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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通 讯

总第6/7期

199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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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 50周年庆典学术研讨会专题报告——社区

环 境 危 机

——从有争议的概念到政策议事日程

Dr. Hartmut Krugmann

Dr. Hartmut Krugmann摘 要
  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威胁,已经在性质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军事问题(争端)转向了更为广泛的、且相互联系的包括环境退化在内的问题。为了处理贫穷、环境退化、资源耗竭及因资源利用引起的利益不合理分配等种种问题。“环境安全”作为一种新的措施应运而生。从观念上将这些环境问题作为对安全的威胁无疑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而且有利于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和额外的经费(包括军队所掌握的资源)。同时也有被用于不同议程,仅作为修饰手段和环境手段被传统的安全逻辑过分影响的风险。随着众多个人和机构对环境安全的解释的出现,产生了一个让人进退两难的困境,即社会需要从消耗资源的“发展”模式中解脱出来,以便增进人类安全。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们考虑到他们自身的安全利益反对这种转变。这反映了作出选择的困难性。
  “人类安全”的目标将在于授权不利集团、致力于社会和性别的不平等、加强基本人权,增进当地人民对当地资源库的控制,并促使他们参与到高层次的决策过程中去。为了确保合理的资源所有权和当局对自然资源管理权力的下放,在许多国家,政策改革势在必行。
  因水资源引起的冲突尤其富于挑战性。诚然,对跨国流域供不应求水资源的竞争常被认为是唯一能引发国与国之间冲突的环境罕见形势。这着重强调了一种需要相邻的岸上国从制度和策略上求同,以便行使对等享用水资源的联合管理,不过制定和实施政策、技术和机构机制,迟早都是不可缺少的。IUCN应召集政策对话或系列地区性的研讨班,以便把不同团体的代表召集起来讨论有关环境安全方面的问题,并在感兴趣的团体——环境保护者、安全/情报、专家、开发实践者、政界名流、下层社会团体内部及团体之间建立联络渠道,以便交流有关现实的环境安全问题。IUCN还应该加强有关研究,如关于象“环境安全”或“人类安全”这样的概念在实践中是什么意思,以及怎样应用这些概念以改进方法,旨在改善贫国男女及儿童们的环境和生活。

1 引言

  近年来,尤其自冷战以后,“环境安全”作为一个联系环境问题和安全考虑的新概念出现了。其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可证实的平流层臭氧的消耗(臭氧洞)、大规模雨林的砍伐,大面积天然稀树干草原林地的毁坏,广阔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环境的退化等等,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作为对人类健康、经济发展、社会团结和政治稳定的严重威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安全作为一个主要的军事问题已经被更为广泛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安全概念所取代。
  环境安全作为一个如今相对具广泛争议的概念,其出现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因为传统上的知识和机构领域在对安全和环境的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截然不同。传统的安全目的、工具和反应是以保证国家安全不受外来的军事性质的威胁和用武力对此种威胁做出反应。外来威胁的严重性是通过此威胁的危害性和对此做出的军事反应能力来分析的。传统的安全分析和处理运用象武力(平衡)、统治和控制这样的术语,且通过零和对策(Zero Sun Games)这样的措词来计算政治和军事的机遇和风险。当然这些考虑和术语在冷战的几十年中得到发展和锤炼。
  环境学家,另一方面反对削减主义者的想法将其所见人类面临的主要争端清楚地表达出来,通过复杂统一的相互联系的生态过程和人类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的系统组分的联系来表达,与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行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强调用合作及非对抗的行为方式来解决问题,强调系统组分的相互依赖,强调和谐、平衡和可持续性。
  那么,象环境安全这样的概念怎么可能出现而且还深入到环境和安全领域呢?将环境和安全结合在一起,我们得到了什么,或者又失去了什么?从分析层次上看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通过政策来处理急迫的环境问题,又意味着什么?这些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第二部分将围绕这个概念解释一些容易混淆的问题,阐明其含意,第三部分应用部分现有的关于环境问题和暴力冲突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环境、冲突和安全之间的联系,第四部分针对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水),回顾有争议的跨国水资源的获得与引起的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第五部分从部分可能的军事资源用于环境(和发展)和绿化军队的机遇及风险两方面审视了撤军问题。最后,第六部分提出一些结论和建议,主要是针对全球,尤其是IUCN面对环境不安全问题能做些什么。

