的保护与持续利用结合起来，极其必要。这样可发挥本地经济物种的优势，避免单一发展外来种（如桉树）大面积人工林所带来的弊端。沿海岸也有这个必要，例如东寨港、清澜港、青皮林和南湾四个保护区也可建立联营关系，统一规划。?
2. 广西：南宁附近建有不少保护区，我们访问了武鸣、大旺山、隆安、龙虎山 和扶绥保护区，他们在保护、科研、教学、资源开发和生态旅游五结合有效管理方面给我们留有深刻的印象。但是仍有必要在人力、物力上予以加强，提高管理能力，搞好规划。建议应该作为一个重点项目来进行全面的规划和建设。
3. 黑龙江：我们考察了牡丹峰、镜泊湖和兴凯湖三个保护区。前者在保护和发展方面成绩显著，结合较好。工作组建议应作为牡丹江市的一个国家公园来建设，使其为牡丹江市的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镜泊湖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公园类型的保护区，大面积次生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有待加强。建议可以考虑同俄罗斯合作将兴凯湖建成一个跨国界的保护区。
中国约有正规的动物园40余个，其中规模较大的28个分布于大城市。此外，全国还建立了各种野生动物繁育中心约100多个。近年来在一些大城市和著名旅游地正在兴起野生动物园的建设热。
当前，中国动物园的管理水平还不高，饲养条件较差，动物繁殖成功率低， 没有充分起到野生动物保护普及教育园地的作用，反之成为野生种群的消耗部门。许多动物园收支不平衡，难以维持运转。
从保护生物学的观点看，这些野生动物的圈养设施距离真正发挥易地保护作用差距很大。野生动物的圈养种群管理水平太低，往往不能保证提供适合于物种重引进计划或加强濒危的野外种群目标的动物。国内建立新的野生动物园或其他圈养设施的计划多数是从商业而不是从保护的角度出发，因而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总的看来，中国缺少统一的易地保护策略、规划和有权威性的协调机构。工作组建议主管部门尽快组织制定统一的中国野生动物易地保护策略和总体规划，并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对一些不良倾向和已有的产生负面影响的圈养设施应加强引导和进行整顿。
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委托许再富教授对中国植物资源易地保护的有效性进行了全面评估。结果表明，全国120
个植物园中目前栽种了1.8万种，占中国已知高等植物总数的65%，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特有属植物和经济植物。就濒危植物的易地保护性栽培而言，调查表明中国的植物园种植了中国濒危植物332种（占中国第一批公布的保护濒危植物的389种的85
%）和154种（占中国第二批公布的640种的25%）。这离中国21 世纪议程和中国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所确立的在全国各植物园中保存足够数量的中国所有濒危植物物种的标本的目标相差很远。即使是目前保存的物种多数只是幼株，并且仅保存于极少数植物园中，或者只有少数几个标本。
评估指出，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也需要特殊的资金投入，因为这些活动均为非商业性行为，通常是这些研究机构的额外工作。另外还需要一个协调和监督机构来管理易地保护计划，确定哪些植物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具有代表性的标本。许多植物园都需要开展特殊培训，使工作人员能够胜任这些工作，而且国内、国际的植物园的资料交换系统也需要进一步发展。
为了了解动物药材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影响程度，确保其可持续利用，工作组委托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林业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的支持下实地考察了国内六个药材市场，并顺访当地有关部门及中药厂家。调查还采用了问卷的方式，从各省级林业部门、药材产区的药材公司以及主要饮片厂和中药厂搜集到有关药用动物饲养繁殖、需求、收购等方面的信息。调查初步结果如下：
1. 从药材的出售频率、需求量、价格浮动情况来看，中药业对某些野生动物的利用程度十分惊人。影响最大的种类包括穿山甲、麝、五步蛇等，价格在近五年上升5-15倍，表明市场和野外数量骤减。蛇的需求量增加过快，有的药厂每年需要10吨蛇胆制药。
2. 有相当数量的动物药材主要来自越南、缅甸、老挝等国，种类有蛤蚧、玳瑁、龟板、蛇等。
3. 中药行业的执法不严。1) 在调查的六个市场中，除一个药材市场未出售保护动物药材外，其他市场均有出售；2) 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未能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参与动物药材在收购、流通、销售等环节上的管理；3)
个体户严重越线经营，影响中药业秩序、国家税收和动物利用的监测。
4. 中药行业的动物保护意识有待提高。尽管主管部门对此十分重视，但广大中药从业人员的保护意识不强，部分体现在对待调查的消极态度及问卷的低回收率。一些医药制造者对虎骨和犀牛角入药的禁令有很强的抵触情绪，这使他们更不愿意接受可持续利用的原则。
