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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什么构成可持续性？

　　在当今经济氛围下，还没有一项保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具有指导公众政策制定的能力，而且也不能象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失业率那样牵动人心。去年确定的具有实验性质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SI）就是首次尝试。
　　ESI由65组不同信息构成，可显示21项指标。刚开始使用该指数时，存在一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对相对权数的担心。
　　阿曼代表大会给了我们一个向环境学家与商界名人请教的机会，使我们了解到每个指数所使用的权数的含义。会议期间，我们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发布了150个ESI权数调查报告。这些数据已分发给了《世界经济论坛明日全球领导人》的成员以及其他3个小型环境政策制定会议的与会人员。总之，在我们收到的260个回复中，62%来自IUCN代表大会。
　　在答复中，与环境体系和环境重点有关的指数具有极高的概括性（超出了5点的最大限度）。而那些用来监测各国环境变化、社会和制度能力以及全球范围内服务工作的指数就稍弱一些。
　　有趣的是，环境组织和商业团体，或是发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们（平均来看，高收入国家希望分配所有指数，这种呼声略高于低收入国家）对该指数都没有异议。发展中国家对该指数作出的反应更强调“公众选择的失败”，比如腐败程度和不合理的津贴制度。
　　代表大会与会人员和《全球明日领导人》对此事的看法略有分歧。代表大会成员认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最重要的，商业团体则更看重空气和水质量。

　　阿曼的状况显示，在联盟执行的保护战略，特别是物种保护，以及保护区条例中，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占据了“中心领域”。
　　联盟工作议程中早就包括了可持续性使用的议题，但执行（或不执行）方式的问题一直被长期讨论，而且在过去的代表大会上，有时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阿曼，该议题已清楚的表明，多数代表，分析和执行条件都有利于可持续使用计划的执行，而这也正是联盟工作的中心议题。
-Marshall Murphree
　　这有意吗？我们认为有意义。首先，调查反馈的信息倾向于了解环境的真实状况和导致这些状况出现的原因，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判别要比加入环境条约或立法更为重要。况且，科学和技术也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因素，要让它们在国际间进行信息知识和技术的交流，而不是“成长在家里”。最后，可持续性指数还不包括环境灾害，比如洪水和雨季。考虑到部分调查结果，我们已经决定把该指标从ESI中除去，并加强国际合作指数的使用。
　　去年，在瑞士DAVOS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上，公布了2001年度ESI指数，包括“交互方式”，允许公众在本地权数计划基础上，创建具有特色的指数。
　　欲看更多信息，请流览http://www.ciesin.org/indicators/ESI

作者： Alex de Sherbinin是哥伦比亚大学CIESIN的副教授。
　　IUCN所讨论的可持续使用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它的含义，但重要的是要明白，可持续性使用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在实际情况和决对意念里似乎无法实现的目标。它是人类、环境和生物状况所产生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　　-Steve Edwards
(陈莹译自World Conservation 3/2000～1/2001：pp36～37)