2 反思安全和冲突:环境议题的角色

  为了探寻当今被人们描述为环境不安全问题的起因、条件和结果,有必要先更好地理解“环境安全”这一概念。为达此目的,了解在今天这种背景下“安全”更为广泛的是指什么是有益的。词典对“安全”下的定义包括了相关的困难和疑惑:免受和远离危险(客观安全),有安全感(主要安全),不为事物或人所疑惑(自信和自明)。这些都是“安全”这一概念的一个部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安全顾虑的拓展,人们才渐渐地对安全的主观性、自相矛盾性、局限性,分布敏感性、多面性、多层次性、多部门性及复杂性有所了解。
  安全需求优先权和洞察力不仅限于国家,它们在更高和更低层次上同样存在于个人、当地社区、国内社会集团、多国的区域性集团和国际团体。
  由于不同层次的安全目标和理解是相互依赖的,所以就可能有矛盾和权衡(同时也有补充)。在各个感知和现实的安全水平上,如同其公民相比,一个国家可能会变得严厉,因为它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保卫祖国,做好应付国内外实实虚虚的威胁的准备。
  随着穷人为了生存对其当地资源的过度利用,暂时性的权衡是常见的,如短期的安全收益,留下长期的安全损失。反之亦然。
  随着精英们以穷人和小从物为代价不断富起来,类似的情况也在不同层次安全的分配上的得失中出现。
  部门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考虑也在许多方面相互联系、有矛盾、有均衡、也有赢-赢的局面出现。
  一个重要的经济-环境安全关系考虑到资源密集型的生活方式,生产与交易。因为这些在西方富裕国家中是很典型的且是造成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原因,在竭力保存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和保持其资源密集型的生活方式。以便确保他们认为的经济安全的同时,富裕国家,从更穷的国家和国内更穷的区域,同时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出发,会对经济安全做出让步。
  现在回到“环境安全”上来,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术语现在已经被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实践者和活动家所用。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背景且具不同的意识观念。因此“环境安全”这一概念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所理解和解释,反映不同的角度、经验和政策目标就不足为怪了。这使得“环境安全”(更广泛地说应为“安全”)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与此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其可能的意思及用法中似乎存在大量令人疑惑之处,现对不同个人及机构对“环境安全”所做解释的范围归纳如下:
  1) 环境的安全即自然环境所提供服务的安全,常包含不减少的自然资源,为了保证这种安全,有必要制定旨在提高环境可持续性、监督和实施环境协议和法规、发展和运用清洁技术、保护自然保护区等的计划。
  2) 致力解决因准备或在冲突中采取军事行动引起的环境退化或资源消耗(兼有可持续的资源投入和污染/废弃物)。换句话说则为在和平和武装冲突时期“绿化”军事活动。
  3) 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是发生暴力冲突的潜在原因,助长者或是催化剂。
  4) 对国家主权的妥协以减轻环境退化的程度。
  5) 对作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的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作出反应。
  6) 朝着建立一个令所有个人和团体其安全的不同方面都得到满意的环境(广义的,不仅仅是物质环境)而努力。
  对以上的各种解释的研究表明,这些解释揭示了“环境安全”的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解释(1)从广义上说相当于通过计划、政策、技术和实践以保证自然资源利用的生态可持续性。解释(2)强调通过减少其负面环境影响和利用其资源为恢复和保存环境两方面来使军事部门对环境更为友好。
