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本期目录返回上页　　返回IUCN通讯主页返回上页


动物调查报告

越南灵长类动物的悲惨命运

　　对于科学界，越南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这个国家有许多未知数、新发现的诱惑， 有许多理由吸引了许多人来到这里。
　　1997年，在越南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得到描述：灰腿白臀叶猴（Greyshanked douc langur, Pygathrix cinereus）。1992年还发现了索拉羚（Pseudoryx nghetinensis），1994年发现巨麂（Giant Muntjac, Megamuntiacus vuguagensis）。
事实上，20世纪在全世界发现的7 种大型哺乳类物种中，有4种是90年代在越南发现、描述的。所发现的这些物种都是稀有而且是濒危的。我们怎么去挽救它们？
　　过去由于越南战争频繁，自然保护组织和研究工作者处在无所作为的状态。今天，形势已经有了进步，但存活下来的越南野生生物仍然遭受着十分紧逼的威胁。

倍受重视的空间
　　越南人口将近800万，面积略大于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略小于日本。邻国老挝，面积约为越南的3/4，人口约为越南的1/16，每平方公里有225人。越南的总人口密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以农立国。这意味着越南的森林和疏林是有规律地面临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境遇。大片栖息地由于烧山农耕而遭迅速毁坏，有时还导致森林大火。据越南森林保护部门报道, 1998年10月一场森林大火是从上一年烧起的。1289起放火烧山，毁了17757hm2 森林，1997年，295起烧山，毁了1424hm2 森林。
　　据世界自然基金（WWF）的数据，伐木、烧山农耕、薪用砍树，以及60～70年代美军使用落叶剂，越南森林覆盖面已减至30%以下。剩余的森林只有10%是原始的、完整的森林。这些皱缩的森林要承担越南275种哺乳类物种，近800种鸟类物种，和260种爬行类和两栖类的庇护。
　　各方面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前苏联解体以后，越南的财政陷入极其靠不住的地位。虽然近几年来经济有所进步，越南仍旧是亚洲最贫穷国家之一。1997年底，越南外贸逆差330百万美元。既然越南大多数人们都是贫穷的情况下，只有一条路可迅速致富，那就是做非法野生生物贸易。
　　在市场上，一只活猕猴可换回30～50美元，一只熊崽可换回近200美元，一公斤虎骨可得到150～375 美元。野生生物保卫者清楚地看到有一场硬仗要打。

庇护的必要
　　灵长类是受欢迎的贸易对象。如越南特有的德氏黑叶猴 (Trachipithecus delacouri) ，野外仅存250只。越南白臀叶猴（Rhinopithecus avunculus），仅存活在越南北部两处小森林之中，估计存活150只。怀疑种群个体数不足100只的金头黑叶猴（Trachipethus francoisi poliocephalus），仍旧只生活在远离越南北部海岸的Cat Ba岛上。
　　1993年对灵长类说来是个好年头：濒危灵长类动物救援中心（EPRC）成立了，这是在印支半岛上仅有的中心。以Tilo Nadler 为主任的EPRC位于河内南面120 km的Cuc Phuong 国家公园。Nadler代表德国法兰克福动物学协会（FZS）运作Cuc Phuong自然保护计划。这是一个非赢利项目，属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的FPD管辖下、国家公园的一个部。
　　启动管理和财政支持来自德国物种和种群自然保护动物学协(ZSCSPGermany）的FZS和德国Allwetterzoo Munster(Germany)。然而，EPRC的真正的创办者是2只德氏黑叶猴。这2只高度濒危的叶猴是1993年从Cuc Phuong郊外农村没收的。当时它们健康状态极差，没能放生野外，而由Nadler照顾。作为FZS的一部分工作，Nadler进行了有关德氏黑叶猴的调查，找出这种叶猴的分布和种群。1993～1996年的调查结果指出，这一物种仅在越南北部隔绝的石灰岩区域森林中存在着少量数目，而且种群由于沉重的捕猎压力而处在衰退之中。当时当Nadler同意接受这2只德氏黑叶猴之时，他并没有想到EPRC会发展成为高度受人尊敬的越南濒危灵长类物种的庇护所和集中笼养繁育设施。