商业和生物多样性：一个美丽友谊的开始

　　在保护生物学家看来，“商业和生物多样”这对名词就像“美女与野兽”一般难以相容。
据我所知，1997年IUCN和可持续发展世界商业理事会（WBCSD）的出版物首次使用了“商业与生物多样性”作为标题，使其第一次在出版物上同时出现。4年前，甚至类似商业和生态效率，或能源和废物的有效管理这样的说法都好象惊世骇俗，现在却是任何一个有应用价值的环境管理体系（EMS）的基本要素。但是前几个月中，这一领域出现了不少新的倡议。而且安曼大会特地为这个主题安排了一天时间的研讨会， 由Frank Vorhies担任主席。
　　人们随之明白，这个概念有两方面的广泛应用。首先是以生物多样性为产品的商业部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生态旅游和由生物多样性支持的农业实践活动。它可被描述“生物多样性商业”。讨论会上通报了一系列案例，并研究了这一领域中成功的公司和可能刺激该部门发展的事业基金，诸如Terra Capital Fund基金和Kijani倡议（斯瓦西里语中绿色的意思）。对于依赖其而生存的社团和做决策的政府而言，这项运动显然是困境中的一个进步，使得生物多样性具有了经济上的重要性。
　　但是，会议上笼罩着一片巨大的阴云，那就是：大商业。全球公司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无论正负，都比从往任何时候都大。很多保护生物学家认为，为此，他们应该在保护生物学的争论中保持完全一致。如今，少数全球环境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地球环境监察、WWF、动植物保护国际，积极参与了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的活动。从这些非政府组织在研讨会上报告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6个“商业与生物多样性”的趋势。
　　· 这些非政府组织将公司的部门视为每一个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方案中整体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公司不能仅资助非政府组织，而要有效行动以降低、去除或减轻公司经营行为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非政府组织拥有必备的地区、国家和国际生物多样性信息，于是在公司中，特别是在像Rio Tino和BP这样的自然资源开发公司中，很多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的制
定和实施都与非政府组织协力进行。
　　· 公司在生物多样性领域里行动的目的也不仅是服从，或在他们的其他经营领域中做到“部门最优”。原因在于，有效的环境管理通常是公司管理业绩或良好形象的表现。
　　· 在单个公司的内部材料以及参与公司的综合导读中，商业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相关文件的数量都增加了。但是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尚未真正把参与商业活动或增加资助的想法与商业活动区分开来。
　　· 无论是对于公司、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而言，多数生物多样性的工作都是大劳动量的。这就为个人和团体提供了就业机会。诸如Shell，Glaxo Wellcome和British American Tobacco等一些公司，将生物多样性工作作为公司间提高知名度和扩展大收购的契机。
　　· 依据类似ISO-14001的方案，这些公司越来越经常的拟定4或5步的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BAP）。这个行动计划参照公司的环境管理体系（EMS），在重要性和整体化方面与物种和生境相关联。它集中了公司做当地或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带头人的利益，并与广大的土地所有者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者存在特别关系。人们把Northumbrian Water（属于Suez Lyonnaise Des Eaux）作为公司的BAP与EMS紧密结合的最好例证而经常引用。
　　· 森林职员理事会和新的海洋水族馆理事会修正的2个认证体系指出，如果非政府组织施加压力，公司适当的规章和高水平的大收购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市场。
　　所有这些都指向了IUCN在商业中的角色是什么这一问题。1997年年度报告中通报的IUCN私营部门特谴部队（IUCN Private Sector Task Force）发生了什么事情？值得关注的是，只有两个跨国公司：Reuters和Sony在大会上出现，而且他们都被安排在传统的“捐助者”的位置上。在一次世界保护讨论会上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突然一同出现，却没有公司的影子显得很反常。当然，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IUCN作为一个全球性组织在世界保护活动中是什么角色。换言之，那次讨论会必须要所有对保护工作有争议的成员，也包括公司都参加吗？或者说目前的成员是否应该表达出自己对公司等其他成员的看法吗？
　　无论怎样，下次大会应该有所改变了。人们很容易设想，IUCN将在那次会议上找到合作者，甚至投票选出合作成员。一旦很多公司比政府还庞大有力，这样做就会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我们能否信任由他们选出的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主席？合作者们是否会渐渐破坏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性？一个矿业公司的CEO能否罢免一个选举产生的世界保护区委员会的官员？
　　另一方面，对于商业IUCN可能会使它的成员拥有同等地位。在哪个案例中，IUCN关于公司在保护中的角色的看法是怎样的？有没有什么部门或公司因为太肮脏而被拒之讨论门外？IUCN能否利用其无可比拟的专家和专业技术优势，来帮助制订测度或降低公司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全球指南？
　　我们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是，IUCN拥有一些可能唯一使公司感兴趣的品质。它科学，客观，有全球性，并已经成了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科学家在讨论和合作中的中间人。目前还存在着尚未被非政府组织或政府完全占有的巨大空间。一个可以跟公司提及如下问题的机构有着潜在的深远影响：诸如这是世界保护共同体对你商业的看法；这是你可以改进的地方；这是这个行动的一些商业案例。与此同时，希望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司还没有主要的参考点，而关于这方面，其他环境方面的操作拥有ISO-14001或EMAS（生态管理和审计方案）标准。而且，因为非政府组织的驱使，他们与无意向参与的公司完全不同。
　　这个有关商业的生物多样性的交互式讨论显示出一个信号，即IUCN办事处正在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一份通告中提到，IUCN、地球环境监察以及WBCSD将合作发表一个为期一年的工作大纲，作为1997年出版物的后续内容。在下一次大会前，IUCN将针对它与商业的关系问题做出决策。在安曼发布的有关生物多样性和商业的工作大纲将是这一里程中的重要一步。

作者： Robert Barrington博士是地球环境监察研究所（欧洲）的执行主任。

(曾岩译自World Conservation 3/200～1/2001：pp38～39)

环境法：安曼的委托

　　安曼大会制订了大量法律条款。于是，环境法程序机构（ELP）的任务将是尽资源允许的可
能而提出更多的条款。以下是这些决议的例子。

决议2.09国际公约的执行和监督
　　如果有各级国家和国际法律文件相支持，多边的国际协议，诸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和其他的协议，就能有效的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正如ELP常年所做的，它如今仍致力于协助各机构将这些法律文件推上正轨。

决议2.63湄公河流域国家野生物种的非法和（或）非可持续性的贸易
　　ELP在支持IUCN的基本授权方面十分积极，从事世界范围的灭绝危机。未来10年中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对法律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可持续利用立法”的发展。它显然可强制性的控制野生生物多样性的利用和管理。对湄公河目前问题的解决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其中取得一些具有决定性立法的发展正是对我们的锻炼。

决议2.39林业部门的腐败
　　森林也具有类似的问题，因为那里尽是有商业价值的物种，和关系到世界生物和遗传资源重要片断存亡的其它资源。森林资源的管理权利（以及处置权利）经常被各级团体把握着，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处在林业官员和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外。协助正在完善法律工具的国家进行与“犯罪对环境”的斗争，将成为ELP在未来中的主要任务。

决议2.56保护海洋沿岸的土地使用政策和法律工具，以及决议2.90针对污染的地中海和沿海地区环境保护协议
　“沿海地区”的海洋，无论是海底陆地还是水体都对大量物种的生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沿海地区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沙滩和岩石地区、红树林、湿地、海洋植物海底seagrass beds和珊瑚礁等）和与之相连的近陆地区拥有特殊的价值，吸引各种开发项目。这些开发会造成海岸生境和生态系统迅速消失。这种情况迫切需要法律机构来保证制订合理的关于海岸区域的决策，并给在这地区生存的物种以适当的“发言权”。

作者： Charles Di Leva是IUCN环境法律项目组的主任。

(曾岩译自World Conservation 3/200～1/2001：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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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通讯总第14期

2001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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