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天然植被改善中国退化环境

恢复植被的基本原则

⒈ 提倡使用当地物种，最大限度降低地对外来物种的依赖
　　中国广泛使用外来物种来恢复退化的植被。这种努力有时可以取得短期的成功，但是诸如生长缓慢、火灾和病虫害等问题亦随之而来。经验告诉我们，外来物种要么由于不能适应当地环境条件而无法存活，要么疯狂生长而破坏天然生态系统（见附件A.4）。
　　当地物种经过数千年的进化，已经适应了当地的各种条件。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物种对资源的利用是相互关联的；共享生态系统的不同物种对资源的利用有着错综复杂的平衡。任何在当地条件下生存下来的外来物种，都有可能打破这种平衡，直接杀死当地植物或者与当地植物争夺空间和养分。一旦当地植物种群大量减少，依赖当地植物提供适宜的食物和栖息地的许多其他物种（例如鸟类、哺乳类、无脊椎动物和菌类）也将减少甚至消失。这种格局将降低生态系统抵御病虫害爆发的能力。
　　广泛种植外来物种将导致中国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资源遭受损失，继而降低生态旅游和当地生物产品带来的收入。如果从更大的范围来评价，这将大大降低植被控制水土流失、保护水资源和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从而造成大得多的经济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当地”不是一个行政范围概念。中国拥有许多不同的生物群系，在中国分布的大多数物种并非自然地分布于全国范围。当地物种是自然生长在特定的生物地理区域中的物种；不是所有在中国分布的物种在中国任何一个特定位置都是“当地的”。

建议

框2. 过分依赖外来物种^[5]
　　自20世纪50年代初，海南、西双版纳和云南开始广泛栽培橡胶（Hevea brasiliensis）。大面积的生物丰富的天然林被砍伐。中国科学家还开发出耐寒品系，现在被种植远到北纬22°30'的地方，种植面积超过3000km。然而，如果遇到异常寒冷的冬季，其生长仍易受到影响。另外，橡胶保护土壤的作用不佳。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来自海外的橡胶竞争压力的增加，中国很可能在继生态悲剧之后，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
　　在不适宜种植橡胶的贫瘠土地上，例如在海南北部、广西南部以及广东雷州半岛的陡坡上，农民大量种植澳大利亚的几种桉树。虽然其木材质量高，生长快，但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已经造成土壤肥力和地下水位的下降，现在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来恢复土壤肥力。

　　尽管中国热带地区有几种当地松属物种，但是很多年前中国仍然从加勒比海引进了湿地松Pinus elliotii。甚至曾计划用这个树种取代当地的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种群。然而，种植单一物种已经导致了严重的、扩散迅速的病虫害爆发，许多树木已经死亡。

　　如果没有事先进行长期观测和实验，不应该大面积地引进外国物种。

⒉ 以实现适宜的顶极植被为目的
　　如果没有人类干扰，不同的气候、母岩、土壤和湿度条件将造就相应的植被群落，这被称为顶极群落。在恢复植被时，应考虑到所在地带的自然顶极植被类型，才能形成最适合的可持续植被。
　　中国的地带性顶极植被生态系统类型包括森林、草原和沙漠（框3）。天然植被可以使水分最有效地渗透到土壤中，利于水土保持（A.1）。恢复退化景观的目的应该是尽可能地再造原始的、天然的植被类型（即森林、灌木林、草原）。生态系统成分的任何改变，都会改变并常常是削弱原始生态系统的功能。例如，在四川省将25°-35°陡度上的农田，退耕为银杏或柑橘人工林，实际上并没有提高环境服务功能（即水源保护）。相比之下，拥有丰富的当地物种的原始亚热带森林，在提供这些环境服务方面要有效得多，这正是这里的退化植被恢复应该达到的目标。同样，中国高原地区的天然植被是草原和灌丛，种植柳树、杨树或其他的树木是不符合科学原理的。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用良好配比的当地草和灌木物种，将这些土地恢复到退化以前的样子。
　　根据湿度和气温条件，森林顶极生态系统可以分为温带的和热带的，针叶的和落叶的等；而草地生态系统则可以进一步地分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沙漠草原、高寒草原、灌木林，以及分布在高山和亚高山地带的苔原等。
　　顶极生物群落的特征是不仅有林冠植被而且有林下层。中国许多地方，天然林的林冠层以针叶树占优势，但是通常总有由阔叶树或竹子组成的林下层。应当保证新的森林拥有上下两层的物种。应该制订计划采集野生种子并建立必要的苗圃。顶极树种可能需要在树荫下和避风处生长。当植被处于早期演替阶段，时常需要种植建群物种和先锋树种。林下竹子层很难恢复，因为大规模的竹子开花之间的间隔为20～30年^[93]。但是四川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在下层丛林中间歇地种植小丛竹子的方法是可行的。
应该在森林中形成厚厚的落叶层、苔藓层、竹林层或浓密的地表植被。人工林因为林下太暗，自然抑制下层植被生长，其保护土壤和水分的能力通常也较差。树根暴露在外，清楚地表明水土流失严重，许多人工林的结构都需要进行改良。

框3. 中国的顶极生态系统^[6]
地理区域	地带性顶极生态系统
北	寒温带针叶林
	中温带针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北热带雨林和季雨林南海诸岛上的珊瑚礁森林
南和东南	森林
东	草甸草原
	典型草原沙漠草原高山草地沙漠灌丛
西北

　　中国的温带森林中通常很少或已经没有原始生态系统。有时原始植被类型可以根据与处在其他地方的生态系统的比较后推断出来。大兴安岭寒温带兴安落叶松和中温带红松林分别是西伯利亚东部针叶林和远东俄罗斯的红松阔叶混合林的延伸。它们在植物区系组成上十分相似，所以不难估计其原始植被类型。
　　在暖温带，人类对各种类型的落叶林的破坏极其严重。现在大多数所谓的原始生态系统在皆伐之后，目前仍未发育成熟。而只有当这样的准顶极森林出现在与原始落叶阔叶林相似的纬度和条件下时，我们才可以基本确定其原始的森林类型。对四川的研究描述了四川山地森林的几个不同的演替系列，值得植被恢复工作参考^[45]。
　　热带的顶极群系更加复杂，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形成。Cheung^[46]估计重建亚热带阔叶林的正常演替时间大约需100年，而热带半常绿森林则约为1000年。在靠近热带和亚热带之间的气候交错地带，持续的干扰会使正在恢复的半常绿热带林选择较短的演替途径，从而发展为亚热带森林类型。
　　一年生物种占优势的天然草地能够很快达到顶极状态。其组成物种的种子扩散能力很强，每年都可以侵入到临近适宜地区。向多年的或木质的植被的发育过程则受到火烧、放牧、季节性水灾，或自然和土壤条件的影响。这些草原处于高度动态状态，这些因素的任何改变，都会使草原生物群落的类型发生显著变化。
　　另一方面，中国大部分宝贵的草原位于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通常长满多年生莎草（如嵩草Kobresia）。这些草原在受到干扰之后达到顶极状态的速度很慢。尽管草原生产力高，营养丰富，但是其芽与根的比例低，整个草原被厚厚的草根覆盖，起到很好的稳固表层土的作用。而耕犁草原却是一种失策，因为完好的草原可提供最大的生态服务。
　　有时生态系统是“建设”起来用来恢复某些天然生态系统功能的。这种“优化”的人工生态系统有时被认为是生态工程，可以用来测试某些生态理论。它们按照生态学原理来模拟天然生态系统结构。不幸的是，这种方法实施起来极其困难，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科学理论予以支持。优化人工生态系统的目的与经济农业管理、区域行政管理和森林恢复不同。要取得成功，人工生态系统需要各种组成成分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密切协调。这种方法已经在中国的亚热带地区试验过，但是遇到许多困难。困难之一是存在的问题可能需要许多年才表现，如果遇到罕有的天气条件、虫害爆发等等，这种显然的“成功”就更短暂了。另一种困难是，一个地方建立人工生态系统的经验很难应用到其他地方。