长长的返乡路
　　救援中心现在已收容了60多只灵长类动物包括叶猴、长臂猿和懒猴等，分别属于14个种和亚种。其中有5种世界上还没有看到其它地方有笼养的。
　　这5种是德氏黑叶猴，灰腿白臀叶猴(Pygathrix cinereus)，金头叶猴，海亭叶猴（Trachypithecus francoisi hatinhensis），黑叶猴（Trachipithecus francoisi ebenus）。在中心的那只黑叶猴氏是迄今第一只活标本。其它在中心的灵长类包括老挝叶猴（Trachipithecus francoisi laotum）,法氏叶猴（Tracipithecus phayrei），红腿白臀叶猴（Pygathrix nemaeus），黑腿白臀叶猴（Pygathrix nigrripes）,白颊长臂猿（Hylobatnys leucogenys leucogenys），南方白颊长臂猿（Hylobates leucogeeucogenys siki）,黑长臂猿（Hylobates gabriallae），蜂猴（Nycticebus coucang）以及小蜂猴（Nycticebus pygmaeus）。
　　EPRC的猴类物种的大多数是叶猴。结果，使中心培养了照顾叶猴的专家。
　　叶猴以树叶为食，有一个复合的囊状的胃，能消化许多叶子。通过仔细的监视和食谱分析，并且通过给叶猴喂从森林中采来的树叶，使中心的叶猴的食物与留在森林中的叶猴一样。
　　不幸，许多罚没后送到中心的叶猴的复合胃不能处理捕捉它们的猎人或买卖它们的商人给它们的食物。结果这些叶猴得忍受消化系统的病痛才能存活下来。EPRC有一个设备良好的兽医室和检疫站可以治疗猴子的疾病和受伤，保持猴子的健康。
　　在EPRC，促进原地（原产地国家）笼养繁育之举是成功的。中心建立了几个繁育小群繁育稀有种，其中有第一次笼养的德氏黑叶猴，育出3只猴崽，海亭叶猴，育出7只。EPRC也在最近
接受了第一只白颊长臂猿。中心的成功也应归功于动物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由于中心获得德国来比锡动物园的支持，EPRC曾经与莱比锡动物园的职业动物保养员共同工作。得到德国Deutsches Tierhilgswerk的赞助, Manuala Kloden, Roland Manual,和Marco Mehner等曾交替来到中心，担当顾问及培训越南的动物保养人员。在1998年，一位德国兽医，Ulrike Streicher(德国Andreas Stihl基金赞助)开始来到Cuc Phuong抚养EPRC的灵长类。
　　长期以来，EPRC计划了将几个稳定的灵长类小群放生返回野外。这些笼养的灵长类放生返回野外，将有希望加强野生种群。由于放生的成功有赖于放生灵长类在笼养时的条件，EPRC一直供应充分的居住环境--设计尽可能模仿野生小组与其天然栖息地的条件。EPRC也创造了一个训练灵长类动物的“训练”设施，为野外放生作准备。临近中心有一处2hm2的小山坡原始森林，成为有电网防范的半野生环境。这里现在有一对南方白颊长臂猿和3只海亭叶猴栖息。
　　维持适当的并充分的栖息地是目前面临的障碍。叶猴对温度敏感，原产越南的中部和南部，不习惯北方的冬季。它们的生活范围需要加热设备以保住温度越冬。
　　英国外交部环境、科学、能源署通过英国驻河内大使馆提供资助，新的叶猴居所正在建造中。这将减缓居所不适当的灵长类和人类在去冬经历的压力。
　　居所是一个连续的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灵长类将要来到EPRC。
　　这些灵长类孤儿是野生生物贸易和狩猎的牺牲品。它们通常是从猎人、动物贸易商、或非法的动物运输没收而得，甚至旅游者经常可从动物市场上购得，有些被非法禁锢在私人寓所或机构。

