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UCN
50周年庆典学术研讨会专题报告——消费
活 在 极 限 中
——Anil Agarwal和Sunita narain， 科学与环境中心，新德里
 摘要
西方经济模式以密集使用能量和不同的原材料为基础，并伴随着巨大的污染和资源开发问题。当微观经济事务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贫民来说更为重要并更值得关注之时，经济全球化却迫使政府部长们把注意的焦点集中于宏观经济事务之中。微观经济事务满足了乡村贫民的经济需要。而且对于乡村人口而言，他们更加依靠与他们紧密联系的微观经济而不是宏观经济。虽然人类面临的环境挑战巨大，无数的发展趋势和机遇展现了这样一种希望：即下世纪人们的行为方式将有非常积极的改变。已经发生的重要改变之一是从代表制的民主制度转向参与式民主，这可以产生一个鼓励人们自己做事的体制。简单的说：减弱国家的地位将给乡村的能源，流域开发和废弃物管理等领域带来无数积极的改观。反映这种倾向一个重要实例是，印度中央邦的农民们今天所消费的原木形式的高质量生物燃料，比20年前更多，而这些生物燃料主要来自农民们自己农庄中所栽种的树木。与20年前所预计的森林将很快消失相反，许多农民现在正开始保护森林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生物量需求，而这并没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在政府部门能够提供适当刺激的地方，流域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理，这将对当地人民极为有益。一个重要的论断是改进的环境管理方式将需要人民的更多参与，同时政府应在其中扮演一个有限的但也是战略性的角色。在政府扮演一个合适的支持性角色的情况下，诸如堆肥及太阳能之类的先进技术将对于人类福利和环境改善起到明显的作用。21世纪的有力领导们将推行一种分散管理自然资源的政府机制，并将通过合适的授权来保持平等，同时他们还将推行一种给予家庭和社区更大控制权利和责任的技术模式。
引 言
多年以前，马哈塔玛．甘地就已指出，如果印度人试图模仿西方的消费模式，印度人将象蝗虫般迅速掠夺世界。但是印度人拒绝听从他的劝告并开始象蝗虫一样掠夺印度自己。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对于象印度这样一个存在着巨大贫穷和人口过密问题的国家，却已有1/3到1/2的地方被官方宣称为荒废地。
甘地忘记了告诉印度人，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一个高度有害的模式。从“印度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对于国家城市空气、河流和地下水系统的巨大污染中，印度人渐渐知道了这一点。在战后的经济复兴中，史无前例的能量和物质密集型的西方经济模式开始毒害西方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距遥远的城市如伦敦、洛山矶和东京都处于空气窒息的情况下。伴随着巨大的投资和法制，西方能够减少它的城市污染。
但是从这之中,人们几乎没有汲取什么经验。20世纪80年代的亚州经济繁荣已经将此地区的几个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即使此地区的环境主义者也没能意识到污染产生的速度。在1986
年，作者有一个向印度内阁和国会成员作演讲的机会，向他们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对于印度而言，解决农村环境问题比城市更为迫切和重要。但仅仅在大约10年的时间内，新德里就已改变成了一个有毒的天堂，而且印度的其他城市和乡村也正经历同样的转变。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告诉我们：当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翻番的同时，他们的污染负荷也增加了10倍。因此，在那个环境主义者很少能够得到的向国家领导人发表演说的机会下，作者作出那样的判断是多么的不正确。
因为他们不能象西方那样对于污染控制投入那么多财力，同时虽然我们不可能在产生污染和毁灭环境方面效仿西方，但由于长期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使我们比西方人会不遵守法纪，所以不能相信我们将有文化和经济的背景来充分的仿效西方的污染控制模式。即使西方自己也没有为他们所创造的污染找到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他们可能能够控制我们城市污染气体中的硫、铅和苯含量，但对于全球碳循环的严重影响却无能为力，至于对循环的影响甚至还没有开始论及。