⒊ 用植被覆盖裸露地表
　　没有植被覆盖的最严重退化的土地是导致大量土壤流失，继而造成水灾（A.1.3）和蓄水量减少（A.1.1），以及流沙（A.1.7）的原因之一。这些土地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恢复植被覆盖。
　　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直接将裸露的土地恢复为顶极植被。首先需要利用建群或先锋植物来稳定和覆盖地表。其在热带地区可以是生长迅速的树木，如血桐属Macaranga。而在温带地区则可能是草和灌木，尽管先锋树种（如松树和桦树）在演替的相当早期可能建立起来。
　　在沙漠绿洲和半干旱地区，农田防护林网也有助于控制沙暴，缓和当地的气候和防止盐碱化。在干旱地区这样的森林有助于农业持续获得高产。在中国东北广泛地营造农田防护林带（3-10m）、网（150-180亩）。它们可以稳定森林生长的条件，同时减少农场和森林之间的土地和水资源冲突，表现出与大型林带（20-22m）、网（750亩）同样的特点。与沙漠和风蚀地毗连的土地，最可能受到移动沙丘和沙暴的破坏。而这些地区的森林带则起到了保护作用。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边缘、甘肃走廊绿洲边缘、柴达木盆地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造的大规模风沙防护林，起到了保护绿洲和控制移动沙丘的作用。
　　其他沙漠和半沙漠地区很难恢复植被。但是通常在沙下有土壤沉积和低位地下水。这种条件适合极耐旱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通过封闭草地来恢复天然植被，是保护绿洲和改善沙质地区环境条件的重要措施^[15]。
　　全国各地由于山崩、沟蚀和工程建设会使土地裸露。这些根本没有植被覆盖的小地区是当地土壤流失以及水系中土壤沉积的重要原因。应该制订专门的计划来治理这些裸地。
　　某些情况下必须采取工程建设方法来稳定地表。当地必须要有施工队及时处理这些工作。任何情况的裸露区域都应该马上播种，建立植被覆盖。
　　当地野外有理想的种子。当地生物学家应该研究植物在裸地的自然建群模式，以便遵循自然演替过程来加以治理。应该采集当地的草种和灌木种子用于治理这类裸地。有时甚至学校的孩子也可以组织起来参加这样的种子采集工作。
　　治理裸地的理想植物是生长迅速的本地杂草，尤其是那些植根于疏松石质土壤中，底层结合在一起的植物。形成草皮的草、匍匐植物（悬钩子Rubus）以及建群灌木（接骨木Sambuccus和醉鱼草Buddleia）是中国大部分温带地区极好的植被覆盖。通常农田的入侵性杂草是最成功的建群种类，可以很快在裸露地表最先形成植被。

建议

⒋ 提高异质性，遵循自然演替途径
　　由于人类干扰，中国大部分土地已经从顶极生态系统退化到了各种不同的演替阶段。植物群落的演替是长期的过程。但在人类持续干扰下，植被始终停留在早期阶段，甚至进一步退化。例如：开垦为农田的森林，在水土流失（A.1.4）和肥力丧失（A.1.5）之后，可能退化为裸地。
所有天然生态系统都有一定程度和规模的空隙。这是因为小规模干扰模式，例如树木倒下，改变了物理条件。林冠打开后，喜光的树苗才能生长。大部分天然林是各种年龄交错的，总有发育良好的树苗和补充树层，以及成熟树木，这使得森林系统具有自我维持的能力。人工纯林却不是这样，其土壤易遭受雨水冲刷的影响，而且丧失了可以调节水文的海绵功能。目前种植时，也习惯于成行成列地种植一种同龄树种，但是这样形成的树林，树木之间难以形成自然竞争，难以形成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的结构。这些树木长大后，树冠层一样高，很容易阻挡大部分阳光，不利于林下其它植物的生长。