有利可图的贸易
　　在越南，统计野生生物贸易的数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每年都要作成数千笔野生生物的生意。大多数这些动物从来没有被关注过。
　　根据《Borderline》报告，1996年6月至1997年6月，越南的FPD查出1270件非法野生生物贸易案件。这些贸易包括有69000只野生动物在越南国内途中或往国外市场途中被拦截。然而，FPD的官员承认，这些数字仅仅是越南整个野生动物运输的小部分。贸易商及其网络的装备经常要比那些强制执行贸易管理任务而预算紧张的机构人员的装备要好得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名携带着价值几千美元的23kg虎骨的贸易商人，心甘情愿地付出115美元罚金，就能通行无阻前往河内。
　　野生生物作为贸易商品有很多原因，主要是野生生物在越南是用于作为食物的，尤其是对外的野味餐馆，或供应那些活野味的饕餮客和将动物全身或部分入传统医药的需求，尤其是从中国来的需求。
　　根据《Borderline》，越南野生生物90%以上出口至国际市场。没有几年以前，随着中越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改善以及边境交通的开放，对中国的贸易就戏剧性地猛升。
　　的确，越南的地理位置和运输设施使其贸易主要导向野生动物的贸易，这些贸易中的野生动物多数原产泰国、柬埔寨和老挝。根据1998年Tilo Nadler和Shane Rosenthal的报告“野生生物中心和在越南罚没的野生动物问獭保渲杏泄夭糠终既缦拢�
　　· 1993年，102只小蜂猴从越南走私到台湾国际机场被发现后送回越南。
　　· 1994年，每星期有一辆货车装载300只穿山甲从河内发运中国。
　　· 1994年12月，森林护卫队在一个通向中国的十字路口缴获2.3吨龟类、100只鹦鹉、200只鸽和200只穿山甲。
　　· 1996年11月，在同一边境检查站截获一辆装运了200只猕猴的卡车。
　　· 1996年11月，森林护卫队在另一边境检查站没收一卡车计100只灵猫、1000多条蛇和100只穿山甲。
　　· 1997年，在同一边境检查站，截获一卡车750条1.5m长的巨蜥。
　　当灵长类在贸易中并不是主流之时，却在另一方面成为希望得到的东西。根据Nadler Rosenthal的报告，灵长类在贸易中通常有这样的用途：懒猴类用于入药或作为宠物出售；猕猴用于入药（主要是用作镇痛剂）以及食物（虽然并不普遍，但仍有餐馆用活猴脑入菜肴）。叶猴经常被用于制备镇痛剂；长臂猿一般作宠物出售；成年的长臂猿，再其失去了幼龄才有的那份伶俐和喜爱拥抱的吸引力以后，就经常被毁掉或被抛弃。
　　尽管制订了法律和惩处办法来保护野生生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执法尚有困难。
　　主要的法律是第18号法令（1992）。该法令规定受保护动物的开发和/或毁坏其栖息地为非法。此外，其它3种条例（1993～1996年发布）禁止出售野生动物（受保护的或非受保护的）或野生动物的一部分，禁止生产由受保护动物制成的产品，禁止在餐馆未经允许供应野生动物。此外，越南于1994年签署了《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CITES）。表面上，越南作出了努力，而实际上则是另外一回事。

Dong Xuan之役
　　正当腐败在越南到处都有的时候，也有诚实和有效率的越南官员和森林巡视员执行法律和自然保护的工作，但是这些个人不能单独做这些工作。EPRC加入了这种工作，共同努力。但是这样并不能将灵长类从贸易中拯救出来，而是必须彻底解决问题。
　　例如，在河内的Dong Xuan 市场，是一处著名的宠物市场。多年来法律从来都管不到它。根据Nadler的个人观察，1993年估计在Dong Xuan市场上出售的动物是：300只穿山甲、80只懒猴、160只猕猴、15只长臂猿、100只灵猫、30只猫、250条蟒蛇（体长超过2m）、400只壁虎、150只巨蜥和700只龟类。
　　1998年底，一只幼龄红腿叶猴在Dong Xuan市场上被公开出售，按第18号法令，叶猴是CITES附件Ⅰ的种类，是完全受保护的。EPRC于是随即启动了一次致森林官员、河内人民委员会（负责监督市场的权威机构）、以及许多外国驻河内大使馆的书信之役，信件中附了照片和售货收据。
　　投诉获得了成功。从各外国驻河内大使馆刮起的这阵风，得到了河内人民委员会官员迅速的回应和行动。买卖的动物很容易地地被转移到别处，表面上Dong Xuan市场被取缔了。其后的访问指出，那里已出售不再受保护物种了。

感谢支持者
　　像这样的成功对EPRC来说，是重要的，虽然它是一个灵长类的庇护所，同时它也是一个有志于在越南保护所有的野生生物和森林栖息地的非获利的组织。EPRC甚至还收容过受伤的和生病的野猫，森林有蹄类动物，以及其它需要帮助的动物。
　　由此，EPRC因其在自然保护方面的各种努力和在保护濒危越南野生生物及其栖息地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而赢得正面的荣誉。救援中心对每一个人 都是开放的，免费的。任何一位访问Cuc Phuong 或仅只是到救援中心来的访问者都有机会看到、并知道有关世界上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并且发现这些动物及其栖息地值得去保护。
　　EPRC的工作是盈利。EPRC从有关组织和个人筹集基金。没有这些慈善的协助，EPRC就无法为越南进行生物多样性工作。EPRC对给予其运作、管理、财政和道德方面支持的组织和机构表示感谢。也应感谢Cuc Phuong国家公园和越南FPD以及Cuc Phuong村的支持。第一次越南国内的财政支持于1999年收到，这些资助来自河内并来自英国、新西兰、荷兰等国的大使馆。
同时，如果能有一些北美的动物园资助，则Margot Marsh生物多样性基金会的资助将可实现
。
作者: Lynne R. Baker。
(黄季芳译, 汪松校自IPPL News 11/1999， 〖ST5”HZ〗26(3):15～21)

