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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通 讯

总第8/9期

199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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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 50周年创业史简介

绿 网

国际自然保护五十年史 (摘要)

马丁·荷盖特爵士 (Martin Holdgate)，原IUCN总裁

　　《绿网》是一本书中之书。它描述了IUCN 50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推动这一组织发展壮大的一系列人物。与此同时，此书还着力讲述了IUCN发展的国际环境。1948年以来，出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全球范围内要求采取措施保护环境的呼声迅速高涨，各国政府纷纷设立环境主管部门，环境立法日益加强，有关环境的会议此呼彼应 —— IUCN就是在这样一个全球绿色意识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联盟的由来

　　尽管自然保护在世界各地都有悠久的渊源，但IUCN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和北美文化的产物。18至19世纪，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已形成了力量强大的社会共识，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科学探索新的发现，加上人们对某些野生物种尤其是鸟类资源遭残酷破坏的痛惜，从各个方面促进了这种共识。吉恩．罗素、拉尔夫．爱默生、亨利．多里欧等作家和思想家在这方面均拥有深远影响。多里欧曾说：“只有保护野生资源，才能保护整个世界。”1866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物．黑格尔首次使用“生态”一词来描述相互关联的生物及其所处环境组成的网络。1820年前后，欧洲各国开始产生了保护各种动物的协会。1872年美国国会批准成立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同年，瑞士联邦议会开始着手成立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22年更名为国际鸟类协会。1909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有关保护和合理利用世界资源的国际会议。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卸任后，环境保护的领导地位又回到了欧洲。1909年，保罗．萨拉辛(Paul Sarasin)和其堂弟弗里兹(Fritz)建立了瑞士自然保护联盟(简称“瑞士联盟”)。在萨拉辛的倡议下，17个国家于1914年共同建立了一个国际自然保护参议委员会，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迭起而无所成。无独有偶，1935年荷兰人彼得．冯填荷文(Pieter van Tienhoven)创立的自然保护办公室也因战争影响而无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一项由美国提出的新动议曾一度引人瞩目。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议：“同盟国及其联系国应召开会议，向解决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问题迈出第一步。”他宣称：“我日益坚信，自然保护是持久和平的根本基石。”不幸的是，该计划因罗斯福总统去世而未能付诸实现。
　　二战以后，世界忙于两项主要工作：一是各国的战后重建，二是创建联合国作为战后新秩序中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瑞士联盟主席查尔士．伯纳德(Charles Bernard)及秘书约翰．标底科弗(Johan Buttikofer)审度动荡的形势，认为自然环境所受的威胁已极度加剧。1946年6月，他们与来自英国、比利时、荷兰、捷克、法国和挪威等国的自然保护主义者进行了讨论，提议采取新的国际行动。1947年，他们在布鲁楠(Brunnen)召开了一次规模更大的国际自然保护大会。
　　会上各方的意见并不统一，如冯．填荷文即希望保持他的自然保护办公室的独立性。经过讨论，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首任秘书长于连．赫胥黎(Julian Huxley)博士施加了影响，各方的立场渐趋融和，最终达成一致。布鲁楠大会产生了《国际保护自然联盟临时宪章》，并委托瑞士联盟作为代理执行机构，将临时宪章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呈各国政府，并请教科文组织召开会议，拟定正式宪章文本。教科文组织和法国给予了合作，1948年9月30日，23国政府、126个各国机构、8个国际组织在枫丹白露举行会议，IUPN由此诞生。
　　当时确立的同盟某些原则至今沿用。象联合国一样，IUPN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成员代表大会，原定每年举行一次。执行委员会在每两届大会期间主持各类事务。执委会主要由欧洲和北美人组成，但一直留有创始成员国阿根廷和秘鲁的席位。尽管赫胥黎和英国人均希望由美国人出任首任总裁，经过一番争执，最终由查尔斯．伯纳德当选这一职务，比利时人让-保罗．哈罗伊(Jean-Paul Harroy)出任首任秘书长。秘书处的办公所在地选在布鲁塞尔。联盟召开了欧洲－非洲技术研讨会，讨论了自然保护的政府措施、野生动物的科学管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定义、动物保护公约和国际立法等一系列问题。联盟还倡议召开世界性的大会，并且尽管此设想在多年以后才得以实现，但联盟早就指出，这样的大会是“未来在自然保护及促进各国制定自然保护的国内法方面合作的基础。”环境法律在IUPN中有根深蒂固的渊源。
　　IUPN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世界第一个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机构。它被称为“自然保护主义伙伴的国际联盟”（彼得．冯．填荷文语 ）。吉恩-保罗．哈罗伊也表示，“联盟的成员们彼此相熟，经常通信，交换文件，相互协助。”IUPN 汲取了一系列科学家的观点，如野生世界理论的创始人约翰．穆尔(John Muir)，可持续资源利用理论的奠基人吉福德．宾乔特(Gifford Pinchot)、物种管理学说的先驱阿尔多．列奥颇德(Aldo Leopold)，以及于连．赫胥黎。赫胥黎曾在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发言称，享用自然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保护自然是科研的一项职责。多年来，IUPN主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物多样性，包括多样性本身的重要性和作为对人类一种重要资源的深远意义。