⒌ 恢复植被中物种之间的生态交互作用
　　“生态林”这个术语在中国常常被误用。严格遵循生态进程（包括演替规律）是真正的生态林业的核心部分。其重要标志是“强调自然演替模式和进程：了解这些模式和进程，与它们协调一致，维持它们的完整性，即使在增加财政支出或带来不方便的情况下也要这么做。”^[8]
　　天然生态系统的土壤与枯枝落叶层对水分、营养、气体和矿物质的平衡与循环起着重要作用（A.1）。恢复这种平衡是恢复退化土地的基本内容。想要提高森林的海绵效应（A.1.1）需要增加森林中土壤的渗透力。
　　天然林有富含土壤生物（蚯蚓、跳虫、白蚁、蚂蚁、穴居蜥蜴与哺乳动物等等）的生物区系，从而增加了土壤层的空气流通，提高了土壤的渗透性与肥力。此外，深根和浅根树木相结合增强了水的渗透力，使其可以浸入到土壤和下层岩石中。经济林地面有时由于土壤板结，可以渗入的水很少，而草本植被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农民常清除树下的杂草，因为他们认为杂草会与树木争夺水肥，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增加了水土流失。事实上，草本植物对树木的负面影响很小，有些种类，特别是豆类，可以通过固氮作用来增加营养。
　　发展生态林业需要了解森林中动物所起的多样而复杂的作用，例如作为种子传播者和授粉者，被其他生物所使用的树洞凿洞者，或者控制害虫传播的媒介等。了解不同物种的需要就可以采取简单的森林治理措施，来加速自然再生过程。
　　朽木与枯枝落叶对森林的功能与恢复非常重要^[9]。森林中的营养循环与能量流动主要依赖于朽木与枯枝落叶。倒木通常含有高比例的碳、氮与磷和矿质元素，如钾、钙、镁与钠。倒木上的菌类可固氮。树木的种子（例如冷杉Abies和铁杉Tsuga）以及蕨类和苔藓的孢子在腐烂的倒木上得以发芽，倒木也可以为幼苗提供营养和水分，倒木上存在的不利于苗木存活的病原菌要比林地少。许多微生物、无脊椎动物、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哺乳类要靠倒木提供隐避处和食物。这将有助于控制森林害虫，并进一步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人工清除倒木将降低森林的土壤肥力和生态功能。
　　树木和其他植物没有授粉或传播种子的媒介就不能繁殖和扩散。应该保护野生动物，充分发挥它们作为授粉和种子传播媒介的作用。种子粘在动物的毛皮或羽毛上被传播。一些动物采食果实，种子随粪便得以传播。其他的，例如采食针叶树种子的鸟类，在食物采集期间偶然地传播种子。灵长类、雉类和鸽子用这种方法传播顶极树木的大型果实，热带的果蝠传播大型种子，夜莺和画眉等小型鸟类则传播浆果类小种子。这些都可以显著地加快木质植被的自然扩展。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最重要的种子传播者包括哺乳动物中的果蝠、猕猴、长臂猿和灵猫，鸟类中的拟啄木鸟、犀鸟、采食果实的鸽子、阔嘴鸟、乌鸦、鹟、夜莺、绣眼鸟、噪鹛、鹛、啄花鸟等^[10]。
　　在离森林边缘几百米的地方为胆小的动物（例如雉类）栽种庇荫覆盖植物，或者如悬钩子Rubus和花楸Sorbus等生长迅速的食物源，将吸引鸟类走进或飞越开阔地采食，同时留下来自森林的其他种子。幼龄森林缺少树洞，使用设计合适的盒子可以为啄木鸟、猫头鹰、山雀和其他鸟类，以及蝙蝠提供临时巢穴和栖居地，这些鸟可以吃掉大量威胁树木生存的昆虫。
　　维持森林植被尽可能多的连通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利于野生动植物种群之间的遗传交换，以及帮助物种扩展到新的林区。森林中的物种种类越多，森林在生态上就会越强壮，也就越可能实现自我维持。

建议

⒍ 优先保护现有天然生态系统
　　恢复中国天然植被的最重要步骤是保护那些拥有最高生态完整性的残存生态系统。它们是天然生态系统如何发挥作用的最佳范例，也为退化地区植被恢复提供了必须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来源。“明智的修补的第一原则是保留全部碎片”^{^[12]}。
　　富饶的天然栖息地不仅具有最佳的生态功能，而且具有更多的价值，包括提供宝贵的生物多样性产品（A.5.1）和生态旅游的机会（A.5.2），以及防止火灾（A.2.2）和虫害（A.4）传播的天然控制手段。
　　完整的天然生态系统还在缓和气候（A.2），提供水资源（A.1.2），防洪（A.1.3），以及水力发电等方面发挥着最佳的生态功能（A.6）。
　　中国现在的自然保护区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一定的保护目的，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有一些生态系统没有被充分纳入自然保护区系统（例如低地沿海平原的落叶林）。其他的生态系统名义上得到了保护，但仍在遭受不间断地开发和破坏。
　　应该系统地规划中国的保护区系统，使其覆盖所有类型的天然植被。还需要加强对这个系统的管理，确保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并使其功能得到保持和恢复。真正的自然保护区不应该是狩猎、捕鱼、采集、采伐或放牧的地方。未受干扰的溪流和江河对于周围生态系统的功能也很重要。

⒎ 通过封山育林育草扩展天然生态系统
　　“自然恢复”就是无需人工协助，只是依靠自然演替来恢复已退化的生态系统。封山育林是自然恢复的典型方法。封闭森林或草原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就能加强自然更新。例如完全封闭，或者实行轮作制度来限制放牧，或按照土地的承载能力控制放牧强度^[22]。
　　封闭退化森林有以下优点：缩短实现森林覆盖所需的时间，保护珍稀物种和增加森林的稳定性。在封闭条件下，中国南部森林可在8-10年后恢复，中国北部和西南高山区要10-15年。
　　自然条件优裕的亚热带地区，在人类停止干扰后，中度退化的生态系统可以很快恢复到地带性顶极天然植被。
让森林自然再生还有投资小、效益高的优点。人工造林每公顷的费用通常高于封山育林的费用；然而在保持水土、控制和改善微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大气平衡方面，人工林要比封闭森林逊色得多。
　　封山育林的工作应该有县级（林业部门）、乡镇级（林场）和村级参加。应该在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规划。
　　在恢复植被和生态保持方面，重要的是要建立更多自然保护区，在重点地区严格贯彻保护措施。例如海岸带（A.2.3）、江河源头地区（高山湖泊和溪流）、具保水海绵功效的森林地带（森林的核心地区）和饮用水水源区（水库）等^{[14]^[15]}。
　　并不总是需要建造围栏来封闭土地，但需要建立法规来严格禁止采伐、樵采、焚烧植被和放牧家畜。有蹄类动物踏出的小径会发展成侵蚀沟壑，使表层土壤松散，大雨时则会被冲走。有蹄类动物还可能吃掉幼树和其他植物，阻止其再生。这样的动物应该限制在牧场或围场中。有些时候可以允许在封闭森林中有控制地采割牧草作为饲料。

　　让人们接受并且不妨碍森林封闭是极其困难的。当地社区应该组织起来成立森林守护队，并支付他们报酬来确保规章得到遵循。报酬应该与所取得的成就相关联，使生态系统保护做得出色的社区获得应得的报偿。作为国家总体共享的巨大效益的一部分，应该返回给这些社区。
　　封山之后植被、物种多样性和地表生物量都会明显增加。树木的自然再生对森林的恢复也很重要。灌木和矮灌木林生态系统中时常散生着树木或幼苗，在被保护条件下将逐渐成熟。
　　自然再生的森林区域，通常有多物种组份和由林冠层、林下灌木层和草本层组成的垂直结构。它们通常有大量朽木和枯枝落叶，这有利于改善林地条件，并促进其进一步恢复。
　　草原对封闭的反应也很好。封闭后3年，退化草地上的地表生物量可以加倍^[20]。生物量和植物种类增加，物种组成也向适合于生境的方向发展^[21]。