  解释(3)到(5)均出于对更为传统的安全考虑,强调由环境问题或环境引起的干涉所造成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反映了在武力、控制、统治、对抗形势和对威胁动用武力方面的安全考虑,强调暴力冲突同时作为不安全的尺度和对安全的一种威胁,反映了传统的充斥着冲突的安全顾虑。很显然,这些解释尤其(4)(5)反映了“环境安全”的狭义内容,指出自冷战意识形态且将环境问题从概念上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解释(4)中有反映南北之间的现实(或想象)不平衡等,且作为环境安全进退两难的窘境出现的南北关系。北方可能(和已经)被南方认为利用国际环境安全协议(如保护巴西和其它地区的雨林,使它们成为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碳的储存库)。独享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发展和人口政策。这种可感知的环境“帝国主义”可能被南方的精英们认为是比破坏环境本身对国家安全危害更大的政治威胁。其最终的结果将是北方施加压力所走向欲达目的的反面,即全球和受关注的南部国家的环境更为不安全。
  与(3)~(5)相反的是,(6)提出了这一术语的更为广泛的定义,它与广义的安全概念如“共同安全”、“全球安全”、尤其是“人类安全”相一致,“共同安全”这一概念首先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OLOF PALME主持的联合国裁军和安全委员的会仪上提出的,后来得到其他机构的认同和接纳,其中包括1991年在乌干达的坎帕拉召开的安全、稳定、发展与合作大会。人们认为共同安全延及被所有国家和人民认可的全球安全考虑;同时小及到由个人考虑出发的地方安全问题。
  同“共同安全”相似,“人类安全”概念也包括全球和地方安全顾虑,而且综合了所有与非传统威胁相联系的“不安全”内容。“人类安全”将平等和贫穷综合作为环境退化、资源枯竭、不稳定和冲突的主要代理人。它综合了社会公正的主要方面,且认识到了环境与社会因素的相互联系。起初,“人类安全”被定义为仅与人身安全所受的威胁有关,就象1948年被美国采纳的世界人权宣言所定义的一样,后来,UNDP(1948)将其定义拓展,包括以下方面的威胁:
经济安全(保证基本收入);
食物安全(经济上和物质上均可获得食物);
健康安全环境安全(可获得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供应,洁净的空气及不退化的土地);
人身安全(不受暴力威胁);
社会安全(种族不受到灭绝);
政治安全(基本人权和自由不受侵犯)。
  UNDP将“人类安全”和“人类发展”进行区别,认为后者是“人们的选择范围”,而前者意味着人民可以安全地、自由地行使这些选择权利。因为人类健康、人类安全,发展和可持续性这些术语都紧密相关,所以提出以下描述:如果人类福利意味着基本的需求水平已达到的话,那么人类安全则意味着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可以自由安全地进行选择,发展是扩大个人和社会的选择范围,而可持续性则是在一定范围的选择中我们如何来做好。
  由于“人类安全”包含了公众发展和人权原则,它与国际发展资助委员会的部分目标和考虑相联系,因而它也可以用在发展计划中。
  和“人类安全”相似,对环境安全这一广义概念的机遇和风险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赞同这一概念的人认为它可以发现分散的环境威胁,同时提出冷战后安全的新的含义和现实。人们对这样一个描述积极的、令人向往的形势而不是传统的负面的安全含义的术语表示欢迎。而这样的呼吁可用于获得政治支持,有此支持才能进行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才能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法规,以实现人类更为宏伟的安全目标。为达此目的,使具支配地位的政治和安全集团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所存在的不平等模式是很有益的。
  不认可此概念的人则认为“环境安全”这一有争议的概念同时服务于不同的政治议程,同时也存在这样的风险:随着可持续发展,“人类安全”被用作一种修饰手段被一些寻求公共关系花招而照旧经商者所利用。也许更大的风险是象“环境安全”或“人类安全”这样的概念被具支配地位的集团和国家用以维持现状,同时以他们自身的安全为名,使得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全球不平等,对资源不合理和过度开发的系统成为永恒。为反应公正的人类安全,需要采取政治和经济转变从这样的处境中解脱出来,而这恰恰是传统的西方安全定义所抵触的。
  显而易见,将“环境”和“安全”这两个相差极大的概念结合到一起,其机遇和风险是难以调和的。因为安全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其含义可很广,可包含政治议程。DALBY (1992)认为与其寻找一个简易解决方面的不可能性,不如通过环境安全的进退两难的窘境,将环境和安全的难处结合起来,此窘境为:为增进人类安全,社会有必要从浪费资源的“发展”模式中走出来,而且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们却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反对这种转变。在这样一种处境下构思我们的未来有利于我们重视前面的难处及不确定因素。