第一阶段 创业时期

　　枫丹白露大会上成立的联盟是一个各方之间互相妥协的产物。由于它同时包括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部分国家政府特地表示，联盟的政府因素将不在联盟中起主要作用，同时各国政府将不承担向联盟提供资金的责任。联盟秘书长只是兼职人员。因为收支无设定的尺度而无法估算，筹划预算几乎是不可能的。联盟成立的最初几年中，经济上主要依赖联合教科文组织的拨款。此外，让-保罗．哈罗伊通过其个人努力“巧取豪夺”，玛格丽特．克兰(Marguerite Caram)领导的一个小组也为联盟争取了一定经济来源。
　　联盟第一阶段的发展包括从枫丹白露的成立到1956年在爱丁堡召开第五届联盟大会。在此期间，联盟的活动达到了第一个高潮，第一批项目开始启动，第一批委员会开始工作，联盟经历了因UNESCO暂停资助带来的第一次财政危机，IUPN的特殊性所带来的能力与局限性都充分得到了体现。
　　联盟的董事会给让-保罗．哈利制定了3项任务。首先是扩大联盟的知名度，并使之为人们接受。其次，将由一小批欧洲和美洲自然保护主义者组成的幼小核心组织发展成力量强大、不断扩展的全球性网络。其三，促进宣传、教育、采取地方措施、协调生态研究。从建立伊始，联盟就是一个网络机构，起着促进、推动、综合的作用。
　　联盟的第一项成就是1949年在成功湖联合国临时总部召开的“IUPN-UNESCO自然保护大会”，与同期举行的“联合国自然保护与利用自然资源科学大会”相互呼应。大会基本上由IUPN所属研究中心及各类自然科学协会的代表组成，因而特别强调运用现代生态原则开展自然保护工作。大会还表明，一个不属于联合国，但与联合国机构如UNESCO保持合作关系的组织，可凭借其独立性和专业性，取得实际的工作效果。以后的保护活动概括为6项主题：保护受威胁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传播自然保护的艺术与科学；普及环保教育；推动签署国际自然保护协议；鼓励开始新的研究工作；通过扩大宣传加强自然保护。值得一提的是，IUPN今日如此众多的主题从联盟建立伊始就提上了议程。
　　联盟的某些工作方式也是从建盟之初就得以确立的。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关系从一开始具有重要地位。早在1950年，一位来自美国的副总裁海尔．库里奇(Hal Coolidge)就建立了物种生存服务社(Survival Service)，作为自愿者网络，这是最早的委员会之一，比原来的物种生存委员会建立得更早。至1954年，该服务社已开始报道几种物种的濒危状况，并资助专家举行研讨会。IUPN根据综合信息，促请政府采取相应行动，取得了较好响应和成效。与此同时，联盟开始发行刊物，主要有《全球自然保护现状》。通过与UNESCO密切合作，联盟建立了教育委员会，加强了对自然保护的教育工作。教育委员会于1953年刊行了《自然保护手册》一书，这是第一种由联盟所属的委员会单独发行的书刊。IUPN的刊物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技术讨论，如农用化学品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影响，如何管理自然保护区(比《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早数年之久)、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如何将农村发展成为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等。1952年1月，联盟开始发行《IUPN公报》一刊，进一步扩充了出版物的内容。50年代，联盟的活动开始向南半球发展，1952年联盟第三次大会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举行，这是在拉美举行的第一次重要的自然保护国际性会议。