建议

⒏ 采用适当的措施加速自然更新
　　除了依靠自然力量恢复生态系统以外，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还可以采取人工辅助措施，以加速自然更新。1）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会花很长时间；2）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自然发展过程中时常偏离典型的天然生态系统的方向（偏离演替）；3）在特殊情况下，例如荒地受重金属污染或土壤酸碱度改变的影响，如果没有人的参与，自然恢复是非常困难的；4）自然演替序列的一些组成物种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在确定所在地的顶极植被和从建群到形成顶极植被所需的自然演替阶段之后，重要的是确定那些限制植被恢复的因素。这可能是土壤条件，植物或动物建群，或物种之间互相限制的关系^[22]。
　　有些情况，改善退化生态系统土壤的理化性质对于生态系统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如土壤的pH值太高可以用有机物质或硫化废物进行改善；pH值太低就可用石灰进行改善；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太高，可以用有机肥通过吸附作用加以改良；土壤盐分太高，可以采取灌溉的方法对土壤进行改善。
　　各种生态系统需要不同的营养元素。在营养缺乏的情况下，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非常困难。直接使用化肥来增加营养元素，可能花费过高并且需要年复一年地做；而人工肥料也无法恢复健康的土壤。最有效和最实际的方法是种植豆类植物，通过固氮作用来增加营养。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有机肥料，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活性，逐渐恢复退化土壤的含磷量。^[23]
　　对于退化生态系统，原始的植物种类和与之相协调的动物种类已经失去，重要的人工手段就是改善种源条件。这可以采取多种方法。飞播种子常用于亚热带地区。穴栽当地的某些先锋树种的幼苗也非常有效。
　　要将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成为各种顶极生态系统，有时需要顶极群落的树种，但是有时必须首选中间树种。如果植被处在早期演替阶段，可能需要建群植物和先锋树种，不过需要因地制宜。先锋树种一般生长在开阔地，而后期演替阶段的种类则需要遮光。
　　没有人工协助不会建立或发芽的树种，尤其那些具有重要作用的物种，是主要栽培对象。然而苗圃培育必须要掌握好时机，培育一定数量的当年能采集到的树种幼苗。例如青冈栎只能周期性结出饱满的“坚果”。有些种类最好采集森林地面上的野生苗，而不是人工从种子培育幼苗。树苗应该栽培在混合有少量来自种子采集地的森林土壤中，确保可以得到合适的菌根。培育越多种类的原始森林组成物种就越好。物种种类越复杂，就越能获得更强壮和更健康的生态系统，降低病虫害风险，减少今后对人类干预的依赖。
　　根据不同的土壤条件，实际工作中采取的措施也要改变。有时种子可以直接播种，有时需要首先改善土壤。改善种源条件也包括动物方面。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应该包括各种动物区系。大部分动物可以移动，因此不需要人工帮助，但是有些动物种类，如蚯蚓，移动距离有限，引殖它们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为了促进一些种类的健康生长、发育和繁殖，可能需要抑制其他一些种类的生长和发育。在有浓密草地的地方，很难看到有自然生长的树木。不管目标是什么，抑制措施在实践中可以时常使用。最典型的实例是在森林恢复过程中进行常规栽培。在退化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初期，人工培育可以促进再生和恢复。
　　在温带竹林十分茂密的地区，有必要人工割除一些竹子，形成条带或空洞，间种幼树。在树木没有周围竹子高以前，要求人工清除树木周围的竹子，防止树木被窒息。
　　密植树木可以控制草层的发育。这意味着在把树苗栽植到野外以前，需要更长的培育时间。在热带地区，可以在雨季开始的时候，在土壤中扦插或栽植1-2m高的生长快速的树种树苗。
　　一些树种需要开阔的草层，树苗才能存活。另外一些树种在树苗存活以前需要一定的遮光层。
　　风是自然界传播先锋植物和一些顶极树种（例如针叶树、槭树Acer、杨树Populus等）种子，在裸露地区恢复森林的强大力量。在缺乏这些风传播的树种的地区，可以在目的地沿风向上方种植这些物种来提高恢复能力。一些草和灌木种类能借助风力将其种子散播到1km以外。大多数针叶树种仅能将其种子散播到大约100m远。在后一种情况下，通过条形种植，只需花整体种植费用的一小部分就能实现整个森林覆盖。
　　最好是在森林中建立母树管理区域，保留足够的母树作为植被恢复的种子来源。同样，在谷地口和沿山脊首先建立树木覆盖也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因为在沿山地带自然风力播种和地心引力将使其下面的土地得到自然播种。
　　在温带地区，封山必须结合抚育，特别是对乔木萌生丛，如各种栎树萌生丛，通过封山，最易恢复成萌生林。但是由于乔木萌生丛常从树椿上生出多条萌芽，若把萌生茎全部留下，势必使养分分散，各茎干均生长不良，不易发育成良好的森林。同时萌生丛是乔木与多种灌木混生，灌木之间以及灌木与乔木萌生丛之间发生剧烈竞争，致使封山后的萌生丛生长虽然茂密，如果任其自然竞争，将需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因此对萌生丛的封山，必须结合抚育，有意识地每丛保留2-3株生长健壮的萌生茎，疏伐过密的乔木，使之逐渐恢复成林。在北京山区已取得良好的经验。
　　白桦林通常是寒温带针叶林退化后形成的，通常在有云杉种源情况下，白桦林下常有云杉幼苗和幼树，而在无种源情况下，常为白桦纯林。这就给人以启示，为了恢复山地森林多样性，要恢复各类云杉林，可将白桦林进行带状砍伐，补植云杉，待云杉生长后，首先会形成白桦和云杉混交林，然后白桦逐渐被替代，恢复为云杉林。云杉林通常以小块皆伐为主，迹地上也可能被落叶松侵入，在落叶松林下，如有云杉幼苗或幼树，可形成混交林，或逐步恢复为云杉林。
　　中温带针阔混交林由于红松强度择伐而形成多种阔叶混交林，由水曲柳、核桃楸、紫椴、色木槭等所组成。这类阔叶林还保留着一定原生生境，由于缺乏红松种源，难以恢复成红松阔叶混交林。根据演替规律提出栽针保阔的措施，以人工促进自然恢复，也就是在阔叶混交林内，隔一定距离呈带状伐去阔叶树，补植红松，使原有的阔叶树与后补植的红松呈带状分布，逐步发展为红松阔叶混交林，这一措施已取得成功的经验，并在东北林区加以推广。
　　促进形成天然草原生境的措施首先要区分中国的重要草原类型。首先是区分一年生草原（天然播种每年发生一次）和以多年生植物为特点的草原。还有不同草原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区别。
　　大部分中国草原极端脆弱。干旱地区草原的草适应了艰苦的条件，它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不可能有可持续的水源等的供应。尽管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可以帮助自然恢复，但是在开展这些活动的时候，需要清楚地认识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形成由当地禾本和非禾本草本植物组成的顶极群落。
　　青藏高原的高山草原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些草原生长在年均温低于零度的环境中，主要受温度的限制。而且，很多高寒草原很古老，有厚厚的草皮层交织在一起以防止水土流失。这类草原很难重建，所能做的努力只是保持原状。大量高寒草原已被开垦成农田。很多高海拔农业的尝试都宣告失败，现在这些土地又被种上一年生草籽，想籍此提高牲畜产量。然而多数尝试都失败了，因为风蚀已经使表层土破坏殆尽。有的地方不得不人工种植多年生嵩草Kobresia，使其逐渐恢复到自然顶级阶段。因此对于这些草原，必须立即禁止进行耕犁或人为破坏。
　　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具体的土地治理措施来改善和恢复草原。例如在一年生草原有选择地使用有控制的火烧可以对退化草地产生积极影响。火烧对植物物种的影响是不同的，可以促进或抑制不同种群的生长发育，改变草地的质量和价值^[24],^[25]。秋季火对提高禾草草原的草产量的作用明显比春季火大。

