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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属鸡的全年运势 无法轻易“退场”的农民工,等待在春天里

2022-05-21 18:46:01运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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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越来越暖,对于六里桥下的农民工们来说,日子终于不再像冬天那般难熬。六里桥临近北京西站、六里桥长途客运站,各地进京务工的农民在这里聚集,便自发形成一个劳务市场。


招工形式几经变迁,这里仍然保留着传统的运作方式——招工者开着面包车来,农民工们便有机会成为日结的保安、清洁工或者建筑工人。《中国报道》记者采访了多位等候在此的农民工,他们中有的间歇性出现在建筑工地,有的靠打零工谋生。更多时候,等待是无果的。甚至有人在这里守了一个多月,挣不到钱,每天还要倒贴吃喝。


除了疫情原因,年龄成了很多农民找工作的硬性“门槛”。此前,《工人日报》一篇有关建筑业“清退令”的报道引发关注,文章称,近两三年,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多地发文,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基于建筑工地用工人员多为农民工的事实,60周岁以上男性农民工将成为政策影响***的群体。


各地给出的理由无外乎出于安全考虑,但农民工们不能完全接受:“我还干得动,国家提倡工人延迟退休,为啥农民工不可以?”诸如六里桥的农民工们还在等工,他们不愿承认超龄就应该被抛弃,更坚信不能“一退了之”。


等待被“选中”




△ 六里桥地铁站的一个出口处,几位农民工正在咨询工作人员。摄影:《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上午10点,六里桥桥下,20多个农民工坐在路沿石上,注视着来往行人。他们每天的***目标是被招工者“选中”,拿到一笔工钱,多则几百块少则几十块。雇主的不确定性让他们对陌生人保持热情,错认目标后又失望散去。


李国发(化名)今年62岁,山东临沂人,5年前还清儿子结婚时借的彩礼后,又要帮着还房贷。如果不是年龄问题,12年的瓦工经历会让他在招工者面前底气十足。“我这岁数工地不敢用,只能给一般家庭干干零活,一天200多块钱,虽然有的家装被小公司承包了,但到头来还是找我们干。”李国发想向记者证明自己仍有力气,“往7楼8楼扛水泥、扛砖头,楼层多高都没问题”。


工地上的工资不见得会很高,但胜在稳定。李国发也动过歪脑筋——冒用老家亲戚的身份证,干回老本行。但他很快又想通,除了容貌会露馅,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没有哪个工地敢铤而走险。记者走访发现,刷脸门禁、电子围栏是进入施工现场的标配设施,这几乎从源头上排除了在身份信息上弄虚作假的可能性。


工资日结是干零工***的吸引力,但没有活也就意味着要干等着。在李国发的习惯里,每次揽到活他都会和老伴通个视频。连着10多天没活干,手机太卡也打不开微信,他只能和家里电话联系。李国发猜测是误下了一些软件,他向记者求助能不能帮忙清理内存,“身边没有人会,不舍得掏钱让人修”。


在“等待”的日子里,李国发他们为了节省花销,有时候甚至会睡在桥墩下。


被“选中”的农民工,也会面临一些意外情况。“承诺300元一天的活,干完只给180元或者200元,没有一个标准,标准就是先干活。”一位罩着宽大迷彩上衣的大叔不自觉提高了音量,最近他没敢离开六里桥,希望“偶遇”上次的招工者,讨***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差价。


采访期间,记者没有见到来“拉人”的面包车。等待很无聊,有人把淘来的音响声音开到***,和着桥洞的回音和沿路的鸣笛声,空气变得热闹起来。期间,有人骑着共享单车在人群中停下,车篓里满载一个黑色塑料袋,摊开里面有帽子、背包和外褂等一些衣物,见势有农民工围上去挑选。一件带拉链的棉服被一位大伯相中,最终以3.5元的价格成交。有位保洁大姐向记者猜测说,这些衣服可能来自废旧衣物回收柜,“本来可以不用花钱买,但这种回收柜一般放在小区里,物业管着,进不去。”


△ 打折的盒饭在六里桥的农民工中间很有“市场”。摄影:《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这里的另一种消费行为是买盒饭。过了12点,一位中年妇女蹬着一辆三轮车抵达,人们蜂拥而上。李国发告诉记者,盒饭是附近工地上的工人们买剩下的,原本10块一盒,这里卖5块,“有米有菜,运气好了能吃上鸡腿。”记者注意到,他们看起来互相熟识,有的人会多讨一个馒头装进挎包——如果又是白等的一天,晚上不至于饿肚子。


“老去”的工地




从六里桥出来,在一处外立墙面改造的施工现场,记者遇到了张志民(化名)。他的头顶上方,两位焊工正站在四五层楼高的地方作业,张志民负责递料、提醒下方有人经过等。这是一份没有技术含量的小工,两天前由一个好心的同乡介绍给他。张志民对200元一天的报酬很满意,同时他也很羡慕焊工能挣到这个数目的两倍。


过去15年,张志民常年跑工地,跟着建筑队做钢筋工。“绑钢筋是力气活,一天300多元钱,干八九个小时,不管吃住。”上了55岁,他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工地的排斥,有更多机会干拎灰、和泥等不费力气的活。“年前还在深圳干,那边有疫情后没再去,过完年后和几个同乡一起来北京,他们有几个是搞绿化的,往人行道上摆砖,公司后来嫌他们年龄都超过60岁,不让干了。最后回老家的有四五个人。”