第二阶段 以科技为主角

　　1954年，法国著名科学家罗杰．海姆(Roger Heim) 接替查尔斯．伯纳德出任联盟总裁。在他领导下，联盟对科技活动的重视日益加强，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年，李．塔尔博特(Lee Talbot)博士领导IUPN第一个野外考察组赴中东和南亚收集受威胁哺乳动物的资料，为联盟立下了又一座里程碑。然而这一时期联盟经历的最大变动，还属1956年爱丁堡大会上联盟更名为“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 IUCN”。
　　新联盟保留了生态平衡、物种保护、建立保护区、普及教育等宗旨，成立了新的委员会负责有关生态保护的活动。新联盟加强了对人类居住的生态系统的重视，尤其是野生和家养动物生存的草原地区。正是这一项工作使联盟将俄罗斯科学家吸收进来，取得了1960年华沙大会的成功。此外，新联盟还于1958年成立了国家公园临时委员会(1960年改为常设委员会)，海尔．库里奇任主席。库里奇成功地说服联合国于1959年委托IUCN起草并公布了联合国国家公园及相等地位的保护区名单，并于1961年拟就第一份名单。1960年联盟成立了立法委员会，瓦尔夫冈．伯伦尼任首任主席。同年，在UNESCO和IUCN共同推动下，达尔文基金会于《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百周年之际于加拉帕哥斯岛成立。
　　60年代初期是联盟的非洲时代。联盟于1960年启动非洲特别项目，目的是向新独立的非洲各国领导及人民表明，“建立在生态学知识基础上的自然保护措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该项目在1961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尤利厄斯．尼尔埃尔博士在阿鲁莎(Arusha)发表主旨发言(后称阿鲁莎宣言)，为此后非洲的自然保护工作奠定了基调。经非洲特别项目与联盟大会共同推动，非洲统一组织委托IUCN法律委员会起草《非洲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公约》；此外，还在坦桑尼亚建立了非洲野生动植物管理学院，为非洲各公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管理和守护人员。
　　在各种活动逐步深入的同时，联盟秘书处也经历了种种变化。继让-保罗．哈罗伊之后，英国人屈雷赛．菲利浦斯于1955年，荷兰人伯罗牟先后出任秘书长。1960年，在新总裁瑞士人让．贝尔的推动下，联盟大会决定将总部迁往瑞士。伯罗牟宣布辞职，由原任职于粮农组织(FAO)的杰拉尔德．瓦特森接任，1962年又由休．艾里奥特爵士接任。IUCN在瑞士正式注册为法人机构，并迁入瑞士莫惹(Morges)的以前是一家小旅馆作为总部。
　　迁入新址的IUCN在非洲面临重要的工作，在亚洲等其他地方也充满了新的机遇。然而困扰联盟50年历史的财政问题，注定要严重削弱联盟把握这些新机遇的能力。直到1961年4月，形势才出现重大转机。副总裁彼得．斯考特在呈递执委会的报告中提议，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集资机构，与现有机构相合作，从广大民间中为自然保护运动筹集资金。该机构被命名为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WWF)。查尔士．伯纳德、于连．赫胥黎和联盟的大部分知名人士共同签署了WWF的成立宣言，即“莫惹(Morges)宣言”。至1964年2月，英国、美国、瑞士、荷兰、德国和奥地利等国都已开始了WWF的筹建工作。
　　IUCN、ICBP、国际水禽研究署、达尔文基金、国际青年基金(常被视作IUCN的青年机构)是WWF的最初5家受益机构。从一开始，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就十分紧密。新基金的秘书长弗里兹．伏尔马将办公室设在IUCN的总部大楼内。IUCN和ICBP还建立了协调委员会，所有项目建议书均须呈阅两家机构的总部和两名独立评审员。1962年，WWF向IUCN提供了第一笔大额拔款，帮助联盟度过了又一次严峻的财政危机。
　　WWF日益壮大，促使IUCN也更加活跃地开展自然保护活动。此时联盟的工作重点仍在非洲，1963年联盟在内罗毕举行大会，选举法国生物学巨擘佛朗朔阿．伯尔依埃尔为总裁。在李．塔尔博特的领导下，联盟在亚洲的项目也自1965年起露头。1962年“第一届世界国家公园大会”在西雅图举行，表明联盟对北美也加强了重视。物种生存服务委员会于1962年发表了第一批红皮资料册。1964年国际生物计划启动后，IUCN的主要人物如让．贝尔和佛朗朔阿．伯尔依埃尔等均积极参与，1968年UNESCO生物圈大会提出“人与生物圈计划”及生物圈保护区概念时，他们也都亲历其会；然而奇怪的是，IUCN作为一个机构对国际生物计划却贡献甚微。