⒐ 按照土地利用的主要目的分区
　　并不是所有陆地都有生态系统恢复的优先权。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处在对食物、木材、草料和燃料能源等的需求压力下。需要根据优先权和条件进行适当分区。
　　1）生态区：对调整中国主要江河水流量和改善水质最关键，以及对保持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地区，政府必须提供合理的长期资助（至少30年）来减轻对当地经济收益的压力。目前，退耕还林还草计划提供的资金和食品，一般足以使当地人民维持生活。重要的是政府要确保长期资助。在陡坡和高侵蚀区域，自然恢复应该是最主要的手段，有时候需要人类某种程度的辅助。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说明经济林具有足够的生态功能。因此，这些地区应该禁止种植经济林/草地，至少要到20-30年以后才可以考虑经济效益。只有一些现存缓坡上的高产农田可以保留，不允许有新的区域被开垦为农田。当地人民应致力于自然植被的恢复，例如采集当地物种的种子，而不是花钱培育经济或外来物种树苗。这些地区多余的劳动力应被转移到小城镇、工业区、生态旅游及其他行业。
　　２）经济区：在距离江河和完整的天然生态系统甚远的地区，经济林可以占主要地位。然而，其间需要镶嵌地恢复天然植被斑块，作为防治害虫和控制火灾的屏障，流失土壤的拦截地，和当地生物多样性的避难所。还需要在现有天然植被斑块之间建立连通（走廊）。经济作物应该大都是当地物种，每个物种不应该连续覆盖非常大的面积。应为农民提供关于适宜的农林业技术资料和培训。例如可以间种较高大的每年收获的短期经济植物（树木、灌木、竹子等），确保更有效地利用阳光、土壤营养和水分。在经济区，还可以激励种植具有较高稳定和丰富土壤能力的植物，增强保持土壤水分，以及固着大气中碳的能力，同时满足市场需求。这些地区的当地人至少需要政府5年的支持，然后才能依靠土地获取可持续的收入。
　　３）缓冲区：在生态区和经济区之间的地区，天然植被的比例应该有梯度变化，靠近生态区生态林应有较高的比例。政府支持的程度应该与具生态功能和具经济功能的植被比率有关。
　　越靠近生态区的植被应更接近当地的顶极植被，或者模拟自然演替，逐渐向顶极植被过渡。在更靠近经济区的地方，可以鼓励当地社区参与制定土地使用目标。需要在对当地资源、土壤和气候条件，以及潜在的可利用投资和农民承担风险的能力等做出全面的评估后，制定合理的耕作制度^[27]。资源及投资缺乏和作物减产，可能会增加个人负担，这种情况下，由多年生植物占支配地位的多种作物体系可能更适合。使用适合于特定地区的多种作物体系，加上农民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使用，将形成处于多个演替阶段的多样化农林生态景观。

⒑ 确保林业、农业、放牧和采集是可持续的
　　中国需要大量的木材。为了经济和减轻对亚洲其他地方的森林采伐的巨大压力，有些土地必须用于木材生产。
　　不是十分陡峭或不容易受到侵蚀的地区可以划为可持续发展的木材生产区。这些地区，重点可以放在可持续的木材或其他非木制品的供应上（A.5.1），而不是恢复原有的森林物种组成。
　　省级林业部门已经有可持续林业的认证系统。然而，为了可操作性和高效率等原因，许多系统主要有利于单种栽培和引入外来物种（被称为经济林）。假设入侵的危险很小，短期内这些方法是可行的。但是从长期利益着想，应当按照本书中提出的原则进行修改。
　　在规划可持续经济林和草原时，应该发挥这些植被的多种服务功能来获取最大效益，并且应该使森林火灾、病虫害和土壤侵蚀等对环境的威胁减少到最小程度。设计得很好的人工林可以用作娱乐和野餐，生产木材，为野生生物提供栖息地，以及具有水土保持效益。
　　具有较高生态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林，应该镶嵌在这种经济林中。这些生态林可以用作防预病虫害和火灾的缓冲区。此外，它们还为动植物提供生长、采食和繁殖的空间，将大大提高当地生物多样性的水平。
　　有些当地树种可以在皆伐区自然恢复。因此可优先保存它们的种子来源。在采伐地保留一些母树，可利用自然更新的力量来恢复森林。在皆伐成熟森林时，应该很好地保护各种树种的树苗。确保森林可以在有或者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迅速恢复，20-30年成熟。这对促进森林自然恢复是非常重要的。

　　一种大面积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方法是将林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当恢复原始生态系统不可能的时候，这样的农林生态系统可以阻止土壤退化，改善环境条件并提高经济效益。农林生态系统对氮肥和磷肥的需求低；有良好的有效利用营养、光照和水分的能力；防止虫害；降低风险^[27]。农业系统可以通过建立休耕期来实现这些有益的功能。休耕期（不论是季节性的还是更长的周期）可以通过固氮作用^[29]，恢复土壤无脊椎动物^[30]和菌根菌^[31]，来恢复土壤肥力。休耕期还会减少农业虫害^[27]。
　　除各种杨树和刺槐等用材树种外，果树常为混农林业的主要成分。果木的幼树之间，一般间距较大，通常可种植蔬菜、药材、作物等草本植物，构成多层结构的植物群落，这对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增加经营收入均是有益的。

　　不同地区，气候对农业有不同的限制作用^[32]。极端寒冷的土地没有农业发展潜力。干旱或贫瘠的土地可以利用，但是随着非生物因子的压力增加，用于补偿环境局限性的费用呈指数上升。如果载畜量足够低，避免过度放牧，食草动物（作为人和环境之间的缓冲）可以在干燥和贫瘠的环境中很好地生存。当地有蹄类动物和牲畜在青藏高原共同生存了2000多年，很显然，饲养经济动物可以在此环境中获得巨大收益。鉴于大量高原被破坏并遭受过度放牧的危害，如今必须寻求平衡放牧压力和草原条件的解决办法。该牧场不像世界上其他的主要放牧生态系统，它受到高海拔和温度的限制，因此必须制定本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试图进口其他国家的办法。过去可持续地使用该环境的办法是游牧，灵活地使用冬季和夏季草场。而现在试图采用减少牲畜游动的机制（如围栏等）来管理这个生态系统，这将是不可持续的。应该将过去发展了几百年的畜牧业知识融入当今的牧业管理决策中。
　　湿润的热带低地的非生物环境因素比较好，其生物的复杂性占绝对优势。这里应该主要是模拟天然生态系统，而不是费力地将简单性强加于本来很复杂性的生态系统。