全球每卖出10顶假发,其中有6顶就来自于张志民的老家河南许昌,村里70多岁的老人用锥子把头发一根根捋放在一起,一天能挣20块钱。他告诉记者,回去的同乡看不上这种活,种地也捞不着钱,多数人跟着熟人盖民房,一天能挣150元左右。他听说有人不甘心,又去了市里的建筑工地找活,张志民没有再打听他们的消息。


农民工们没有“退休”概念,奉行“干到干不动”为止。这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组负责人赵耀辉的数据里得到印证。


这项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的大型跨学科调查项目,从2011年持续到现在,目前进行过7次调查,反映了我国28个省的150个县,450个社群当中,45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微观数据。


调查发现,农村和城镇就业率随年龄增长呈现两极化趋势:50~54岁人口,农村和城镇人口的就业率分别为84%和70%;60~64岁人口,农村和城镇就业率的差别大幅拉开,分别降至74%和29%;80岁及以上,农村老人就业率仍达15%,而城镇同年龄段的老人就业率仅为4%。


“如果禁用60岁、55岁以上农民工,有的地方将会无工可用。”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称,政策应该看到,这里面其实存在一种双向的理性选择,如果真的是高危高强度岗位,企业或者劳动者个人都会有一种权衡,该退出的会逐步退出。他担心,政策如果在全国层面“一刀切”铺开,很多工地基本上就瘫痪了。


在张志民的经验里,建筑行业挑人,偏好直接能上手的,还要“好手”,而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处在被“清退”之列。张志民不理解,“让他们离开,工地靠啥运转?”他刚入行时不到40岁,放到现在这个年龄段几乎招不到人,“年轻人宁愿去工厂一个月拿5000元,也不愿意风刮日晒挣这8000元。”


新生力量的确没有跟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2020年农民工人口总量为2.86亿人,平均年龄为41.4岁,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人口占26.4%,而16~30岁的农民工比例从2016年的31.9%,下滑至2020年的22.7%。


△ 2020年4月30日,昆明市某建筑工地上,医务人员为农民工体检 。图/新华网


《人民日报》4月18日发文建议,对于愿意发挥余热的农民工,不妨加强有针对性的公共就业服务,通过各种途径引导他们转型到安全系数更高的服务性、辅助型岗位。


在一些对体力、能力要求相对较低的领域,适当放宽限制,加强健康监测,支持有意愿的超龄农民工就近从事一些低强度工作。“备料运料、打扫卫生等相对轻闲的工作,电工水暖工、油工腻子工等技术性工作仍可以向超龄农民工敞开。”朱启臻举例称。


记者查阅发现,目前有上海、天津、深圳、泰州、南昌、荆州等城市实施了该项政策,相关“清退令”文件中也有明确规定,超龄员工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而工地上诸如保洁、保安、仓管等其他辅助性岗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赵耀辉担忧的是,市面上有很多工程以外包形式运作,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值得观察。她向《中国报道》记者坦言,在老龄化成为普遍现象的当下,“如果政策让招工变得困难,不正规的企业可能隐藏这些超龄工人,也许他们就会成为黑工,权益更没有办法保障。”


未知的养老




△ 2019年11月9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花田村的老人们在“颐养之家”吃午饭。图/新华网


在受访专家看来,如果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农民工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当属他们的养老缺乏足够保障。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目前主要的养老保障体系,老年人在社保覆盖上有明显的户籍分割。赵耀辉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养老金约为企业职工养老金的1.5倍,而新农保养老金仅为1080元每年,不及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养老金额度的1/44。


几位六里桥的农民工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他们要么在老家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的最低档,每月领取100元左右养老金,要么干脆不参加任何保险,“老了身体不好需要花钱的时候,只能自认倒霉。”朱启臻表示,很多不正规的企业给农民工交保险时也是“能少则少,不交最好”。赵耀辉估算,如果职工***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都算上,企业要凭空增加40%的劳动力成本。


在张志民接触的工友里,也没有谁主动在打工地购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忙时很多农民工还要回家种地,或者哪天听说别的地方工资高,打声招呼第二天就走了。”他解释说。


朱启臻和赵耀辉均认为,这实际上触及了存在已久的社保异地转移难题。赵耀辉进一步阐释,我国养老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各地区不互通,近些年逐步过渡到了省级统筹,但到不同统筹地区重新就业,参保年限就要重新计算。


“这意味着,如果工人在工作地未缴满15年社保,就无法享受当地的退休待遇;而选择将社保关系转移回户籍所在地时,只能转移8%的个人缴纳部分,12%的社会统筹部分无法转移。这对打工人来说是不划算的。”赵耀辉认为,这或许可以更好解释农村就业人口不喜欢交社保为什么是全国普遍存在的事实。


解决办法就是国家立法,强制推动“钱随人走”。记者梳理发现,从2009年开始,我国已经陆续出台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和《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问题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受访专家认为,社保异地转移的制度障碍目前已经少了很多,但效果又受制于包括技术在内的诸多难题。


今年全国两会,有多位代表、委员已经就这个话题进行呼吁,朱启臻认为进展值得期待。在赵耀辉看来,建筑工地是应对人力资源短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超龄农民工是资产不是负担,‘清退令’不该用机械的思维执行,相反,对他们包括养老金在内的保障措施还要做得更好。”


张志民和六里桥桥下的农民工们说不清楚这中间的制度设计,只认定把钱揣到兜里心里才踏实。张志民一直觉得自己还不算老,他现在每天***的心愿就是有活干,多攒点钱,以备年老后的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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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报道;作者:陈珂)

主编:刘倩

本期责编:陈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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