工作组成员积极开展了森林生态系统及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研究。
1. 森林生态系统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占国土总面积10%以上。它不仅有直接经济效益如木材生产，并有巨大生态效益。据初步估计每年森林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达上千亿美元。但是目前由于森林过度采伐，造林树种的选择单一、森林火灾、农田开垦、偷猎和旅游失控等影响，使森林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而退化。为了恢复森林，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2. 草地生态系统
中国草地包括高山草地大约占国土面积的2/3。草地和生活在草地上的动物和家畜长期共存对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持续利用十分重要。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草原过牧，草原开垦、对大型动物的捕杀，使草原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发生变化，且由于过牧而引起各种病虫鼠害的发生。建议采取如下对策：
经过三年的河流、湖泊鱼类资源的调查和资料的收集，工作组对中国淡水鱼类的濒危现状作了评价，并结合有关资料对致危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中国淡水鱼类大约900种，其中70%是鲤科鱼类。最近的几十年间，许多种类逐渐成为濒危甚至灭绝。统计数据表明，大约10%的中国淡水鱼类（92种）为濒危鱼类。其中鲤科鱼类52种，鲇类11种，鲟鱼5种，鲑鱼6种，其他18种。按濒危程度等级划分，则绝灭4种，稀有23种，濒危28种，渐危37种。导致中国淡水鱼濒危的原因初步分析如下：
1. 鱼类栖息地的改变，主要是栖息地的丧失
2. 鱼类产卵场和索饵场的破坏
3. 鱼类资源的过度开发
4. 水环境污染，包括工业污染、农业（农药、化肥）污染
5. 不适当的引种
6. 渔业法规执行不力
工作组成员中目前还没有海洋生态系统方面的专家，但工作组主席之一已组织开展了世界野生物基金会资助的四项研究：
1. 海南岛海洋环境调查
2. 中国南部海岸线调查
3. 台湾海洋环境调查
4. 中国保护区评估中的海洋保护部分
中国的海洋资源存在着鱼种类减少、红树林区缩小、珊瑚礁破坏和某些种类的过度捕捞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河流淤泥以及内河和沿海开发引起的。
根据上述情况，工作组提出了改善海洋资源保护的许多建议。
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在第一阶段1992-96年的工作中，就中国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些重要方面和问题开展和组织了调查研究，分别完成了调研报告，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建议。这些报告的题目列举如下：
1. 中国动物园的评估 - 王宗
2. 中国植物园植物多样性易地保护的现状和策略 - 许再富
3. 中越边境野生动物贸易调查 - 李典谟、李义明
4. 淡水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问题 - 谢平、陈宜瑜
5. 中国濒危淡水鱼类的现状及致危原因分析 - 何舜平、陈宜瑜
6. 中国热带和亚热带退化生态系统的重建和恢复 - 王献溥
7. 有关中国北方森林恢复问题 - 陈灵芝
8. 中国南部野生动物贸易调查报告 - Michael Lau
9. 传统医药大量利用野生动物对物种生存的影响 - 邹学英、郭寅峰、陈焰、王迪、汪松
10. 湖北水源涵养区生物多样性研究初步报告 - John MacKinnon、李典谟、于丹等
11. 濒危野生植物在中草药中的应用 - 彭华、许再富
根据原定计划，这些技术报告将随递交委员会的生物多样性工作组报告一并印刷并随后散发有关部门。
参加7月12日工作组会议的成员、特邀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填写了工作组四年来工作的自我评估问卷。参与者对问卷的回答十分一致。从调查结果可看出，工作组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必不可少，但由于经费不足和规模小，其作用的发挥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成员们认为，几年来政府部门对工作组提出的建议不象工作组成员所期待的那样重视,
但工作组仍对1996年部门对口会议的成功感到欣慰, 并认为这是保证工作组的观点和意见提交给政府部门在规划和政策中供参考的最好方式。工作组的某些外方成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参加工作组的活动,