第三阶段 联盟重组

　　1965年～1975年间，国际环境保护运动经历了两方面的重要变化。对灾难事件的报道更为广泛，雷谢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保罗．埃里许的《人口炸弹》和Barry Commoner的《收紧的圈》等醒世之作相继出版，使环境保护观念深入人心。态度更为积极的环保机构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等开始兴起。1966年海尔．库里奇接任联盟总裁时便清醒地意识到，除非IUCN适应时代需求浪潮而扩展，否则将被各种其他运动所淘汰。他从福特基金会争取到一笔巨额拨款，使他有能力大大加强了联盟秘书处的实力，建立有力的行政机构，并于1970年任命委内瑞拉科学家吉拉多．布道斯基出任秘书长，澳大利亚人佛兰克．尼柯尔斯任副秘书长，2名资深的生态学家雷．达斯曼和邓肯．坡尔负责研究小组。IUCN秘书处由此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专业班子。
　　为举办第一个关于全球环境政策问题的政府间峰会——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IUCN做了大量的工作。大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大会秘书长，精力充沛的加拿大人毛里斯．斯特朗主持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联合国环境署成立后，他转任该署主席)，使此次大会对国际环境立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IUCN帮助起草并积极推动签署了对水禽栖息地至为重要的《重要国际性湿地保护公约》、《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
　　在吉拉多．布道斯基、雷．达斯曼和佛兰克．尼柯尔斯等人的领导下，IUCN的活动充分强调了“自然保护以发展为本”的宗旨。雷．达斯曼、约翰．密尔顿和彼得．弗里曼撰写了《生态准则在经济发展中意义》这一重要著作，针对热带雨林、山脉、荒地、沿海地区和岛屿逐规划生态指南。IUCN再版了更新后的《联合国国家公园》和相等地位的《自然保护区名录》，出版了五卷本的《红皮书》，内容涉及哺乳类、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及鱼类和开花植物。福特基金会援款计划结束前，IUCN在全球环境问题中关于自然保护工作方面的领导地位获得了UNEP的承认，同意吸收IUCN作为UNEP开展自然保护工作的执行机构。联盟由此在发展中国家中声誉鹊起。
　　IUCN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很适于与联合国机构和各国政府部门进行合作，但其在科学上讲求严谨，又有众多的政府机构参与，这使它未能象70年代许多新兴的绿色组织一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运动。联盟更注重将精力集中于自然保护这一专门领域。作为一个联盟，IUCN放手让各成员机构组织运动，联盟本身只通过提供信息和召开全体大会决议的形式进行支持，而未采取集体行动。鉴于这些特点，IUCN对普通民众来说并不熟悉，因此被认为是自然保护领域最不为人所了解的幕后工作者。