3 环境威胁,冲突和安全:它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考虑到“安全”的模糊性,复杂性和有争议性,近年对环境和安全的经验性研究重点放在由环境导致的冲突的性质和角色上。与“安全”不同的是,“冲突”是个更为客观的现象。不过,尽管“冲突”,尤其是暴力冲突,一般来说是对安全的直接威胁,这两名词毕竟不是一回事。不安全也可以由其它一些因素导致,与此同时,若将“冲突”作为“安全”的一个代理因素,研究将会直接地或间接地转向更为狭隘的传统安全顾虑上。

3.1 环境改变和暴力冲突的关系
  在最近的关于环境和冲突的经验性研究中,两个主要的项目从一系列的个案研究中发表了其所得结论:
  1)环境变化和剧烈冲突项目(EACP)由多伦多大学和美国科学进步学会的和平和冲突研究计划的HomepDixon和Boutwell两位博士主持。
  2)环境与冲突项目(ENCIP),由瑞士和平基金会的Baechler和Spillmann两位博士和安全与冲突研究中心协同进行。考虑到发展中国更易受环境威胁的影响,从而且有更可能发生冲突,所以两个项目都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
  EACP的总结论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环境资源亏缺已经导致暴力冲突。有人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活动的增强和资源消耗的增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些冲突可能保留由日益稀少的可持续资源引发和加剧的暴力行为爆发的先兆。经常性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国内,且具有分散性和持久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难以应付环境资源的枯竭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危机,所以极易受暴力行为的影响。资源枯竭大大增进了对一些主要机构(如国家)实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需要,然而与此同时资源的枯竭大大削弱了国家满足这种的能力。这样的压力使一个国家要么支离破碎,要么更为专制的机率增大。几乎所有的国内冲突都会对其邻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国家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国家变得更为专制时,对发达国家的国家安全来说是一个潜在的祸患。
  EACP将环境资源枯竭定义为环境变化(人类引起的可持续资源数量和质量的负增长),人口增长和社会资源不合理分配的综合。环境退化使得资源缩小,人口增长使每人只能获得更小的饼块,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使得部分人获得比其他人更大的饼块。3个资源枯竭的来源的相互作用,再现了两个经常性发生的局面:“资源掠夺”(强权集团以弱小集团利益为代价扩展他们的资源饼块)和“生态贫瘠“(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人口增长,致使穷人移居到生态环境更易遭受破坏的地区)。
  人们设想了联系环境改变和冲突的3种途径:国家间的“简单的资源缺乏”冲突(资源战);有“集团性质”的冲突(如种族冲突),由资源枯竭导致人口流动引起的;和“掠夺”冲突,来源于资源枯竭引起的经济上的困难和社会机构的崩溃。除了在跨国流域中,“简单的资源缺乏”冲突很少发生,大量的事实证据来源于特定背景下的具集团性质的冲突,尽管有证据支持经济掠夺型冲突,但对社会机构的角色还不能下定论。
  有观察表明,发达国家的分析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试图过分强调全球环境变化(如气候变化和平流层臭氧的消耗)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口却已遭受了农业、森林、水和鱼资源枯竭导致的痛苦,而气候变化和臭氧消耗效应只可能在更长远的时间才能被查觉,而且极可能与人口和经资源压力相作用,也可能增大这方面的压力。
  EACOP运用了环境导致的冲突的广义:环境冲突表现为政治、社会、经济、种族、宗教和地域冲突,或者为关于资源或国家利益的冲突,以及其他类型的冲突。他们是环境退化所导致的传统冲突,环境冲突的以下一种或更多种情况为特征:可持续资源的滥用;环境自净能力的超越;或者是生存空间的缩小。以个案研究材料为基础,对“理想”类型的冲突进行了分类,共有7类:种族——政治冲突;中央——地方冲突;国内移民冲突和跨国界移民冲突;人口造成的移民冲突;国际水资源冲突和全球环境冲突。
  总的来说,ENCOP证明了EACP关于环境资源缺乏和国内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的假设,ENCOP的结论强调了环境识别和环境转变所引起的不同角色:作为背景原因、促发、目标、渠道和催化剂。ENCOP特别强调了不同的机构结构(国家、社会等等)。在环境识别或转变情况下,这些结构在冲突的存在与否间存在着差别。
  对EACP和ENCOP所做的经验环境——冲突研究工作有若干赞赏和批评,包括:

  • 有环境决定主义的嫌疑(过分强调环境因素);
  • 对结论的概括具有局限性,因为所有个案研究只针对冲突更易发生的发展中国家;
  • 环境所致的冲突几乎与发达国家无关,因为只有发展中国家受影响;
  • 另一方面,个案研究将注意力从北方转向南方,使北方免受考虑全球贫困和结构不合理的烦扰。

  除了水域之外,几乎没有国家间冲突的证据。
  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 在何种条件下,冲突形势下的结果是合作和适应而不是暴力冲突;
  • 冲突后形势下,环境改变与冲突复发间的关系;
  • 环境变化和人类安全的广义联系,走出狭窄的环境——冲突争论焦点;
  • 对人类安全构成威胁的环境作出反应。

3.2 合作与适应而不是冲突的种种条件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团体的普遍性贫困和对资源获得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由环境引发的暴力冲突不会更多地发生?这一问题指引我们考虑当地/国家的各种条件,当这些条件下,人们和集团对冲突的反应是适应或合作(或二者兼而有之)而不是暴力。针对主要资源的获得问题,与面临同样紧张情况的其他集团进行协商与合作的能力依赖于其社会凝聚力。对授权和目标的感觉、组织能力,与对方集团达成共识的性质和程度,当地和国家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及其它一些因素。一个重要的附加因素是对变化的适应能力。具有适应性的策略牵涉到对经济活动、社会结构、机构机制和组织规章,以便减少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不同的形势下,找出这些因素的共性和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3.3 冲突后的过渡:环境改变和冲突复发
  冷战结束后,不少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较穷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延续的或新的内战。可能的原因有:超级国家“援助之手”撤出后带来的政体的不稳定,可追溯到冷战年代内战的延续,或其他原因。与WACP和WNCOP所指的相对来说是地方性的由环境引起的冲突相比,这些内战的武力冲突程度要大得多。近来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利比亚、柬埔寨和波斯尼亚的内战就是很好的例子。
  1990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公布了和平与发展纲领,将其用作为处理象上述国家内战那样和平与发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问题的新手段。这种针对和平与发展的新举措,正式将冲突预防、冲突解决、促进和平、维和、建立和平,冲突后的重建和发展作为处理和平与发展之复杂联系的国际手段整体的一部分。
  这使得旨在解决急需和平和重建家园、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新的研究、分析和政策制定、领域应运而生,尽管也各有不同,但冲突后的国家具有一些共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他们需要面对极其困难的处境,包括:

被取缔的或支离破碎的政权和机构以及摇摇欲坠的或不存在的政府机构;
失控且常因国家领土和自然资源发生冲突;
大量人流离失所;
综合基础设施的破坏和高度扭曲的经济;
由日常生活的军事化产生的社会变态,其结果包括高度的心理——社会创伤和国内暴力行为;
脆弱的科研和政策制定能力。
  在这样艰难条件下,阻止暴力冲突的再发生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在这过程中,环境因子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对稀有的及有价值资源的争夺将是暴力冲突复发的永恒因素,且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在战乱的社会里,由环境催化的冲突隐患可能由以下多种情况所激化:大量人口的流离,难民的增多和流动,大规模士兵的退伍、社会机构的普遍不稳定,政府的取谛、国家调控国家和国际经济利益能力的散失及由战争留下的大量小型武器所引发的犯罪活动等。有些地方还可能有先前交战方埋下的地雷,这些地雷使农民不能获得耕地,没水和其他一些资源,致使他们生计艰难。
  为了了解不同伤害的程度和成因,了解环境恶化和在促进和平、调停、重建社会及防止冲突复发的过程及未来的资源获得问题所担当的角色,需要对冲突后过渡的环境因素进行审视,并将其与一般国家的情况相比较。

3.4 环境变化和人类安全的更为广泛的联系
  人类安全可能被诸多环境威胁所影响,包括或来自:人类引起的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自然灾害、全球环境变化(臭氧的消耗和气候变化),大型发展项目、冲突等。这些因素在很多方面如空间范围、时间框架和结果上有所不同。因而需要区别对待。
  一般来说,与暴力冲突相关的环境因素,同样与广义的人类不安全有关。因为很显然暴力冲突直接威胁到人类安全。贫穷、不平等和落后是人类不安全的主要来源,甚至导致冲突的发生。环境退化和资源消耗与人类不安全的关系要比其与冲突的关系来得更为紧密,因为在可触及的冲突发生之前,个人、家庭或集体就能感受到在日益恶化形势下的不同水平的人类不安全。
  要进一步了解人类安全在实践中的含义及其如何有利于提示及评价合理的政策和干涉,我们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检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对个人和集体的不同主观安全角度和衡量不安全的更为客观的需要加以区分,和统一人类不安全的指示器可以用来追踪和比较地方、国家及全球水平上人类安全的变化,衡量环境和发展计划及政策作用和影响的监测和评价工具。人类早期警报系统可以用来予警人类危机。人类不安全对特殊法规和政策影响的深层次评估可以包括公众评价、问卷调查及面视在内的多种方式。

3.5 对人类不安全的环境威胁的反应
  一般说来,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的反应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同时依赖于威胁的可感知性。自然灾害如水灾和旱灾对地方威胁具突然性,需要地方和国家迅速作出反应,可能的话还需要国际援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气候变化构成的威胁是分散的,其可能的表现和时间框架具有不确定性,但在全球又会产生极坏的结果。对威胁的严重性所需采取的措施的理解变化幅度很大,从主要工业经济的侵略性延缓战略(主要是保存能源以减少CO2的释放量,到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再到观望态度。目前对由谁,何时,采取何种行动,全球还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也部分地反应了安全角度和优先权的范围之广泛。反过头来,这又证实了先前的观点“安全”是一个不同政治和经济利益和议程都争议的概念。
  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已经威胁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无力去适应和自救,易受威胁的集团可以受益于在解决人类不安全中起重要作用的发展项目。人类安全概念广义上与以下情况为目标的公众参与的发展方式相一致:授权处于劣势的集团,处理社会和性别的不平等、巩固基本人权、增进当地人民对当地资源库的支配以及协助他们参与高层次的决策过程中去。
  国际发展援助的历史充斥着不合理的大型发展项目的例子(象水坝和大型农业和工业项目)这些项目使当地人民流离失所,破坏他们的生计,因而常常导致地方人类不安全的发生。不过,近年来,发展思路已经从大型的翻天覆地的技术项目转移到更小型,更灵活且以公众参与为中心的项目上来。这些项目试图以农村贫困农民为焦点而不当他们为间接受益者。
  一组特别有趣及与家庭相关的有创造力的农村发展计划,是所谓的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计划(CBNRM),这些计划已经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被起用。CBNRM计划强调社区层次的机构建设、地方技术力量的加强、试验和研究。机构创新的适应性管理等公众参与的过程,所有这些都为当地人们的利益着想,其目的是对资源的有效、合理和可持续利用。CBNRM是建立在当地成年人和小孩所共同拥有的财富的基础上,包括:对地方资源库熟悉,利益就在眼前时提高生产力的动力,以及以解决资源冲突为目的的地方决策过程和社会司法体制。
  在CBNRM计划实施过程中,地方社区经常与国家和地方政府NGOS和私有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依据特定的地方条件,针对特定的自然资源如水(灌溉用),野生生物、植物生物多样性(如药用植物或森林资源)都可以实施CBNRM计划。
  地方水平的发展干预措施以解决贫穷和不平等问题,如CBNRM计划,需要合理的国家政策改革来补充,这样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土地资源所有权(保证地方团体必要的土地所有权及其安全性)和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政治和行政管理权力的下放(使地方更直接地从地方资源的利用中受益)方面的政策改革是一个关键。