四川山鹧鸪的光明未来

　　2000年8月，我们访问四川南部时发现，中国政府颁布的长江上游禁伐令正全面执行。禁伐令是在1998年8月长江下游发生洪涝后发布的。长江上游的毁林与下游的洪涝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也是发布禁伐令的主要原因。四川东南部正在兴建中的三峡大坝将要使中国最大、最有力的河流的水流得以控制，进而具有减少洪涝的功能。然而，也有人担忧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会将大量泥沙冲刷入江，在大坝上游形成淤积。这是中国领导进一步下决心发布禁伐令的另一条理由。
　　禁伐令将使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和同样栖息阔叶林的其它物种受益，因为它显然立即会制止在这以前栖息地的快速损失。有人传言禁伐令实际上并未得到有效执行。但是当我们处在鸟类生活范围中心的森林时，看到已经完全停止滥伐树林。当地的森林工人改行在森林植被被破坏的陡峭山坡上重新种植树木，绿化率已经达到25%（中国日报，2000年1月20日）。少数土地种上了Cryptomeria之类的商业植被和其它松柏科的树种，但大部分山地则种播了本地的阔叶树树种，其结果是阔叶树次生林重新回到了山坡。过去我们发现，如果还有原始相当面积的原始林，四川山鹧鸪和其它受威胁的鸟类能在这些次生林地带生存（Dowell et al., 1997; Dai et al., 1998）。适当的植被可提供有价值的原生林区块之间的栖息地走廊。
　　我们在该地区计划开展一项针对四川山鹧鸪的无线电遥测项目，搜集四川山鹧鸪生态和行为方面的信息。从1月12日至18日，我们在原始森林扎营一周。我们架起许多鸟网，活捉四川
山鹧鸪，然后安装无线电发射器。不幸的是，四川山鹧鸪这种鸟非常胆小，对套网非常谨慎。我们想把捕捉方法改得更精巧一点，这样Dai Bo可以在后几个月继续捕捉。我们在典型的栖息地遇到一只四川山鹧鸪从原始森林覆盖下一片缓坡（海拔高度1385m）的潮湿的落叶堆中惊飞而出。在有白鹇（Lophura nycthemera）栖息的地方也可见到弥漫的尘土和鸟粪，可能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skii)也是如此。未听到四川山鹧鸪的鸣叫声。
不过季节正值冬季，而且地点在四川山鹧鸪生活范围之外。在这时节，森林是一个很不宜人的地方，气温在零度徘徊，经常有雨、雾，甚至有结霜，树木经常饱含了水分，结成雾珠。而当气温降到零度以下时，每片叶面和茎干上都结着一层薄薄的冰，茎干上结成的冰滴吊挂在雾珠上，好象是昆虫假死状态。此时在森林中的鸟类生活很少像夏季候鸟那样离去， 虽然雀鹛 (Alcippe spp.)、红头山雀（Aegithalos concinnus ）和红头穗鹛(Stachyris ruficeps) 成群在森林内徘徊，寻找躲藏在树木和岩石上覆盖着的地衣下面的无脊椎动物。在这样的一群中，我们看到了3只金额雀鹛(Alcippe variegaticeps) , 它们是与四川山鹧鸪共栖的雀鹛类中高度渐危种。这是一个重要的冬季记录，它证明这些鸟类都是这片阔叶林的居民，并且像四川山鹧鸪一样，全部依靠这一区域的阔叶森林生存。
　　项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本地居民纳入每一个自然保护的战略之中。禁伐令已经给当地社会造成不少困难，收益减少，并面临失业的威胁。迄今为止，位于雷波县西宁乡的森林管理局巧妙地避免工作人员的失业，将伐木工人重新安置到种植树木计划中。像其它地方林业管理部门一样，就业问题在我们调研的区域内始终是一个长远考虑的问题。现在，中国森林业的权威人士与当地社会、非政府组织和自然保护界人士在制订一个新的可持续性林业战略方面有一个共同工作的独特的机会。这一计划应当包括在保护原始林的同时，允许可持续地利用和开发森林资源，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也是我们从野外返回成都后在与四川林业厅保护处会晤时所坚持的。那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四川山鹑的保护工作的3点积极的意见。这些意见应可促成建立第一个真正四川山鹧鸪阔叶林保护区。内容简述如下：
　　（1） 保护处制定一个长期计划，在2030年以前建立5处适于四川山鹑生存的阔业林保护区。
　　（2） 双方一致同意四川林业厅与PQF专家组紧密合作，协商在2002年夏季以前建立第一处保护区。这一举动正好可以在当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鸟类学大会上宣布。
　　（3） 四川马边大分顶自然保护区（熊猫）将有一个扩展计划，在保护区南边划出一块40km２的阔叶林合并入现有的高等级森林（据1998年Dai Bo报告中的建议）。这将是第一个为了保护四川山鹧鸪的真正的阔业林保护区，并且将在马边县和雷波县两县边界纠纷已获解决之时实施。期望上述保护区地域合并考虑成为中国政府在以后处理地方边界纠纷问题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日报，2000年元月22日）。
　　Simon Dowell博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何芬奇先生和WWF中国主任James Harkness博士举行了进一步的会议。WWF正在开始一项有关在中国西南各省建立可持续性利用的森林项目，其内容涉及森林野生生物管理与当地社会关系的探讨研究。希望四川山鹧鸪森林保护项目能与这一令人激动的新项目紧密合作起来。
　　四川山鹧鸪及其各种栖息地的未来看上去比较光明，虽然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去完成。今年进一步要去做的是尽量多捕捉一些个体，安装好无线电跟踪标志，从而发现更多四川山鹑的生物学特性，制订有效的管理战略。工作将要从收集当地人民对森林的经济利用的信息开始，目标要集中在当地熟悉采集药用和烹调用植物的原住民彝族少数民族。要奉行一种更好地与WWF及其可持续性利用森林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以便能作出更大的努力来推进四川山鹧鸪新的保护区的建立。
　　或许那浩大并有争议的三峡项目以其对环境所起的影响而起了一定的作用，使中国政府对滥伐森林导致四川山鹧鸪和其它野生生物栖息地大规模损失改变了想法。可是，不知道这一政策能够坚持多久。事实上，这个政策本身并不可能是可持续的，这是由于其负面影响危及了百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当地许多个县和地区的经济。所以，我们必需与中国各级领导在一起，在工作中作好我们这一部分的工作，开展一个为21世纪的真正可持续性利用的森林事业战略，以使野生动物和人民共同获益。

