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通讯（总第3期）

可持续发展

· 里约5年后：何去何从？

　　1997年是有意义的一年，时植反殖民主义50周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25周年，Brundtland报告发起10周年及里约地球峰会（Earth Summit）（即里约联合国环发大会）5周年。乐观者认为可持续发展道路漫长；而另一些人则担心这也许会是死路一条。乐观者强调近年来几项积极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地区在卫生、教育、粮食生产和工业产出等方面进步显著。然而，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间的鸿沟依旧深邃。
　　人人都在谈论相互依从，整个地球正被全球贸易系统、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全球金融系统、全球连锁企业和全球网络联接起来。倡导者极力主张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会。而有明确证据显示：全球化也导致了南半球极度贫困的边缘化和北半球贫困的新类型。
　　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就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达成共识。Brundtland报告使可持续发展的纳入国际议程。尽管里约会议前和会中通过和签署了大量文件，许多人仍感到地球峰会并未导致其所承诺过的基本方针变化。尤其是令发展中国家失望地注意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新的和追加资金以及使其更容易获得高新技术政策并未落实。北半球的许多国家正在削减他们的发展援助，并主张外来的直接投资是解决发展问题的途径。按实际价值计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委员会官方发展援助总额急剧减少，从1992年的62亿美元下降到1996年的大约50亿美元。用于发展援助和减少贫困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份额依旧很低，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0.38%。
　　联合国成员国大会正在回顾里约以后的进展以制定一条在将来可行的方针。回顾之时正值联合国系统遭遇巨大压力，而贸易与金融机构发现他们自己比以往更为强大，私营部门的加强与公共部门的削弱尤为显著。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着来自由非政府组织（NGO）、社区机构或群众组织组成的众社会形成的第三种力量的挑战。
　　NGO在提出与人民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很多已经导致了社会变化。有数以千计的例子表明NGO对面向人民的环境与发展工作的贡献，如Chipko运动和绿色飘带运动（Green Belt movement）。一些强大的机构，如世界银行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由于NGO的参与，或通过发挥基层作用，或通过政策游说，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使得政府和国际团体正在改变其策略。
　　通往地球峰会及其后效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NGO方面的影响，这并不仅局限于泛滥的联合国系统报告和大量的政府报告的文字方面。由于NGO的努力，缓解贫困、性别平等、透明度、作为人权的食物权、居屋权等概念已经成为规范的术语。NGO具有地方性、国家性、地区性和国际性的作用，而其中任何一个水平上的活动都不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或不重要的。全球治理方面的问题与地方权力相关，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臭氧减少以及贸易与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均与地方性问题，如森林管理中的群众参与、土著居民的土地所有权或削减军事开支要求等方面的问题，不可分割。然而，NGO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他们向公众传递信息的能力和将国际程序和宣言转化为地方现实的能力，不仅在北半球，也包括在南半球。
　　参与联合国系统有现存的途径，例如通过监督里约后进程的NGO网络，包括可持续发展委员会NGO执行委员回或沙漠化公约RIOD组织。与Earth Summit+5机制配合，NGO为今后的行动明确了以下优先领域：
　　私营部门对21世纪议程令人失望的遵守情况；
　　消费与生产模式；
　　金融，包括新的金融机制、非正式部门和债务问题；
　　贸易与可持续发展，包括跨国公司；
　　针对贫困和贫困指标女性化的国际合作；
　　联合国作为政策机构的作用；
　　海洋与森林。
　　NGO也面临着联合国议程之外挑战。这些 挑战迫使我们不断创新与变革。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已经产生了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鼓励全球管理体制与充分结合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贸易组织的方针相匹配。正如联合国宪章所设计的那样，联合国应成为发展问题的政治胁调中心。
　　而且，NGO需要评估其参与国际程序的有效性。遵守联合国和政府的议程有可能使优先目标偏离现实。
　　联合国秘书长Kofi Annan提醒世界经济委员会（the World Economic Council），仅有少数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私人投资或技术转让中获益。全世界还有100多个国家的状况甚至比15年前更糟。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的加剧对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如果这个体制无法创造财富与公平，它将无法维持。
（夏霖译，袁德成校BRIDGES 1997 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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