第四阶段 提出世界自然保护战略

　　世界自然保护战略(WCS)的概念形成于UNEP与WWF合作的早期阶段。在这一构想正式确立以前，IUCN秘书处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动荡。“联盟第十二届全体大会”于1975年在扎伊尔的金沙萨举行，会后不久吉拉尔多．布道斯基和佛兰金．尼柯尔斯便告引退，不久离雷．达斯曼也离开了联盟，只剩下邓肯．坡尔担任代理总干事。
　　WWF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将倍受打击的IUCN从破产中挽救出来。UNEP成立了一个生态系统保护小组，对UNESCO、FAO和UNEP的行动加以协调。1977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盟特别大会”决定，将联盟执委会改组为理事会，其2/3的成员由来自各政治区划或生物地理区划的代表组成。同年，毛里斯．斯特朗加入IUCN，出任联盟新成立的常务局(Bureau)首任局长；大卫．门罗出任秘书长。
　　1978年在阿什哈巴德(Ashkahabad)召开的联盟大会标志着世界自然保护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此次大会上，联盟决定响应《世界自然宪章》，支持世界自然保护战略，并果断地将IUCN的工作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大会选出了第一位来自南半球的总裁——埃及植物学家默罕李德．卡萨斯，这为IUCN战略转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IUCN与WWF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并于1979一同年搬入了格兰特的同一幢共有的总部大楼。IUCN负责WWF所有的实地项目，WWF则负责双方的财务、人事和行政事务。
　　1982年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最终签署了《世界自然宪章》，作为世界唯一阐明人类对自然界负有责任的宣言，该宪章具有非凡的意义。然而就IUCN而言，它成立历史上所作的最大贡献，无疑应属“世界自然保护战略”。罗伯特．普里斯柯特．艾伦分两步筹划，首先主要在IUCN和WWF内部进行研究，然后与联合国合作伙伴，尤其是UNEP和FAO共同讨论，而后者则努力使该战略重点与其提倡发展的计划相吻合。
　　最终拟定的战略同时强调了自然保护与发展两个方面。这是IUCN第一次在世界范围赢得巨大反响的行动，不光在自然保护主义者的小圈子内，而且在各国政府和工业界都博得了好评。大卫．门罗表示，此战略“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有成效地将自然保护列入世界的议程表”。或许未必人人都承认是被这一战略所激发，但1980年以后的世界环境运动，一直到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人们都在讨论世界自然保护战略所提出的中心观点，即以发展为导向的环境保护。