作者： Simon Dowell & Dai Bo。
(黄季芳译，郭寅峰校自PQF News 8/2000， No.15，pp2～3)

《物种多样性之园》

　　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经验看农业保护计划（ACP）的实施指南。由IUCN的世界保护区委员会编写。
　　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根据：IUCN/WCPA组织和欧洲委员会以及其他重要保护区的政策汇编，还有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有关保护区的政策等编辑而成的。
　　这部书强调和明确了一个保护区域要想成功地在下一个世纪生存所必须的诸要素。并特别强调了保护区域周边土地的计划化使用，以及地方机构团体的更有效地介入和加强吸引力的必要性等等。由IUCN为欧洲委员会出版。ISBN： 2831704642，1999。295×210mm 188pp 16.5镑，24.75美元，订书号：B522

黄羊的分布和迁徙

　　蒙古东部草原栖息着世界上数量最大的迁徙有蹄类动物，但目前形势十分严峻。黄羊是蒙古15种有蹄类物种中最多（约有2.0～2.5百万只之多）的一种。在20世纪之初，大群大群的黄羊，从蒙古西北部平原和山谷到东部的草原，并进入中国内蒙东部和黄河北面的草原，并伸展到俄罗斯的达乌尔平原。虽然许多适宜于黄羊的栖息地至今仍未受破坏或分割，但黄羊的分布范围却只限于蒙古东部平原。现在蒙古中部和俄罗斯达乌尔草原尚有小股分散的种群。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黄羊的生活范围已减少到沿中蒙边境的一条狭长地带，据信是从蒙古迁移来的。虽然分布范围、栖息地在减少，但在蒙古东部仍然能看到成千上万的黄羊。George Schaller认为该地区应该是“世界上最后的、未遭掠夺性放的生态系统之一”，是世界上少数残存的大群有蹄类动物仍在迁移的区域之一。
　　合法的商业性和个人的捕猎黄羊仍在大规模地进行，但关于黄羊的季节性活动范围或种群统计仍然缺乏。其实这些都是有效保护和管理黄羊资源的关键因素。蒙古正面临从集体经济向一个自由市场经济过度的挑战。随着蒙古的经济发展，石油开发、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人类的侵犯、偷猎及过度放牧，使黄羊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未来因素。由于缺少有关黄羊种群迁徙和分布的信息，随着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激动人心的野生生物壮观可能就此消失。

