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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向时区挑战

　　时区。对生活在远离格兰特的大陆和海洋国家的理事会理事们来说，时区有了一个新的含义。在格兰特的理事会会议上，我们排队、醉眼惺忪地用午餐，意识到我们的家人正在沉睡，快要入睡，或者刚刚醒来，全依我们是否来自大洋洲、东亚、或者美洲的国家而定。我羡慕来自瑞士的理事Pierre Hunkeler，他只消跳上当地的列车就能到达格兰特，其他的欧洲理事也是如此，短途旅行就能到达。
　　我们的时差也反映了理事会内部更重要的差异。语言、文化、会议议定书、以及自然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的优质项目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可是，理事们却仍然有他们的集体责任：代表将他们选为理事的IUCN成员“对整体IUCN事务进行监督和实施总的控制”。这是一个主要的责任，不可等闲视之。每一位理事为了联盟的公共好处，总是在期望着超越那些差异，把成员和工作分一分。
　　构成联盟的共同好处是有变动的，而且是经常变动着。然而，在我看来，在最近10年来的IUCN的存在中，那种变动是比较本质性的而且是迅速的。于是，“时区”也成了跨越最近几届理事会工作重点变动的一个隐喻。
　　在1994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上，IUCN成员们提“分散和区域化”。那个程序在David McDowell新任IUCN总裁时（1994～1996）已经开展，理事会和理事们主要任务是修订规章制度，部分结构有所变动。当我在1996年入选理事会时，对规章制度的评论已然完成了，工作已经有了新的优选点。制订出清理成员资格的政策便是其中之一（头一次这样做）。这对少数几位有献身精神的理事，可是一件大任务，我为看着他们在安曼完成了他们的艰苦工作而感到高兴。
　　1996～2000年的理事会，像它的前任一样，必须在IUCN计划的开展中抓住在成员，秘书处，理事会之间的不满足的关系。在实践中，大会必须在每一计划能被执行之前，就得首先接受它。
　　这给成员们一个可通过大会控制的幻觉。实际上，IUCN成员和理事会都没有涉及计划的开展。在全体大会 和第一次大会上的接受计划过程，主要成了 一次盖橡皮图章的练习。在大会上接受有关计划的动议与实际的计划之间的联系是非常薄弱的，而且也是计划受挫的源泉，这是在伤害上再加上侮辱。
　　在这之外，在蒙特利尔全体大会上必须处理的是暴发似的动议数目。当必须要维持成员的权利之时，如何控制动议？Marftin Holdgate爵士提了一个动议限时的建议，是个有用的开始。上一届理事会想跟踪决议的命运，曾要求在每一项决议决定之后，应紧随着作出采取行动的详细报告报告。这有点用处，但仍然需要对作出报告本身加以改进。
　　关于如何开展计划工作本身这一更本质的问题，上一届理事会作出过很大进展。理事会的计划委员会与秘书处一起开发了一个作用范围较广的计划程序。我们曾经尝试把从成员那里得来的有关计划的问题纳入计划草案，而不是在大会之后吹问题的风。收到一些成功效果。计划仍然需要有新的结构，现在已经有了；将重点集中在结果上，是较策略的做法。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大会日程的缘故，只有少数几位成员看到由Richard Sandbrook送呈的计划及
其制订计划背后的过程。
　　向前看？在我的工作日程上，我喜欢看到理事会在今后几年内发展自己的战略计划-鉴别几个重要的优选项目，发扬集体力量，达成实质性成果。首先一个是接过从上届理事会传下来的重要挑战-改进联盟内部的管理方法。我们需要鉴别好的管理方法，鉴别什么是优选的问题，整理并提出清晰的建议，然后，安排具体步骤执行。完成这些任务需要全联盟的一致行动，需要从理事会中出现一个任务力量，以启动管理方法的改进工作。
　　其他问题是内部管理方法争论的一部分，也是区域化程序的逻辑展开。那么，理事在区域这一级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在该区域增加一些活动？如何使更多的国家委员会（现约为27个）与区域性结构和理事会共同发生相互作用？区域性活动与IUCN计划涉及更大的合流也有问题。不仅是IUCN成员参加进计划的筹备工作问题，也牵涉到国家委员会、区域性论坛以及IUCN秘书处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区域性论坛可能对大会所作出的决定采取保留态度吗？
　　一个正面的新的挑战性问题是：我们如何以我们最好的状态去做联合国观察员？我们的用途是IUCN的专家鉴定，在区域方面，还有在过去的理事中间，我们怎样行事才能作出有效贡献呢？ 我们如何为IUCN接受的许多问题作出优先决定？如何在大会的各种会议之间使IUCN的政策地位规范化呢？
　　这些都是令人激动的、正面的挑战。如果我们努力改善我们的表现并充分利用我们已有的独一无二的力量，一个更为有效的联盟就会出现。我正期待着未来的3年。在接着两天的隐居、休整之后，随后3天的下一届理事会会议就要开始它未来3年的工作了。我们将利用这个机会彼此认识，并且在这个有多么不同成员的集团中，建立互相的信任。如果我们能做到一点，理事会就会更有效地为联盟作出更大的成果。
　　我谨将本文献给Bing Lucas,一位在IUCN内、外都受到爱戴的新西兰同行，以记念他为IUCN服务32年，包括指定任区域理事和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委员会主席在内。Bing于2000年12
月携带全家和孙辈外出野营时，猝发心脏病以殁。