第五阶段 曲折发展

　　毛里斯．斯特朗十分支持世界自然保护战略的主旨。作为联盟常务局的主席，他支持开展一项“以发展为目的的保护”行动，帮助各开发援助机构在开展活动时利用IUCN的经验。1981年4月，米歇尔．柯寇里尔领导了这项活动，而福特基金会则提供了活动费用。世界自然保护战略还为IUCN吸引了新的成员，其中第一个便是中国。此外，联盟还进一步深入参与支持各种国际公约，包括从南极保护、防止沙漠化、保护热带雨林到许多地区性防森林火灾等一系列活动。
　　然而联盟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1980年李．塔尔博特接替大卫．门罗出任秘书长后不久，IUCN便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内部审计表明，IUCN赤字高达20亿瑞士法郎。会计师警告道，如果情况如此发展下去，根据瑞士法律，IUCN就会垮台。IUCN于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WWF也又一次出手施援。酿成此次危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但IUCN部分成员指责，与WWF联合组建的财务小组没有提供某些重要的信息。经过缓慢的恢复，直至1982年IUCN才摆脱资不抵债的窘境。IUCN对WWF经济上的依赖引起了一系列冲突，秘书长与普通工作人员之间也矛盾迭生。四面楚歌中，李．塔尔博特辞去了秘书长职务，由肯通．米勒于1983年7月1日接任。
　　1982～1988年间，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并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继续推广。IUCN着手制定针对90年代、更易为公众所接受的新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传统的自然保护行动依然继续开展着，其中最为瞩目的是1982年在印尼巴喱岛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国家公园大会”。至1984年“马德里IUCN大会”上印度植物遗传学家蒙抗布．斯瓦米拉桑博士当选总裁时，联盟整体行动已融汇成一个一揽子中心主题——自然保护伙伴行动：建立全球自然保护计划。
　　联盟的保护与发展中心帮助开发援助机构在制定项目时加入自然保护内容，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本国的自然保护战略以及其它行动。该中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联盟秘书处的工作分散到了世界各地。至1984年，中心已在肯尼亚、津巴布韦、塞内加尔、哥斯达黎加和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项目办事处。IUCN开始针对诸如热带雨林和湿地保护这样的专项内容开展保护活动，并寻求外界帮助。秘书处的工作也更为活跃。随着活动的深入，IUCN的工作重心开始发生变化，委员会不再是主要的执行机构，至少在经费开支上已不占主要地位。各成员机构要求将IUCN建设成一个真正的辅助性网络机构。这一阶段内，成员之间开始举行会晤并出版通讯，几个委员会也纷纷设立了自已的地区办事处，IUCN鼓励各国组建本国的委员会，而IUCN公报则成为IUCN网络建设的重要工具。
　　1984年，IUCN管理的WWF资助项目多达496项，主要分布于拉美、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然而1985年5月，WWF决定收回对野外实地项目的管理权，并逐步削减对IUCN的资助。IUCN财务主任列奥纳德．汉许退出联合财务小组后，双方彻底分手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分手是有利的，用菲利普亲王的话说，这“有利于建立独立而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然而与WWF分手，也没有使IUCN避免在1986和1987年两度陷入财政危机。于是有人提出IUCN总部设在瑞士经营费用太高的问题，IUCN成员荷兰政府表示愿为IUCN免费提供新的、独立的总部办公场所，瑞士IUCN的东道国提出了不同意迁出的提议。1988年IUCN大会确认理事会的决定，将IUCN总部留在瑞士。
　　1988年2月举行的哥斯达黎加IUCN大会是富有成效，令人振奋的，会上英国人接马丁．荷盖特替肯通．米勒出任总干事。同年，瑞士和法国还举行了IUCN成立40周年的庆典。IUCN又一次从低谷中恢复并取得发展。至1990年11月28至12月5日，“第18届IUCN大会”在澳大利亚西部的伯斯举行，此时IUCN已拥有成员近600家，年预算额3 200万瑞士法郎；活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涉及包括经济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新兴热点。伯斯大会上交接的新旧两任总裁斯瓦米那桑博士和斯里达什．雷姆费尔爵士均充分强调，自然保护不能忽视人的因素，提出“在保护自然的过程中，穷人权益也应得到保护”。大会强调，应在可持续发展和传统方式的自然保护之间谋求平衡。作为WWF总裁和IUCN的赞助人，菲律浦亲王勉励IUCN“积极工作，保卫自然”。