背景
　　有人曾估计在20世纪40和50年代，黄羊的数量有不少于150万只，分布面积达78万km2，如今估计已减少到19～47.5万km2种群调查显示, 20世纪70～80年代，从1975年的18万到1989年的40万只。这组数字与一份未公布的、由保护国际、联合国生物多样性考察项目及蒙古科学家航测估计的不一样，他们估计至少有200万只。MilnerGulland 等根据历史上狩猎量统计估算，如果维持过去80年来的狩猎规模，黄羊种群至少得保持在600万只。这一估计数的出入，对当前设定狩猎额是一大障碍。
　　在20世纪大多数年代所发生的大规模猎杀, 不顾及种群的生态，管理计划也不考虑对黄羊这一物种的可持续性利用。20世纪40和50年代，官方的狩猎捕杀记录是每年4～6万只。过去20年内，国家狩猎一度停止，以防止种群严重衰退。1992年曾在蒙古东部草原建立7000km2 的严格保护区，但不幸由于缺少羚羊的生态学信息、迁徙路线、产仔和繁育地等，黄羊群只是季节性地逗留在保护区。关键的栖息地，如产羔地段、冬、夏生活范围和迁徙路线尚待确定。对分散种群的鉴定及其动态信息，对于制订管理指南、扩充和建立保护区、以及土地占用的矛盾等方面，都十分重要。缺少适当的力量来巡逻并保护已建立起来的保护区，是另一应当提到的问题。
　　有过一次黄羊横过蒙古、由东到西的季节性迁徙移，但现今不再能看到。一个理由是20世纪50年代兴建的乌兰巴托--北京铁路两旁的篱笆成了横过迁徙走廊的障碍。事实上，究竟是篱笆给羚羊造成了威胁，还是人类群体在这一区域的增长也给羚羊构成了威胁，还很难说。如此，黄羊主要被限制在蒙古最东面的几个省。过去，看到过多达8万只黄羊群深秋和春季迁移。此外，有关今天的迁移模式的方向、频率和机制以及种群之间的差异，都还一无所知。一些种群是迁徙性的，另一类种群则仅是扩大其生存领地的移动。大部分种群有能力在冬季向南迁徙，进入中国的内蒙。季节性短程转移可能是由于牧草质量、主要生长期的矿物质分布和利用、水的利用及狩猎压力。
　　狼是草原上最大的食肉动物，但对黄羊种群动态的影响如何尚不清楚。金鹰（Aquila chrisaetos），兔狲（Feilis manual），赤狐（Vulpes vulpes），沙狐（Vulpes corsac），FDA1（Milvas spp.），和鸢Buteos (Buteo spp.)。人类很可能对黄羊的威胁最大，从20世纪初就大肆捕杀。周期性发作的necrovateris (Fusobacterum necroforum)和感染羚羊的腿和蹄的Pasteurolos经常造成黄羊大量死亡。

优先保护行动
　　目前尚无有关猎杀黄羊的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性利用管理计划，但商业和个人狩猎照样进行，用机关枪和探照灯夜猎。虽有定额，但没有种群动态信息为基础。整年偷猎是个严重问题。蒙古东部严格保护区原本就为保护黄羊,不幸的是大多数种群的生产和发情地点位于保护区以外，保护区内只驻留部分种群。
　　现在东部草原发现了油田，正在开发中，这将导致栖息地的退化和分割。

目标
　　研究项目的目标着重在黄羊的自然历史和黄羊 预期栖息地的关系。研究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对危及确保迁徙羊群长期存活力的栖息地作出鉴定。本项目将提供黄羊基本的自然历史。问题是：（1）目前黄羊的分布；（2）一年中羚羊群在本地生活区域间的移动模式；（3）黄羊种群动态。
　　目前普遍认为羚羊是高度游动的。希望查明它的活动范围有特定的地点，并在这些栖息范围内的移动有一定的模式。遥测工作可了解单只羚羊特定的移动模式。此外，还可看到幼羔和成年黄羊死亡过程。从种群组成和狩猎两方面收集到的数据，将能弥补这方面的空白。空中调查能掌握种群大小。从而可执行一个可持续利用的管理计划和狩猎战略。

作者: Kirk A Olson。
(黄季芳译，汪松校自GNUSLETTER 6/2000， 19（1）：23～27)

青藏高原东部的草场政策

--中国的《草原法》对放牧活动和景观的影响

　　草场是一种复杂的环境--不只是牲畜赖以生存的资源。这篇文章把焦点对准了青藏高原东部(位于中国青海、甘肃和四川省)有关政策的变化。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去监控这些政策对环境和当地人的影响。这篇文章根据一项合作进行的研究工作推断出：如果在该地区实行良性的放牧政策，使高原的经济以缓慢但适度的趋势向市场经济发展，那么草原及畜牧业的发展潜力将是十分巨大的。