⒒ 防止火灾，保护植被
　　在相对干燥的北部森林和非常炎热的南部森林，火灾是最大的危险，而在潮湿的中部森林，火灾就不那么重要。森林火是常见的，每年都造成林业部门的巨大损失，甚至危及人类生命（A.2.2）。
　　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悲剧性的火灾烧掉了11000 km2的森林，其中3700 km

森林完全被毁，无法恢复。这是中国森林火灾防治的转折点。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森林防火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
　　中国当前的森林防火战略是地面、航空与航天遥感立体林火监测相结合。目前用于森林火灾监测的是美国NOAA系列气象卫星，卫星监测精度还需进一步提高。
　　森林火险区划就是根据各地的自然、社会情况，按照火险区划标准划分的。在国家火险区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森林火险预报工作。目前国家正式颁布了《全国森林火险天气等级》标准，但国家火险等级预测预报系统还没有建立，急需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尽快建立国家火险等级系统。
　　我国绝大部分火灾是人为引起的，火源管理尤为重要。可燃物管理和计划烧除是减少火灾的积极措施。计划烧除除了可限制危险可燃物积累、减少火灾发生和蔓延的危险性外，还有控制和防治某些森林病虫害、增加林地矿物和有效氮磷钾等营养、提高土壤温度、促进林木生长、增加树脂和其它林副产品的产量等作用。
　　建设防火林带是防止森林火灾蔓延、减少火灾损失的治本性措施，不仅起到防隔火作用，还具有利于优化林种树种结构，防止水土流失、改良土壤、增加肥力、防治病虫害，提高林业集约经营管理水平、增加经济收入等多种效益和功能，已纳入我国《二十一世纪议程》。
　　我国的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是从1988年开始迅速发展的。建设内容主要是“四网两化”：预测预报、了望、通讯和道路隔离带网，队伍专业化、扑火机具化。改善防火设备，提高目前普遍使用的人工投掷的灭火工具的性能。
　　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有通过有组织的森林消防队伍，经过一定的训练，配备一定的扑火机具，才有较强的扑火战斗力，提高扑火效率，减少损失和浪费。在森林火灾预防上群专结合以群为主，主要是动员发动群众，进行深入的防火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

⒓ 防止病虫害和入侵物种/基因，保护正在恢复的生态系统
　　在植被恢复的过程中，由于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尚不健全，缺乏天敌和植物化学防护网的有效调控功能，病虫鼠害容易发生（A.4），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生物灾害是保障植被恢复的重要内容。
　　防治病虫鼠害的方法有化学、生物、物理防治等。滥用化学农药容易污染土壤和水源，并会给非目标生物带来危害，例如鸟和哺乳动物。它们是害虫的天敌或具有其他重要的生态作用，这些天敌的丧失反过来又会影响植被的恢复。化学农药的使用要有针对性，要尽量使用毒素不会长久残留、不会在食物链中累积的农药。永远不要使用毒素持久残留的有机污染物，包括有机氯化合物在内。生物防治主要是利用自然界中的天敌或生物农药控制病虫鼠害，一般不会对土壤、水质等带来危害，但仍然会对非目标生物造成影响。物理措施不会对非目标生物造成影响，但很难大面积应用。
　　在实际工作中应本着保护环境、保护天然植被的原则，根据不同的病虫鼠害发生特点和现有防治技术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法。例如，对于那些在短时间内大面积爆发流行、对植被破坏十分严重的病虫鼠害，应采取防效快速的防治技术，可适当应用化学农药迅速控制生物灾害的蔓延，再采用生物方法进行长期控制，这样可取得快速、持久的控制效果，既避免了植被在短时间内受到更大的危害，又降低了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保护了环境。
　　虫害综合治理的主要局限是对不同生物在天然和再生生态系统中所起到的生态作用缺乏认识。由于缺乏对生态的了解，有些“害虫防治”计划完全被误导。高山草原的田鼠、鼠兔以及旱獭有时作为害虫被毒死。然而，这些哺乳动物是健康草原的必要组成部分，具有通风排水、增加土地持水容量的作用。其洞穴被许多繁殖鸟用作隐蔽所，同时这些哺乳动物还是许多重要的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毒杀啮齿动物和鼠兔造成了严重的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降低草原的水分吸收作用，并导致沙漠化。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入侵物种是比栖息地丧失更严重的导致本地种灭绝的因素。现已证明它们是天然和再生生态系统的主要威胁，同时遗传修饰生物体包含不稳定基因，可能会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
　　最可能成为入侵者的物种通常是能够迅速蔓延的抗逆性强的建群物种。而这些正是管理人员在植被种类中寻找的特征，因为其可以迅速覆盖裸露地表。利用危险的外来种的愿望是很强烈的，中国也确实已经进口了这类危险物种用于植被恢复。但应该认识到，防止入侵要比控制更经济省钱。

⒔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监测和研究
　　必须对天然和再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进行监测的理由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要确保恢复和管理朝着我们所期望的目标发展，这些目标包括环境效益、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经济可持续能力等。监测将有利于随着情况的变化，相应地调节管理措施。
　　水土保持是主要目标时，监测体系显然应该强调植被在水土保持中的有效性。这包括测量干湿两季水的径流量，以及水流中沉积物的含量。有效降水量系数度量了渗入中底层土壤的降水量，标示了土壤吸收水分的能力。
　　监测生态完整性也很重要。植被的大多数功能主要取决于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这些功能本身又依赖于生态系统的成熟和复杂程度（见附件A）。越是复杂的天然生态系统越具有调节水量，防止侵蚀和抵抗病虫害的能力。它们还庇护着更多有经济价值的物种。例如中国各种草原养育着7000多种高等植物，其中许多是重要的食品、药品和饲料来源。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完整性的监测并没有统一的指标。包罗万象的“物种多样性”指标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必须谨慎运用^[34]。指标的选择将取决于管理的目标和限制条件。可能的指标包括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植被的垂直结构，不同林层的植物盖度，地表生物量）、不同林层优势种的组成、优势种的均匀度。多年生植物物种的丰富度和一年生植物物种的丰富度，可以说明生态系统演替及退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结构差异，多年生植物在处于相对稳定的陆生或水生生态系统中起主要作用。
　　另一种方法是监测生态进程。对养分和能量流动、分解率、生产率等等进行度量，可以获得关于生态系统功能的有用信息。在亚热带土壤中，有机碳含量通常与地表生物量和持水能力呈正相关。估计不同生态层或生境中各种生态功能团（分解者、草食者、吃嫩叶动物、种子传播者、食肉动物等）的丰富度和生物量，是标示生态进程的间接指标。关键种在生态功能上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和丰富度。关键种可能是动物、植物或微生物。应该确定适当的丰富度或密度指标，监测这些关键种的种群（如青藏高原草原上的鼠兔）。这些关键种种群的健康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志。
　　还应该监测被保护的特殊物种的种群。濒危物种的监测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要求的。应优先对国际和国内的受威胁物种进行监测^[35],^[86]。具经济重要性物种的野生亲缘种也应受到保护。大多数物种（如昆虫、菌类、微生物）还未经科学描述，其中许多物种可能已处于濒危状况，而我们还不知道。应加强对这些类群的分类学和群落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应该对昆虫生物群落的整体多样性进行监测，因为生态系统多样化可以供养更多的物种。
　　对天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缺乏了解，限制了对土地利用的效率。政府应该鼓励有关恢复生态系统的研究，为利用当地物种恢复植被奠定科学基础。