有的成员还在重要国际组织中担任了领导职务, 如联合国开发署全球环境基金生物多样性项目负责人、世界自然保护监测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这样即使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感兴趣，但由于公务繁忙而不能如愿。
在技术方面，成员们认为工作组的涉及面应当拓展，因为生物多样性的方方面面都十分重要，不容忽视。工作组今后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研究领域还应当扩大，特别是淡水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以及持续利用等方面。工作组成员切实感觉到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应当有两个，分别处理天然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事物，使研究范围相对集中。外方成员应适当进行改组，既要有大的国际保护机构的成员，也要有了解中国、在中国较为活跃的学者。当然，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成员最理想。
经工作组会议研究和讨论，确定下列内容是工作组今后工作的主要方面：
1. 继续开展中国各种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和功能的评估工作，完成湖北亚热带地区研究，并增加两个新点
- 青海高山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四川亚高山森林。后一项工作可与挪威资助的资源核算、环境经济与价格政策工作组的项目一同进行。
2. 继续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与国内其他数据库建立网络，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濒危植物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的野外调查和数据库以及林业部全球环保基金生物多样性B项资助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3. 继续已经启动了的中药利用对动植物资源影响的评估工作。这项工作有可能与中科院植物所联合开展，并期待得到荷兰的资助。
4. 在一些保护区启动可持续发展研究，使"生物多样性管护区"在中国由理论变为实践。IUCN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项目负责人、工作组外方成员Steven
Edwards博士已经提交初步提案。成员们认为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较为妥当，与IUCN可持续利用项目及SSC有关专家组一道开展工作。
5. 开展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基本数据的搜集工作，为今后监测工作打下基础。工作组应在这两个领域吸收新的专家。
6. 的对口会议起，今后将与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定期召开这类会议，保持必要的对话。除1996年出席会议的部门外，还应考虑邀请财政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等参会，以便听取他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经费、人员培训和宣传教育等项目的改进意见。
7. 成员们建议由开展新的就地保护研究改为评估全球环保基金生物多样性B项的进展情况，进而对正在进行中的就地保护项目作出评估。
8. 鉴于国内尚缺监督易地保护的统一行动计划和协调机构，工作组打算为一个国外动物园和国内动物园牵线搭桥，以提高国内动物园的管理水平和饲养繁殖技术，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为国内其他动物园树立一个榜样。?
9. 进一步强调开展全民保护意识运动的重要性。尽管工作组不宜直接开展这项运动，但是成员们都愿为这类运动提供信息资料和接收采访等帮助。
受欧洲联盟的资助，工作组有足够经费在今后两年中继续开展项目1、2和6中所提出的任务。项目3、4和5中所列工作仍需寻求额外经费。如果林业部能邀请工作组评估项目7，开支将不会很大。项目8和9将不会动用工作组的经费。
致 谢
生物多样性工作组成员对参加工作组感到非常荣幸，并对各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尤其感谢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处及加拿大办公室，它们四年来与工作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给予工作组极大帮助和必要的经费支持。工作组还要感谢WWF对本工作组外方主席的支持。特别应当感谢的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加拿大办公室和欧洲联盟，前者为工作组1996年的工作提供了额外经费，后者资助了工作组1996-1998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