4 跨国水域和区域安全:从冲突到合作和可持续性经营
  EACP和ENCOP项目认为对跨国流域的稀有水的争夺是唯一能触发国家间冲突的环境资源缺乏情况。国家之间由有争议的国际水域和水资源系统的获得和利用引发的紧张和冲突常常成为政治冲突的目标和工具,这种政治冲突很可能上升为军事侵略(Greick 1993)。淡水是一种基础资源,对所有生命支撑系统和人类本身以及经济活动的存在起着实质性的作用。尽管水是可持续资源,但在实际应用时,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人类大部分历史时期,地球上水资源特别丰富,并没有对人类活动构成限制。但是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农业活动领域的扩张,人类对水(来自地面和地下水体)的消耗正以空前的速率在增长。实际上,从全球来看,自1950年以来,水资源的消耗已经翻了两番。这也是修建更多更大的水供给项目的原因。
  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一些干旱地区国家已经感受到了极大的水资源压力的需求水量与总的可持续供给量的比率来定义。受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水资源的利用量将会继续上升,可以预计将有更多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国家会出现水资源缺乏的现象。
  地球上大部分表面水通过界于或穿过两3个国家的流域排放出为,世界上有300条主要的跨国流域,占据了全球总土地面积的一半(自然资源论坛 1997)。日益增长的水资源缺乏使得竟争者数量的增多或恶化了邻国间现存的紧张局势,这也是当代地理政治学的一个特征。

4.1 水资源冲突的隐患
  在一些国际流域,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对有争议稀有水的冲突已有一段时间了。

  • 包括维多利亚湖地下流域在内的尼罗河流域(主要竞争国有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约旦河流域(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
  • 幼发拉底河流域(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
  • 恒河流域(印度和孟加拉国)。

  当一个下游国家严重依赖于源于上游国家的水,且又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强于上游国家时,如埃及在尼罗河流域的位置,为确保下游水安全而发生公开冲突的机率较高。埃及极易受上游水流的分流和减少的影响(97%的埃及用水来自尼罗河),必要时,很乐意采取武力行动保护水资源不受干扰。反之,若实力强的国家位居上游,(象土耳其处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位置),战争相对不容易爆发(Gleick 1993)。《自然资源论坛》1997对与跨国水资源的利用,获得及控制相关的因素和造成紧张局面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确保跨国流域稀有水资源的利用、获得这一点就足以考虑是否采取武力行动。另一方面,巨额的战争费用是“理智”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威慑因素。据估计共享水资源要比交战争夺使用便宜得多(如据估算,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竞争的每年总水量可能值2亿美元,远低于现代战争费用)。

4.2 合作的范围
  很显然,有很多比动用政治或军事手腕和摆出对抗姿态好得多的方式可以解决与水有关的争端。足够的相互信任和一种合情合理的合作气氛为协同解决水资源争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这样的协作方式要获得成功,有必要通过协商达成合理共享水资源的协议,有必要采取一致的行动解决水的质量问题,同时也可能要在更有效用水方面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4.3 法制问题
  目前,还没有可实施的关于国际水资源的分配和利用的法律。不过,一部关于共享水流域的行为和法制的法典正在准备之中,这主要得益于联合国国际法律委员会和私营的国际法律协会所付出的努力。
  公正和合理是这部法典的主导原则,一套更为详尽的指导原则也自形成,包括:

  • 合理利用;
  • 使其他国家免受严重危害;
  • 有责任通知其他国家,在共享水域中的种种活动将对其产生的影响;
  • 有权利共享水资源,水流等的数据资料;
  • 应用诸如联合水域委员会的共同参与的方式对国际水域进行协同管理;
  • 有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

  “合理利用”不等于平等利用。它意味着协议各方共同协商水资源分配以符合各方的物质、经济和社会条件。以上原则和指导思想常以不同方式被解释,因而不能在实践从中直接发挥作用。目前,只有通过国家和受影响的部门与其邻居达成共享水资源和防止冲突的协议。在当前的许多热点地区都有诸多这样的法规存在,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部将流域内的各方包含在内(如1959年尼罗河协议只包括埃及和苏丹,两国分配了水域平均流量的90%,尽管80%的流量来自埃塞俄比亚)。
  然而,从水资源共享协议和相关的水资源管理目标中得出了以下教训:
  决定各方对特定水量的所有权是一个争议的过程,但当协商将注意力从水供给权(相对主观)转向水量需求权(有客观基础)时,有时会取得进展。
  关于水分配的协议是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付甚至是极端的生态气候现象和条件,如:大旱或全球气候变化。例如,相对享水量而不是绝对享水量是可取的,因为绝对水量的获得依赖于任一特定年的可获得的总水量和维持水域生态功能,如保持河床、维持鱼类多样性和水域中的其他生物多样性等的最小流量。
  维持水的质量同维持水的数量几乎同等重要,尤其以提供饮用水为目的时,考虑到人口和经济增长,农业废料、工业废弃物、及未经处理的污水造成的水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因而水的质量问题在水资源协议中应给予相应的注意。