⒕ 保护濒危物种
　　除了针对生态进程和天然生态系统功能团的一般保护措施之外，需要对特别关注的物种采取特殊的管理措施。现有信息和监测结果都表明这种干预是必须的。
　　有些濒危物种具有特定的生态需求。例如，热带的食果实动物，如长臂猿（Hylobates sp.）需要封闭的林冠才能够在其家园范围穿梭，才能采食不同果树上的果实。这些树木的物候必须是交错的，如同在广阔的天然林中一样，才能保证长臂猿一年四季都可以找到食物。但是这只有在相当复杂的、种类丰富的常绿森林中才有可能。长臂猿无法在人工纯林或没有适口果实（如无花果）的森林里生存。同样，食肉动物也不能居住在孤立的小森林里，因为这里没有足够大的捕食基地可以养活一个能自我维持的种群。因此，要种植可以用作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森林，必须考虑栖息地斑块的大小和物种混合的程度。
　　连通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在走廊地带保存植被或植树，以便于半隔离种群之间的基因流动，从而增强这些种群的生存力，避免近亲交配，避免小的隔离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
　　物种种群的大小必须能够维持该种群的生存。太小的种群容易发生近亲交配，出现“种群数量问题”（例如达到繁殖年龄的唯一雄性没有生殖能力）、因疾病或其他原因偶然性绝灭、边缘效应及其他危险。通过维护栖息地的连通或建立走廊，扩大野生动植物种群的繁殖期随机交配单元，可以增加其生存机会。连通的单元越大，能够共存并保持平衡的不同物种就越多。一旦当地种的绝灭率与新物种的迁入率保持平衡，便可实现种群的稳定。

⒖ 促进社区参与，提高公众意识
１）民众参与的需要和范围：没有当地社区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植被恢复和天然植被保护计划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同样清楚的是，当地社区保护或造林以及对植被重视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分享的利益。

　　事实证明，鼓励当地农民在荒山秃岭上，甚至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种树是可能的，只要能保留他们对这些树林及将来的产品的所有权。然而，鼓励农民投资种植生态林或非商业性植被却不那么容易，让公众积极参与防火及紧急消防工作也非常困难。在陡坡退耕还林还草计划的实验阶段，主要问题之一是农民一致趋向选择经济林而不是生态林。这一点完全违背了政府的70%林地应该是生态型的计划。
　　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用什么方法奖励农民参与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项目；二是他们在植被恢复规划中应该参与到什么程度。
　　积极的一面是，农民及林业工作者拥有大量关于这些土地潜力的实用知识。他们知道哪些种类可以在这个地区自然地繁衍，哪些物种的种子或树苗在当地可以采集到，以及哪些次生林的植物种类可以种植（例如扦插树枝）存活，正如他们通常种植的活的篱笆一样。在每个地点计划种植或者保护特定物种时，这些知识都非常有用。
　　然而，如果依靠当地人制定这类规划，则所作出的经济决策必定只倾向于给当地社区带来直接的效益，但是下游有许多人依赖于这片种植区的环境效益，上游社区的决定不一定会对这些利益共享者最有利。对这些人来说上游种植区的环境功能才是主要的。政府的作用就是代表这种更广泛的利益去和当地农民协商。甚至省政府所关注的利益也会与下游用户有所不同，而后者才是水资源良好管理的主要受益者。
　　地方社区应该全面地参与植被恢复，这包括用植被覆盖裸露地表；保护天然和再生生态系统，防止被破坏和过度利用；采集种子和种植当地物种；采用抚育萌生林等方法加速恢复；防止火灾；防止入侵种和病虫害；监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过程等。

　　２）社会林业：社会林业，亦称作社区林业或参与林业，是一种有当地农民参与的森林管理和组织模式，包容了多种目标：直接有利于农民；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以及促进农村地区的综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36]。其与常规林业（有时误称作“传统”林业）形成对照，后者只有单一的木材生产目标。事实上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社会林业与当地人实施的传统林业更要相近的多。今天，社会林业可以既利用当地社区的知识和观点，也可以利用集中而系统化的科学知识，形成综合的、可持续的和适应当地情况的森林管理方法。
　　如上所述，社会林业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土地的所有制。阐明和划定使用期限可以激发农民作出有关森林管理的明智决定，考虑利益和职责之间的平衡。当要求农民改变他们的做法时，必须为他们提供足够期限的支持。应该根据土地侵蚀的危险程度和其他因素，针对不同的地区确定不同形式的管理优先次序和所需的支持。

　　不同地区已经尝试了不同的社会林业模式，有许多成功的和失败的例子。通常，最有前途的是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模式。

３）植被恢复工作中的就业机会：一些现有农业劳动力可以被吸收到新的工作中去，例如森林保护和种植，在陡坡恢复或营造梯田，还可以雇佣当地农民管理苗圃，从当地森林采集必需的树种种子。诸如此类的工作，都需要专业培训，可以特别优先招聘退耕造林的农民。
　　可持续发展的林业为当地社区提供了新的经济开发机会，其中一些社区需要短期的政府投资。还应给一些农民补贴，让他们继续栽植当地的各种农作物和蔬菜或种植栽培品种的野生近缘种，保护宝贵的种质资源。这虽然可能不能马上获得经济效益，但因其作用十分重要，所以应予以补贴。

