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植物贸易的范围从动植物活体到各种由它们制成的产品,从食物、木材和皮件到乐器、纪念品和药材。贸易与其他因素(如栖息地的破坏)的共同作用使很多物种的数量下降到了濒临灭绝的水平,并让无数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野生动植物与生计

 

农村经济:现金收入

Teresa Mulliken

  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农户的生存取决于野生动植物资源,他们用这些野生动植物作为生存资料的来源或将其出售用以获取现金收入。大部分用来出售的野生动植物都是在原产国的范围内进行销售的。从小型的农村市场到大型的城市交易中心都充斥着野生动植物产品,包括水果、蜂蜜、野生动物的肉类和鱼类、药用植物、竹篮编织物、家具和建筑材料、薪炭材,有时甚至是活的动物。有些物种,如列入CITES中的非洲大象(Loxodonta africana)和南非芦荟(Aleo ferox),其主要的贸易份额是销往国外市场的。

  贸易和贸易控制:人的因素
  CITES的制定是为了明确地授权对野生物种资源进行保护,以免其因为国际贸易的缘故而被过度开发。很少有人注意到CITES的贸易控制对于那些以列入CITES名单的物种贸易为生者的生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国际环境与发展协会(IIED)和TRAFFIC的报告《杀戮还是谋生:野生动植物贸易、贸易控制和农村生计》通过一个文学评论和一个关于坦桑尼亚东部乌桑巴拉山脉的个案研究阐明了这个问题。
  研究发现,尽管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对农村生计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有关国际贸易的记录却十分匮乏。列入CITES的物种,其贸易信息记录情况就稍微好些,但有关这种贸易给农村社区带来经济利益的信息仍很缺乏。不过,已经得出一些有关贸易、贸易控制和农村生计的初步结论。
  出口野生动植物(如南非芦荟Aleo ferox)所得的收入对农村的贫困居民仍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加强CITES的贸易控制不仅对农村居民的收入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且也没有起到多少保护作用,正如附录Ⅰ中所列的戈芬氏凤头鹦鹉(Cacatua goffini)一样。
  而在其他情况下,CITES则可能有利于将贸易控制在可持续性的水平之内,从而促进保护和生计,最好的例子是对小羊驼(Vicugna vicugna)的保护。
  但是,CITES不是孤立操作的。国家对获取资源和市场准入的限制通常对于形成贸易和利益流有着比公约更重要的作用,就像市场的变化所起的作用那样。而这些限制又经常受到CITES辩论和决定的影响,就像非洲大象的例子一样。
  对很多野生物种的捕获饲养和人工生产正在增加,包括对用于宠物贸易、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的物种。这可能会降低农村采集者们的收入,而他们通常是该社区内最贫困的成员。
CITES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工具
  CITES越来越重视发展问题,它能够也应该成为一个帮助人们和政府同时实现发展和保护两大目标的有力工具。CITES组织、产业界和消费者需要更加重视野生动植物贸易对农村生计的重要性。此外,CITES的决策过程也需要改变,以便能够同时考虑社会经济信息和生态信息,并考虑吸取各种项目的教训,而这些项目的目标是以社区为基础的野生动植物的管理和非木材森林产品的开发。要完成这种改变,公约需要更有效地与社会发展团体进行合作,还需要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更好地进行联系。
  Teresa Mulliken是TRAFFIC的研究和政策协调员
  http://www.traffic.org/
  译自World Conservation 2002,No.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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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9期 2003年3月 返回本期目录返回上页 返回IUCN通讯主页返回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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