全球化
现在，全球化对于人口-消费-环境方程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经济的全球化伴随着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其产生的结果就是将西方的消费模式越来越快地推向全世界。富人们想要的越来越多。并且你一旦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不形成一个将花几代人的精力来解决的巨大危机你不可能脱身。在前德国国防部长Klaus
Topfer 访问印度之时，作者问起他关于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他十分直率地回答道：“如果德国游客不去马尔代夫旅游的话，将给那个国家的经济带来有害的影响。”
实际上，在世界的历史中，关于一体化经济如何因它的坍塌而遭殃的最好的例子是印度峡谷文化，世界上第一个在基督之前3 000年就具有最先进的城市管理系统的城市文化。对于一个持续发展了一千年之久的如此高度发达的文化如何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突然崩溃的现实，历史学家至今难以解释。对此有许多原理来解释，其中一个站得住脚的解释将印度峡谷文化的崩溃同与它同时代的美索布达尼亚文化崩溃联系起来，这种文化过度开发了它的土地资源并最终导致食物短缺。印度峡谷和美索布达尼亚的市民们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并且贸易在他们经济中的重要性将印度峡谷居住区变成了繁荣的城市居住区。在美索布达尼亚文化崩溃之后，印度峡谷的城市文化就消失了，并且人们开始居住在本质上为农村的居住地内。
我们可以设问：这会再次发生吗？“东亚流感症”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经济的解体是非常难以控制并且非常不稳定的。例如，当多米尼加出口到美国的食糖量显著减少以后，它的经济受到了重创。
然而，不管所有对于经济全球化及伴随它的消费模式的批评，它依然逐渐在增长。无容置疑，在这个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将有许多负面的影响。例如，今日全球化的经济联系正在给现代国家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和标准。现在即使高度自闭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正逐步开发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从欧洲到亚洲无不如此。相应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长们漫漫地成了试图保持他的外贸平衡的管理者。因此，他们就成了宏观经济统治的更大受害者，而不是作为微观经济的推动者，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比宏观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的穷人和环境。穷人们更多从与他们直接联系的环境中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要，因此，相对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而言他们更依靠于微观经济。
但无论全球化进程将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对之吹毛求疵将无任何用处，只有正视它并力寻解决之道才有用。作者认为这可以达到。没有理由表示悲观。无数的倾向和机遇展现了21世纪的地球可以成为一个适于人居住的地方的希望——它将是有更多的财富并更舒适，并且能使我们自己及环境和谐共处。当然，这将取决于人类的引导。
全球文化社会
事实上，关于21世纪全球化的世界最美好的事情是将有更多的领导者。上半世纪文化的增长是十分巨大的，它给世界带来卫生，特别是生态卫生的功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20世纪上半叶以科学和技术的史无前例的增长为标志，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与介绍被掌握在少数政治和商业领导者手里。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发了这样一种反思：那就是即使在所谓的西方民主社会里，他们的民主程度也不够深。人们不再允许他们的选举代表们决定他们可以在那儿安置一座核电站。人们想要参与到这个决定之中，他们说：“不要把它安在我的后院,亲爱的决定者。你可能被选举来作决定，但在代表我们的利益方面你并没有对的权力。”