作者： Wren Green，IUCN大洋洲地区理事。
（黄季芳译自World Conservation 3/2000～1/2001：pp50～51）

新的理事会-新的管理层-新的挑战

　　2月份，联盟新的理事会在IUCN总部举行了安曼会议以来的首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理事会任命了4位新的副主席：塞内加尔的Amadou Tidiane Ba教授、美国的Dan Martin博士、沙特阿拉伯的Abdulaziz Abuzinada博士和俄罗斯联邦的Alexey Yablokov教授。之后，理事会约请约旦的Alia Hatough Bouran博士、瑞典的Johan Holmberg大使和Juan Rada先生成为理事会成员，他们将会把特有的专长加强联盟的管理。在确认了新机构（理事会的执委会）的成员资格后，理事会就完成了未来3年的机构设置。
　　关于联盟的业务运转，理事会成员们强烈支持对理事会的各个委员会的再次任命，因为他们在过去4年准备理事会各项议程的过程中证明了具有相当的价值。会议通过了各个委员会职权范围和成员：Huguette Labelle女士任主席的财务和审计委员会；Alistair Gamell任主席的的成员委员会；和新西兰的Wren Green博士任主席的政策委员会。第4个也是新成立的人力资源政策委员会由中国的韩兴国博士(中科院植物所所长)任主席。设立该委员会是为了给理事会提供战略眼光和科学指导，以加强联盟近千名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由Lynn Holowesko大使领导的一个任务组将致力于解决管理事务。
　　理事会热烈欢迎喀麦隆成为IUCN的国家成员，并且批准了24个组织的加入申请。现在，联盟的成员中有79个国家、112个政府机构、692个非政府组织，68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37个会员。一共有141个国家的988个成员。IUCN哥伦比亚委员会作为国家委员会已经得到正式承认。
　　尽管理事会注意到需要行动来实施在安曼会议上形成的决议，2001年的预算和详细的工作计划还是一起得到大会通过。就规划和政策事务展开的讨论涉及范围很广：包括IUCN对世界水坝协会建议的反应，联盟对于Rio+10的战略，未来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项目行动和2003年
在德班召开的第5届世界自然保护区大会。理事会还要求重新审视IUCN的政策制订和通过的过程、IUCN交流政策和战略的制订情况，以及最后一项但决不是次要的，即制定一项全联盟范围的评估政策来衡量联盟新改进的规划所取得的成果。
　　3天的正式会议之前先利用一个周末举行非正式会议，建立起新的理事会工作班子，在联盟管理体制内新成员的作用，并且确认IUCN新的总裁的领导才能。
(新理事会成员合影照片见封面)
（黄季芳译自World Conservation 3/2000～1/2001：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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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通讯总第14期

2001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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