引言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Hindu Kush--Hima1ayan）地区的草场主要位广阔的青藏高原上，这里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草场十分相似。这里的草场资源是十分有限的，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劳动生产率很低，牧草较为缺乏。它们还代表着一种丰富多彩的由自然力和人类共同造就的文化景观。从这个角度看，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只把草场看成是放养牲畜的资源。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美好环境。这些草场一共包括大约2百万km２，占该地区面积60%以上(Miller， 1995)。几百万的农民和牧民把草场当成共同的资源进行管理。
　　青藏高原的草场之所以重要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首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草场是亚洲6个主要水系的发源地。这里还包括了各种生态系统，从林地-草地群落交错区，有丰富药草的喜马拉雅高山峡谷，高原东部广阔的盆地和山脉草地，到羌塘地区西部的高海拔高山荒漠草原。这一地区的很多地方为许多野生动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如：岩羊（Pseudoes nayaur）、藏驴（Equus kiang)、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和濒危的雪豹（Panthera oncia）。因此，现在很多区域被设为保护区，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最后，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些草场，特别是位于高原东部的绿色草原，为食草的牲畜提供了大量的草料储备。而畜牧业的收入在该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有很高的比例（Wu， l997）。当然，牦牛是这里主要的牲畜。因为仅仅是在1万多年前才被人工驯化，所以它们的遗传基因仍然与野生的牦牛相同，食草的习性也没有发生变化。对牦牛的驯养产生了青藏高原上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传统放牧生产系统的特点
　　多样性和流动性是这一地区放牧生产系统的特点。畜牧生产系统的多样性是为了在意外情况下将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牧民们从事多种经济活动，他们经常保持大规模的、不同种类的畜群。畜牧产品无疑是生存的基础，它们包括奶制品、肉类、用于交易的牲畜、羊毛、肥料、燃料及畜力。牧民们还从事其他一些职业，如：种植业、木材加工、为旅游业和当地消费服务的手工业、工业产品的贸易、草药提取等等。传统上，他们是巡回的商人，现代化带来的机会只是帮助他们扩展自己的网络。从生态的角度看，必须流动地放牧以保持草场的健康发展--这是广阔的放牧系统得以维持的基础。这一点不论对大片贫瘠的草场还是小片精心管理的牧场都是一样的。仅有的区别就是当环境更为贫瘠时，牧民们就要去更远的地方为牲畜找到足够的草料。牲畜的流动性已经成为草场适度、健康发展的指针（Sneath， l996），它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是能谐调一致的（Wu and Richard， l999）。如果谁能够找出改变流动性的原因，他就很可能找到了使草场退化的原因。限制了流动性的原因包括：日益增长的人口和牲畜数量、农业用地向优良草场的扩张、禁止放牧的林业或保护区的建立、政府鼓励牧民定居的政策和牧民自己观念的改变。

《草原法》的影响
　　这项法律的焦点是在青藏高原东部（位于中国青海、甘肃和四川3省）的政策变化。随着政府把鼓励草场私有化的定居政策作为激励措施以减轻所谓“大锅饭”的后果，这一地区的土地使用方式正在经历剧烈的变化。中国政府根据80年代早期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进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经验，认为草场退化的原因在于缺乏激励因素，从而在80年代中期制定了《草原法》（Williams， 1996； Thwaites， et　a1． 1998）。
　　中国政府为以《草原法》为代表的定居政策找到了一些可靠的理由。其中一个是，政府很难向游牧民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事业方面的服务，而且大雪常常造成牲畜的损失（Wu and Richard， l999）。似乎在危急的时候，围栏饲养有助于向牧民提供储备的草料。在这一理由的背后，是对传统的放牧系统失去了信心。常提到的事实包括畜群中的不合理的结构--能繁殖的母畜太少，而没有繁殖力的牲畜数量太多，以及由于缺乏责任机制造成的过度放牧和土壤沙漠化。
　　尽管相对中国的其它地方，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开始实行这项政策的时间较晚，但是行动起来却很快。在过去几年里，牧场已经分给各个家庭，大片地区也己设置了围栏以划分界限。然而，几乎没有人监控这些政策对环境和相关居民带来的影响。整体山地发展国际中心与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省的地方研究机构合作发起了一个研究项目，来评估这些政策的影响，并找出合理的变通方法。
　　表1列出了这些研究的初步结果。并非所有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在所考察的每一个地方全都出现。这个表只是总结出一些较为普遍的现象。各地方政府根据《草原法》的基本原则而具体采用的政策直接影响到实际的效果。例如：在四川省红原县，分散的牧民不能重新把分给每户的土地联合起来经营，尽管这样一来在操作上能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与此同时，在甘肃省玛曲县，在牧民们首先接受了要求政府改善草场的补贴分配给个人的前提条件以后，地方官员已经允许将土地重新联合起来。在类似红原县的地方，每户牧民承担了管理牧场的全部负担，将会出现诸如水源和每户成本太高等问题。有关这些研究的更多详细情况将在ICIMOD和其合作机构的出版物上刊登出来。
　　由于这些政策己在整个地区实行，很重要的一点是考察一下将放牧的生活方式变成“有效率”的畜牧产业的尝试进行得如何。这一尝试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上的--土地使用的简单变化会推动人们由生存需要向市场化行为的转变。当然，牧民的思想和行动将首先改变，这种转变首先要意识到这种脆弱环境的现实--这种环境已经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延续了几个世纪。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在表2中把西方的畜牧业生产（例如：与青藏高原的环境相似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地区）与西藏畜牧业情况进行了对比。这个表并不是要进行一个价值判断，说明哪种制度好、哪种不好。它主要是想说明这样的问题--如果要使畜牧业健康发展，那么社会经济关系必须适应这样的一种生产方式，而这与青藏高原上的现实存在的情况相差甚远。