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高度参与性的文化社会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展起来并逐渐传向全世界，包括那些社会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成千上万个相对不重要，非政治，非商业的领导者领导的巨大的环境运动，环境在20世纪70、80、90年代变成了一个政府和商业关注的对象。事实上，即使是本世纪下半叶最著明的环境领导者Ai
Gore 所做的贡献，与这许多不重要的领导者的贡献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虽然Gore可能比他们要出名得多。事实上，Ai Gore象许多其他的世界上的领导者一样，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玩气候变化的游戏之中，而不是认真地引导美国怎样面对这件事。
因此，在本世纪下半叶，世界逐渐地由代表性的民主转向参与式的民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现象。人类领导多元化的增长是一件好事。20世纪提供给世界一个创造一个全球文化社会的良机，这样的全球化社会将在发达国家社会统治方面前进一大步。今天的每位当权者都必须意识到技术的全球化和交流方式的革命正逐渐改变着权力方程。这不一定必须从军事角度而言，在许多其他领域亦是如此。关于这最好的事情是政治家仅能够延迟这个倾向，他们不能使它停止。一个好的21世纪的政治家对于此进程应该不感到受威胁，并且努力加快它的发展。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认识到，感觉到受到威胁的领导人并不少，尤其是在第三世界。
参与式管理
另外一个正在世界各地逐渐发生的变化是单一的政府机制。并且由于这个进程引导着更多的人民积极参与管理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环境，它可以在人类之间及人类与环境之间产生一个“更大的平衡”。看一看最近的印度历史就可以教给我们许多。
大约250年前，当英国开始将它的爪牙伸到印度之时，印度的每一所村庄都有一所学校，每一个人都知道3RS，可能除了中国之外，印度人居住在村镇和城市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而且它可能也是除中国外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人们建造了成百上千的水体工程来管理他们的土地。并且那儿有同样多的成百上千的圣墓。
英国对于印度的掠夺，资助了它的工业革命。但英国留下的最坏的遗产在于它颠覆了印度统治机制。印度君王和穆斯林统治者们从来没有为公众做任何事情。结果是，有一百万个这样的机构——村庄层次的，城市层次的——来管理所有的大水库，成千个这样的水库今天依然存在，即使他们处于一个高度荒废的状态之下。英国统治者用一个巨大的官僚体制取代了所有这样的机构，而这个官僚体制经验针对于处理当时存在的这样的环境——友好的水体设施的多元化与众多无能为力。全世界范围内，水管理方式都开始转变。从水是每个人的事情转变为政府的职能。现在伴随着一个世纪的回溯，很难相信这种新的管理方式优于过去。21世纪正被预示为水缺乏和水战争的世纪。但所有这些都是一些恐惧症患者的预告。只要我们仅仅改变一下国家的职能，许多积极的变化都将由此而产生。
在发展中国家，现代政府已被证明为极度无能并腐化成性。当一个人翻开印度的环境历史，他可以看到过去的上层统治者几乎未设立过任何关于环境方面的准则，决大多数这样的规则是由位于下层的人民所制定的。许多这种准则是由社区、社会和宗教组织所制定的习惯性准则。例如，游牧组织就很少穿越彼此的路线。但在当代国家，上层我们的国会颁布了无数的法律，但在下层却没有人去实施这些法律。并且伴随着对于统治者由来以久的不尊重，现代政府机制正创造了一种极度的混乱。贪污仅仅是这种不尊重的一种反应。政府系统从过去的“金字塔式的结构”转变为一个“倒金字塔式的结构”，就象现在这样的摇晃，不稳定的结构。但是现实正促使它改变，因为它必须看上去象一个能满足当前各种挑战的桶。巨大的政府影响已从工业部门撤离，不久以后，他