第六阶段 区域化发展

　　1990～1996年这一阶段中，IUCN最显著的变化是IUCN秘书处的地方化，同时成员机构开始内部组合，形成新的权力中心。IUCN历史上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以总部为中心开展的，而此时活动的中心已散布到全球各地。这一阶段IUCN为全球环境理论作出了3大贡献。首先是1991年提出的第二个世界性自然保护战略，名为“关爱地球”。该战略强调，人类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观念，以实现可持续生存，并为此规划了可持续发展社会的九大原则，列举了须限时实成的132项目行动和113项具体目标。和第一次一样，这一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也在全球65个国家得以开展。
　　第二项重大贡献是1992年2月10～21日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大会”。大会呼吁，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不应被视作是尚未被人类使用的孤岛，而应是居于其中和周围的生物的共同资产，是所在国的巨大财富。大会对保护区作用的新观点，很大程度上与联盟的第三项贡献密切相关，即全球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运动。制定保护生态多样性公约的提议最早发源于1982年的巴喱岛联盟大会，经环境法规中心和环境法规委员会拟出草案后，在联合国领导下由各国政府进行磋商。在此同时，IUCN与其他机构一起，于1992年发表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
　　所有的努力汇集的结果，促成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即所称的“地球峰会”。最使IUCN及其成员欣慰的是，里约大会后生物多样性成为自然保护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对于IUCN而言，1992年具有特别纪念意义，还因为瑞士联邦政府为联盟特别建造的新总部大楼当于年投入使用。瑞士总统雷纳．费尔伯亲自主持了大楼的揭幕式。通过专门的座谈会讨论，IUCN认为，联盟今后的工作必须继续以其使命为基础，通过帮助各会员工作推动联盟的发展。联盟必须继续加强地方化发展，联盟本身则应起到各地区理事会、地区和各国秘书办事处及各国和地区级委员会之间的联络作用。还须加强下属各国和地区组织力量，在与非政府成员组织进一步密切合作的同时，与联合国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双边政府间开发机构及商业界和科学界加强交流。联盟还须加强通讯工作，有效地宣传成员机构的观点。
　　1994年1月，联盟在不伊诺斯爱利斯举行大会，来自美国的杰．海尔接替斯里达什．雷姆费尔出任总裁。在此以前，联盟的成员构成已发生了变化。788家成员中，西欧成员仍居首位，但只占31％，西欧、北美成员共占41％，中南美成员居第二，非洲成员第三。联盟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预算已达5 200万瑞朗。秘书处拥有464名职员，其中339人在总部以外的办事处工作，并大多公布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资金由区域和当地国家办事处直接管理。
　　历史似乎往往在轮回中发展，当IUCN对自身战略和宗旨进行讨论时，重新将IUCN宗旨阐述为：鼓励并帮助世界各地保护自然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力促以合理方法利用自然资源，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象50年前一样，IUCN再度强调，它首先是一个以保护自然为主旨的促进机构。在强调利用自然资源应循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同时，IUCN并未对使用资源本身加以限制。IUCN的战略重申，区域化和地方化应继续深入，各成员组织应在IUCN决策中居主导地位。1994年大卫．麦克多维尔继任总裁后，便是按照上述精神开展工作的。
　　为推进区域化和地区化而成立的理事会和秘书处特别工作组明确规定，IUCN理事会理事由选举产生，对制定IUCN政策起决定性作用。委员会作为IUCN的思想库默罕麦德．卡萨斯语再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总裁主持下，IUCN举行了最高委员会会议，制定了8项原则，用以推动联盟3大支柱——委员会、成员机构和秘书处之间的合作。经过几年努力，IUCN总部机构得以精减。1996年第45届大会召开时，秘书处共有职员820余人，其中4/5分布于发展中国家；而IUCN近60％的经费已由地区或各国办事处直接管理。
　　IUCN的壮大和地区化发展深入在1996年10的首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得以充分体现。此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是IUCN历次会议的规模之最。会议历时10天，议程极其丰富，与会者多达3 000余人。大会共由3个部分组成，讨论了联盟大会的章程、规则和程序，汇报了10类共49个工作组内容广泛的活动计划，并举行了一系列专门小组讨论当前的重要问题。尤兰达．卡卡贝兹，这位第一位女性同时也是第一位来自拉美的联盟总裁，对未来面临的挑战十分清醒：“必须让大众清楚地了解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这不仅是保护几种动植物或几片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而是关系到人类存亡的根本大事。”