表1根据《草原法》实行土地使用私有化和围栏放养带来的影响

积极的方面
消极的方面
在用围栏放养的地方，牧畜的死亡率下降了。 不合理的土地分配使用的人得到好的
牧场，而有的人得到贫脊的牧场。
每家人总劳动量减少了，但是由于男人不再远距离放牧，妇女的劳动量相比之下增加了。 分给个人的牧场往往面积太小，使牧民不得不卖掉畜群或从有富余土地的人那里租草场。
围栏确保了各家各户的分界，减少了相互的摩擦。 个人的草场中缺水/无法到达邻居土地上的水源。
在每户围栏放牧的条件下，更加接近市场。 每户改良草场的成本太高--要求政府给予更多补贴。
更方便接受兽医和其它服务。 公共环境的退化--没有对公共区域如河滨地区等地方负责的机制。
迫使牧民把牧畜控制在稳定的数量(尽管这样在干旱的条件下长期的流动性)。 增加了儿童的劳动负担--当父母有时间去附近的城镇找工作时，儿童将承担放牧畜的任务，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在一些地区，贫穷的牧民把他们的牧场联合起来，以减少每户的成本。 在其它地区，家庭承包不能重新联合，造成经济的困难和牧畜数量减少。

表2青藏高原的畜牧业与美国科罗拉多州洛基山区畜牧业的比较

青藏高原的畜牧业
科罗拉多畜牧业
重点是维持生存，各种产品主要用于家庭消费，一些多余的用于出售。 以商业化、单一的产品为重点(如：肉类)。
大部分人从事畜牧业(生存需要)。 只有很少数人是牧民，大多数人从事其它行业(放牧作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
几户牧民共同管理经营一大片地区。 一个人独自经营一片土地和牧畜。
实际的使用和占有(习惯的、公共财产)。 权利上的使用和占有(法律的、私有化的)。
资本投入少而劳动力投入多。 资本投入比例很高--只有大规模经营才能获利。
回避风险，采用多元化经营策略。 风险经营(通过保险方案和法律制度来保护商业利益)。

需要有利于畜牧业发展的政策
　　只要在高原上采取有利于畜牧业的政策，并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向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发展，草场和畜牧业发展的潜力将是巨大的。产业化发展应该以如下前提条件为基础--高原上的放牧活动仍然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并且这些活动赖以存在的环境是脆弱的，经不起激烈的改变。有鉴于此，我们对青藏高原东部的发展提出如下的政策原则：
　　(1) 提高牲畜的流动性。居民可以从事工作，但是牲畜必须保持流动以防止环境退化。这是科学化管理（和本地化）畜牧业的基础；
　　(2) 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应意识到对于所有那些靠牲畜为生的人来说，畜牧业不是一个在商业上可行的产业。我们需要在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加大力度，并且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以促进多种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使人们离开畜牧业。这样，那些留在畜牧业的人就能经济地发展适度和可行的畜牧生产活动；
　　(3) 通过使公共土地使用和牧场资源管理合法化，以从根本上减少每户牧民的风险，从而使依靠草场资源生活的牧民能平等地获得这些资源。与此同时，应发展信贷计划，健全法律体制以保护个人和公众获取资源的权利；
　　(4) 地方团体与政府有关研究和管理部门合作，通过共同管理草场资源使社会各方取得一致；
　　(5) 促进社会地位和性别上的平等，以保证所有人有一个公平的赖以谋生的基础。
（易水译自Issues in Mountain Development 4/2000）


上一篇上一篇
 跨越数字鸿沟
下一篇下一篇 SSC专家组通讯

IUCN通讯总第14期 2001年10月12日 返回本期目录返回上页 返回IUCN通讯主页返回上页
Copyright (C) 1999
版权所有
 中华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
欢迎复制、转载和传播 中 国 科 学 院 动 物 研 究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