也将被迫从环境和社会部门撤离。所有这些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进程，但同时这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进程，作者相信它将开始统治21世纪。
乡村能源
用几个显著的例子来论述作者为什么对于未来如此充满信心,同时对于现在政府机构管理我们的事务的能力却不抱太大的期望。
第一个例子来自于乡村能源领域。多年来，能源专家和林业工作者们相信穷人们为了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薪材需要将象蝗虫一样消耗掉发展中国家的森林。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发生后不久，印度政府建立了一个燃料政策委员会以评论本国的能源状况。委员会在其1974年上交的报告中指出：“本国消费总能源的一半来自于非商业领域，如薪材（包括碳），牛粪和作物残存物。国内部门对于次类燃料的依靠最大，这已导致了大尺度的裸露和森林毁灭。”一份1977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央邦45个区中的30个区——在考虑到总森林面积和总人口之后——都已经遭受了严重的薪材饥荒。该研究还预计，若以这种消费方式继续下去，该邦除16个区外的所有森林将在未来的20年里被消耗殆尽。
在最近的几十年来，印度村庄对薪材的依靠并未减少。在1991年印度调查局第一次搜集了关于不同家庭使用燃料类型的数据。这次调查结果证实了在1991年1.5亿个家庭，其中农村地区92%的家庭，城市地区39%的家庭，依赖于生物燃料。
考虑到这个背景，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局最新出版的关于印度农村地区薪材消费的调查十分令人吃惊。这次调查产生了1992～1993年的数据，而上一次调查则展示了1978～1979年的数据。新的调查有一些十分有趣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生物燃料如作物残存物及牛粪等份额没能跟上增长的农村家庭能量需求。然而，燃料在农村家庭能量消费中的份额增加了，并且相对于1978～1979年，人们在1992～1993年使用了更多的优质生物燃料，这是最令人惊异的发现。当薪材的获得变得困难之时，世界各地的调查研究表明乡村农民将从使用原木转向使用小枝和枝条，当小枝和枝条的获取都很困难之时，人们将转向于使用农作物残存物，牛粪甚至干树枝。在1992～1993年，与1978～1979年相比，国家应用经济局的调查发现不仅牛粪和作物残存物的份额下降了——从35.62%到29.11%，而以原木形式的薪材则有戏剧性的上升，从18.95%到32.49%。使用原木薪材的家庭百分比也戏剧性的从35%上升到55.8%。换句话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常描述的“农村能源危机”在到了90年代早期时实际已开始减轻。
同样让人感兴趣的是在1978～1979年和1992～1993年间，从森林里搜集薪材的家庭百分比已经减半，而同时从自家的农庄里搜集薪材的家庭百分比则上升了1/3到1/2。换句话说，关于人们将蚕食森林和公众用地以满足他们增长的薪材饥荒并且毁灭国家的森林的担忧被证明是无需的，即使当更多的家庭开始使用更优质的生物燃料时也是如此。
然而，这种戏剧性转变为什么发生并且怎样发生依旧不明了。但是，在从牛粪和作物残存物以及从劣质薪材到更优质薪材的转换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林业项目。实际上，很少有科学家研究印度农民通过在他们自己的耕地和私人闲置地上种植并保护树木来应对能源危机的程度。尼泊尔的一个研究表明农民们一直在他们的私人土地和邻近的公众用地上种植了更多的树木。尼泊尔与许多印度的喜马拉雅州分享了同样的特征。科学与环境中心的报告者所作的研究表明：在没有任何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机构的介入的情况下，印度的许多村庄社区在近年来自发地开始采纳森林保护措施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生物量需求，这在奥里萨邦,比哈尔邦的Chottangpur地区以及古吉拉特邦的Panchmahal地区尤其如此。
除了这些缓慢而零星的社会性转变之外，另一个未料到的因素也帮助了增加薪材的提供。一个外来的叫Prosopis juliflora的牧豆树已经侵入了从古吉拉特邦到泰米尔纳德邦的大部分地区。并且这种牧豆树具有萌生的特殊能力，你砍伐的越多，你得到的也越多。
这个例子表明，即使一个半官方的象农村林业这样的项目，无论它是多么的不完善，也可以改变人民自己的行动，同时一些未料到的帮助能够产生惊奇的效果。尽管人口压力持续增长，人们看上去比以前更多采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能量需求。最重要的关于这样项目全部发展是，它几乎和政府项目没有任何关系。