４）生态旅游：由于完整的天然生态系统具有很大的效益，应尽可能地提倡非消耗式使用。而一种可能就是生态旅游（A.5.2）。旅游的动力是人类希望改变一下日常环境和对世界的好奇。由于都市的人们有越来越多的闲暇和金钱，所以对旅游业的需求也在增加。20世纪90年代初旅游业雇用了全球6.5%的劳动力^[37]。大自然旅游业能满足人们对和平、美丽和多样性的基本需求，这个行业正在稳定地增长，今天在全世界其产值已多达几十亿美元。
　　考虑到对自然的综合压力，旅游行业制订了道德规范。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在自然区域中的负责任的旅行，并因而起到保护环境和改善当地人民福利的作用”。既然它本身不是拿走产品，有时被认为是对天然生境的最良性的经济利用^[38]。
　　生态旅游从以下四个方面获得经济效益：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资源直接面向市场；旅游业有助于经济多元化；刺激农村地区经济增长^[39]。然而，在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通常是远道而来的投资者，把资金投在旅游设施建设上——交通、酒店、餐馆等等，也是这些外来的投资者赚取了利润。游客在旅游地能花的钱十分有限。还有一点很清楚，旅游发展常常不能保护自然环境，反而破坏了环境，增加了对环境的压力。
　　露天娱乐和管理甚差的自然旅游会对环境产生很多负面影响^[40]。除了大规模的相应建设如道路和建筑物外，还有大量开车或步行游客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殃及土壤（挤压、改变水文、乱丢垃圾、土壤生物丧失、土壤流失和沉积）、植物（植被丧失、外来植物沿路径扩散、采集、践踏破坏）和动物（打破宁静、栖息地改变、以及伤害或死亡）。
　　发展良好的生态旅游可以是一种有助于验证和补偿天然植被的保持和恢复的积极因素，并且这是一个可以自我加强的过程，环境变得越好，生态旅游就越有吸引力。生态旅游的收入可以满足当地的各种社会需求，增加当地社区在自然环境方面的应得的利益^[41]。
　　以下所列的一般性指南包括改善和发展生态旅游的建议。Ceballos-Lascuráin^[37]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南建议，包括关于推销（建立有吸引力的目录，以游客为目标，评估需求和推广等），教育和解说（主题和目标群体，解说媒体），生态旅游培训，以及规划公共设施（地点计划、设计技术和材料、为残疾人设计的设施、垃圾处理、交通和流通、道路和通道设计、天然小径等）。
建议

１）国家发展规划：中国有能力而且应该愿意支付这些显然是高支出的改革计划。据估计中国实施退耕超过25°的陡坡地计划，每年耗资达40×10

元人民币（5×10

美元）^[44]。这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接近4×10

人民币（5×10

美元），每年因与植被退化相关的环境灾害花费几十亿美元的国家来说，为解决全部土壤侵蚀问题，这些支付还是较低的。

２）当地的发展规划：省和地方政府有责任确保社区的近期发展。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保证近期发展不危及长远的、更广阔的前景。有时需要吃“苦口良药”才能治理环境问题。政府针对这些问题“开处方”要比期待当地社区主动提议这么做来得容易。因此政府必须确定绿化项目的目标，同时允许当地人民制定更详细的计划。
　　森林保护或在裸露地或陡坡进行植被恢复工作过程中，微观规划的薄弱环节是缺乏对更大范围地区的综合考虑。例如，耕地转变成天然植被的程度，会由于需要提供给农民长期的补贴而打折扣。如果乡镇新兴企业可以提供其它职业，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使农民在植树造林后，完全放弃他们的土地。在一些吸收失业农民或伐木工人潜力不大的地区，当地政府将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案，允许这些人以林地为生，例如允许某种程度的收获经济产品或者是可持续性的木材生产。
　　县政府如果有能力，应该允许它们制订恢复水文功能的综合县级规划。在这样的计划中，可以针对具体的当地条件，制定弹性较大的综合措施。预算的制定应该有灵活性，恰当地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在陡坡、边远或干旱地区，制订这些程序肯定会更困难，而恢复植被的花费也将更昂贵。有些县恢复裸露地或稳定滑坡地带，应该比陡坡退耕还林更优先。当前，植被恢复的地点选择取决于可利用的退耕还林经费，而不是治理的轻重缓急。计划应该具有灵活性，便于资金用于优先地区的重点任务。
　　部门间的界限应不妨碍实行跨部门的项目，例如“农业”和“林业”。而这样的界限目前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见框14）。
　　在当地生态学的基础上应用国家政策时，应该允许一定的灵活性。中国各地的条件差异悬殊，在某些地方如果在25o斜坡上开垦农田，可能是非常危险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如果是梯田，这种斜坡的耕种，不会造成水土流失。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建梯田或许比将其转为种植经济林更加有效。
　　除了立法和积极的投资外，还可以利用其他的财政机制来鼓励更多的可持续性的实践活动。通过控制价格、应用或降低税收鼓励建立薪材区，使用煤或其他经济燃料，可以降低对林产品的需求。甚至激励措施还可以影响树种的选择。对种植外来树种征税有助于激励开发和利用当地树种。高污染税收，例如征收杀虫剂的使用重税，证明能够减少有害化学制品的不必要使用。

３）加强其他部门的工作：有些地区，与直接的森林管理措施相配套，通过加强其他经济部门的工作，吸引人们放弃对森林的消费性利用，从而使森林的恢复工作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中国已经有政策不鼓励在陡坡上耕种。农民也往往愿意放弃这种费力而难有回报的劳动。大多数年轻人喜欢到城镇寻找工作。应该进一步鼓励，投资大力发展地方城镇，开发水利资源潜力，降低能源成本，并刺激地方工业的发展。然而，虽然水电开发具有重要的经济潜力，可以促进植被恢复，但是开发必须严格服从于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溪流和江河的主要水流决不能被超规模水坝所阻拦，否则会影响鱼类及其他生物的生存，最终导致经济和生态成本大大增加。
　　应该向退耕农民提供职业培训，帮助他们转向其他职业。
　　潜在的绿色产业包括生态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可以种植养殖产于当地生态系统的产品，例如水果、木材、竹子、蘑菇、药用植物和野生动物，例如雉类等。一些可以重复收获的产品可用于制作当地的工艺品。还有各种绿色技术，例如可再生能源生产，为了净化水建造人造湿地，生产非木质纤维纸浆，这些都可以帮助缓解对自然和再生生态系统的压力。
　　应该努力把对木材和林产品的依赖减小到生产能力范围内。中国应该从可持续来源购买和进口所需木材，以弥补需求和国内供应之间的差额。同时，中国作为对环境高度负责的国家应该保持其良好的国际形象。建议政府应该确保在国外从事具潜在破坏性项目的中国机构，应该进行同中国国内一样水平的环境影响评估，即使该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在马来西亚、缅甸和老挝大规模滥伐热带雨林已经使中国处于尴尬局面。应该加强管理使中国在21世纪仍然保持在道义和经济上的领导地位。

建议：

本书中的许多建议可以被归纳为以下思想：

演替自然交互共生

树 + 树 ≠ 森林

大自然做得最好，而且免费

这些思想应该被融会到所有的政府计划、行动项目和公共教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