总结

　　从战后人们在瑞士恩嘎丁提出需要建立自然保护的国际合作，到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的召开，时距整整50年整。在此期间，世界自然保护行动的取得了什么成就，IUCN又成败如何？
　　有人认为，世界自然保护主义运动已遭失败——温室效应气体继续在大气层浓集，世界依然污染不堪，生物多样性状况不断恶化，珍贵的自然资源浪费严重。然而，如果没有世界自然保护主义运动，上述情况的恶化程度必将已严重得多。
　　世界环境运动是一个紧密连结的整体。近50年来，UNDP、UNESCO、FAO大力推动了政府间合作，各项公约、协议纷纷得以履行，WWF及众多其他机构都开展了大量项目，因此，要将IUCN的贡献单独区分出来，无疑殊非易事。尽管如此，我认为，IUCN在3个方面的工作是出类拔萃的。
　　首先，IUCN响应了世界对国际性环境合作的需要，把各环保机构，包括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以及杰出的环保人士召集到一起，相互讨论，群策群力，共同合作。联盟大会及其技术会议是50年来无可争议的全球自然保护论坛，其包罗万象的议程、灵活的讨论、保护工作者之间大量的直接接触，都是其他机构无以争锋的。联盟的志愿者网络，尤其在物种保护、保护区和环境法方面，是世界最大、最卓有成效和最具权威性的。如果没有IUCN，也必有类似的机构因此目的应运而生。
　　其二，IUCN发展了环境保护政策。IUCN在最高水平对自然保护的基本概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生态学理论中综合了新的思想，并将此应用于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以及自然资源的开持续管理之中。1980年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是本世纪环境运动最具革新意义的宣言之一。“关爱地球”战略、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及其配套计划，都是环保领域最重要的文件。在具体的工作中，联盟大会提出了逾千项建议意见，被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机构所采纳，在各层政策制定中发挥了影响，并切实加强了非政府机构的力量。
　　第三，IUCN进行了大量的参考研究，发展了许多实际的方法论和法律工具。IUCN的受威胁物种分类法、红色档案名录和行动计划受到普遍的公认，所有有影响的自然保护机构在开展活动中均予以援引。联盟拟定的保护区分类表和联合国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名单，以及四次世界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大会，均具有全球权威性。众多的手册、战略和综述到处为各地保护工作者所参阅。在推动制定新的一国或国际自然保护法律方面，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包括联合国组织，能与IUCN取得的成就相媲美。
　　此外，在传播知识、提供技术和支持方面，联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实上，IUCN成立的根本目的，就是对各机构的自然保护行动提供帮助。而联盟之所以能进行这样的帮助，向成员提供具有增值意义的支持，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专业信誉和权威性。它必须掌握专业知识，深入分析，构划设想，确诊问题并制定优先方案，提供简明扼要的信息，切实可行的方法，推行令人信服的行动计划。恰如David Bellamy在蒙特利尔大会上所言，联盟必须成为一个世界在决策有关自然保护事务方面充分信任的机构。
　　“第一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将IUCN推上了成功的巅峰，奠定了IUCN一呼百应的地位，使IUCN的总裁和总干事得以接触各国政要元首和部长们。尽管在财务上仍难免时而捉襟见肘，IUCN1998年的预算已达9 000万瑞朗。IUCN秘书处遍布全球，大力协调世界南北双方利益。各成员所期望实施的政策均已实现，联盟正沿着明确的目标发展。面对联盟今日的成就，当年从者寥寥、囊内空空的创业先辈们，如非瞠目，则应可笑慰了。
　(朱之江译自World Conservation 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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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第8/9期 　　1999年8月26日 　　　　　返回本期目录返回上页　 返回IUCN通讯主页返回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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