流域治理
第二个例子表明即使伴随着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在环境管理方面的戏剧化发展也能够发生。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本例中政府做了某种提升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介入。看着树在80年代中期时仍为荒野的地方生长起来，这些确实是作者在这个国家所见到的最令人激动的事情。在拉吉夫．甘地流域发展计划下374个村庄48
273 ha的土地被纳入其中。任何流域治理项目的基础都在于水和土壤保护。在Jhabua这个实例中它意味着吸引住降落在山坡上的水，而不是允许它白白流走并带走珍贵的表土，对水的引导很好以至于它渗透进入土地之中并且重新回到地面水井中。伴随着增长的水可获得性，在研究的18个小流域治理中，灌溉的面积增长到4
512 ha，这几乎是1994～1995年灌溉的面积增长的2倍。自然溪流的流动密度和持久性同时也增加了。伴随着增加的灌溉，农业生产力也增加了。同时还有一个逐渐转向种植经济作物的倾向，本地区大豆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增加了1
376 ha。食物可获得性时间也从原来的一个月增加到了大约4个月。313个村庄为单位的谷物银行被建立起来以保证适时的谷物供给。在所研究的11个小流域中，对于流域内土地以及各种对当地居民有益的植物（如竹子、儿茶等）的保护以使得荒废地面积减少了66%。地区官员估计超过200万棵树已复活。因为水保护增加了土地温度，因此也就增加了植物的生长，所以相比那些仅用林业保护项目的地区，流域治理地区的树木更新率更快。相应地，对于卷入流域治理地区的平民来说，以经济利益形式的返回报酬也就增长得更快。可能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最大的受益来自于草的重新生长，因此，草料也自然增加了。有人估计那些恢复地上草的生长量增加了5～6倍
。
在流域治理工作开始于1995～1996年的Hathipahwa流域，我们能从下面的数据中看到更为戏剧性的变化。此流域占地面积323.66
ha。在治理工作开始前，这块土地没有植被并被严重侵蚀。这儿存在严重的草料短缺，同时还有一个痛苦的，季节性的迁徙。但是现在——伴随着流域治理和圈养式喂养牛群——该流域的人们每年出售草料，同时季节性的迁徙几乎消失了。这些变化仅仅发生在3年内，仅仅是由于增长的草的生产而带来的经济受益。除了卖草料之外，村民们开始养更好的牛品种。增长的水可获得性增长了农作物的生长，农作物可以在当地的市场出售。该流域治理开发项目也已有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影响，那就是对于当地高利贷者的倚赖已减少了许多。
当政府严肃认真的开始同人民一起来努力工作时，就会出现很好的结果，Jhabua的转变是由于三层机构的创立，首先，在国家水平上的政策谐调；其次在邦水平上的实施协调；第三为在村庄水平上能保证所有村民都能从这项目实施中获取利益。对于整个项目的远见卓识来自于高层，邦的主要部长，Digvihay
Singh,因为没有其他人有权能使同部门协同工作而忘记他们的领域自我中心及领域竞争。
但是仅仅有远见还不够。正如每一位工业管理巨头将告诉你的那样：“细节是最重要的。”因此在Jhabua 也是这样。在村镇水平上，开始自身就有一个复杂的程序所组成，这个程序包括了村庄社区的各部分——从集体的村庄到村中的特别利益组织。每组以一个乡村式的参与评价来开始它的工作，在这个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包括将要建造的构筑物，都被村庄社区组织提出来。对于在流域管理发展计划上建立的每一个构筑物，都相应的产生一个使用者组织来管理它并且该组织可从中获取福利。因为这些构筑物将主要造福于有土地的村民，使用者组织基本上代表着村庄中有土地的人的利益。为了将那些无土地的村民包括入内，自助组织被创立起来，他们从流域管理计划带来的就业中获利，他们也可以以非农业为职业，如建立一个苗圃来为造林工作提供苗木。并且，最终为了包括妇女组织也建立起来了。
因此，以这种复杂的方式，事实上每个有关人员——从高层政府机构人员到最低层的村民——都被卷入在此流域管理项目中。不仅每一个这种流域都有一个村庄流域发展委员会作集体决定，但他们同时也有区域-基础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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