4.4 水资源的保存和需求管理
  为迎接跨国水资源管理的挑战及从冲突转向合作,制订公正合理的用水协议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但要长远的避免国家关于水资源的冲突发生,仅此还不够。目前不考虑技术上可行而经济上不可行的大规模海水去盐来扩大水供给这种情况,更多的注意力应放在所有不同的家庭、农业等终端用水者有效地利用水资源。通过经济活动部门向转换以生产水密集型程度低的产品,甚至进口一些水密集型高的商品(如大米)来保存水资源。尤其在缺水地区,允许用水的技术伸手可得。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水资源保存有着广阔的领域,通过节约用水而不是提供附加水来提供同样的水量,相对来说更为经济。
  积极的水需求管理策略需要被起用,以便从扩大水供给量来满足对未来需水量的过于简单化的预测需求和老模式中摆脱出来。需求方策略需要拿出可行的对需求进行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来,其中包括:法律法规,基于市场而生的如水价和水税等这样的措施。如约定和社会压力这样的非市场措施和在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方面的直接干预。需求方管理和水资源保存策略(软水径,借用在能源分析和政策上成功应用的术语)。如果成功的话,围绕跨国水资源的获得将对减轻水资源缺乏程度,从而降低冲突的发生大有好处。水资源保存和需求方管理政策需要共同水资源安全考虑的国家共同来制定和协商。若有可能的话,这些国家的政策应该作为国际用水协议的一个部分。
  不幸的是,就象能源领域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一样,接纳这种方式和策略需要跨越重大的机构和政治障碍。一方面水资源管理机构继续定向于供给管理(修建水坝和其他大型水供给工程)。另一方面,在许多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甚至象以色列这样的较发达国家),水资源安全被其政府和地方认为与食物安全紧密相关联。在这些国家,执政党对待水资源和农业路线方针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对可得水的最大消耗来自需灌溉食物的生产。灌溉用水经常是免费的或价钱很低,因而使用效率很低。所以灌溉用水的节约(改进灌溉技术、转向用水少的庄稼,进口水密集型商品等等),有着广阔的前景,不过不能认为执政党会理所当然的改变这种形势,常常需要摆脱种种政府和地方的约束。
  因此,当两个或更多个依赖于共享水域的国家出现水资源缺乏时,我们必须一方面将水资源保存和需求各方管理策略相结合。另一方面应共同商讨制订合理、有效且可持续的国际用水协议,从而协调水资源利用,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如此这样,国际水域将可成为通向和平与繁荣的桥梁,而不是紧张与冲突的导火点。

5 绿化军队抑或是环境军事化?
  全球的军事机构一直是环境退化的主要来源,同时,军队拥有熟练的技巧和重要资源(技术、设备、数据库、经过训练的人员等),这些均可用来解决环境问题。随着安全顾虑和人类冲突性质的改变——从国家间的武力敌对,一方面转向内战和地区冲突,另一方面转向全球环境经济稳定性和环境威胁——传统军队的需要与否正在考虑之中。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有人呼吁撤军,以将军事资源用以迎接新的地方和全球的挑战,其中包括环境问题。
  但“撤军”又牵涉到什么并且应以何种深度进行?撤军在解决环境问题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对撤军范围的观点从狭隘的理解,即简单缩减军队的数量或转国防工业为民用到更广的军队转向方式。人们常常对军事机构帮助解决非军事问题的想法表示欢迎,因为随保留军队的必要性日益受到特询和国防支出进一步裁减前的即将到来,这样的目的给了他们军事机构得以存在的新缘由。
  对军队参与非军事任务和目的的批评家认为这不仅会影响到军队的力量和就绪性(当我们需要军队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会将军事手段和军事逻辑(动用武力、强迫而不是合作,秘密不透明等)带到问题的解决中去,而如果不这样的话,能将事情处理得更好。考虑到许多国家的相应组织能力和军事资源,批评家认为,在我们真正所需是一个更强大的民间社会时,军队参与非军事活动有着将平民生活领域的政策和实践军事化的危险。在一个于1993年起用的名为重新定义安全:非洲南部的军事和生态项目中,环境监测小组(GEM)评估了广义撤军的范围和含义。当意识到撤军和转向是有争议概念时,GEM确认了7种能将军事资源用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的途径(COCK 1998),他们分别是:

转变观念,理解安全的新含义:强调它与发展和满足人类需求的联系;
变先前为军事基地占有的土地为他用;
撤军,培训退伍士兵,使他们加入到机构和项目的发展中去;
奖非正式的军事结构,如自卫单位转为与发展相关的项目所用;
转国防工业为民用;
国防费用的再分配。
  尽管此项目将重点放在非洲南部,尤其是西非,对这7方面内容的讨论及所得出结论可以推而广之。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威胁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从军事问题转向范畴更加广泛且相互联系的包括环境退化在内的问题。这些难题和威胁,尤其是环境问题,不再主要表现在国家水平上,而更经常的是发生在地方和全球范围。随着这些难题和威胁性质和空间层次的改变,需要采取不同的反应,而不是过去的那种军事行动。而这反过来又以更广义的安全概念来表达,如“环境安全”或更确切地说为“人类安全”。
  转军事设施为他用,在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有用土地被用作军事基地、武器测试场、弹药库、训练场所和其他军事目的,最突出的是国家支配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前苏联,军队一直是环境的主要污染源。可喜的是他们在除污设备和采取对环境更为友好的行为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IUCN 1998)。
  在一些国家,已将军队及其设备用于赈灾环境监测和环境保护。除此之外,南非(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允许军队援助范围更广泛的发展项目,如满足基本需求,建设经济和开发人类资源。然而,批评家认为这是事与愿违,在赋予军队担任更广角色的同时,也与撤军的目标背道而驰。
  退伍士兵的再培训构成撤军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正处于冲突后过渡时期的国家,如,1992年后莫桑比克和1985年后的乌干达,除非撤除他们的装备和将他们融入到政治和经济中去,士兵是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他们常常是很年轻时参军,因而不拥有许多市场技能。有可能培训他们,使他们参与环境恢复工作,只是这种选择在冲突后的形势中没有什么积极效果。
  转非正式军事结构为民用,对具有这种结构的国家(如南非来说,是很实用的。在许多国家国防工业的转向是一个重要议题,因为它是道德污染因素之一,且防御部门对总体经济行为的贡献并不如宣称的那么大。另一方面,部分国防工业可以转向开发清洁技术。最后,因为国防开支常占政府费用的一大部分,所以这部分开支的再分配将是环境项目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
  总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防机构感兴趣,一旦能够绿化自身,并行动和投身于改善环境的民用项目,他们能够为环境和人类安全做出重大的积极贡献,但是将环境军事化的内在危险引起了人类对自身安全的思考。军队应以何种程度转为民用仍然是人们争论的话题。

6 结论和建议

6.1 结论
  环境安全是个复杂且在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各机构的解释因传统和立场的不同而不同。如同可持续发展概念一样,环境安全给欲保持现有的不平等、贫穷、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现状的人们与认为这一系列现象及其结构是对个人和全人类公正和健康的极大威胁的人们均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这些严重的环境威胁促使人们采取迅速严厉的措施,通过鼓励终端用户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及反对浪费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来增进平等,消除贫穷,扭转和阻止进一步的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全球环境安全的政治和经济分支具有深远影响,相当于国际、国内及全球系统交易结构,过程和规则的重大变化和转变。
  同时,还与“可持续发展”一样,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议程可能将“环境安全”作为维持其现有利益的政治标语或作为修饰语言为他们的照常经商披上骗人的外衣。
  目前安全考虑的广泛性和相互联系——与冷战时期的狭隘的军事威胁截然不同——促使人们寻求安全的新含义。“人类安全”作为一个能反应和捕捉对个人、国家和全球福利有威胁的相互联系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威胁的概念而出现。尽管这一概念理论上似乎合理,但还需要在不同场合进行检验并做为分析环境和发展计划和政策的工具。与传统的安全不同,“人类安全”致力于极易受不平等、贫穷和环境退化袭击的小团体,妇女和儿童的易受伤性和安全需要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的概念上和经验的研究工作已经揭示了部分环境改变、冲突和安全关系的复杂性。人类冲突如今常发生在国内,冲突的隐患以多种环境引发的方式存在。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贫困和人口增长是关键因素。在这些方面的进展比其它进展更利于促进人类安全,同时减少冲突隐患。
  尽管多数的冲突和战争发展的趋势是发生在国内,跨国流域领域却是例外的。虽然缺水地区岸上国间因水资源利用问题而存在发生紧张的隐患,对共享水资源管理采取合作的方式是有必要的,同时也是有难度的。水资源保存和需求方管理在减少可得水资源压力方面将大有帮助。
  许多国家的军队拥有技术、组织和人力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也正在应付环境的挑战。然而,有人认为在绿化军队的同时会将环境军事化。
  如同环境安全一样、撤军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如何操作需经激烈的讲座后方能决定。

6.2 对进一步的研究、信息交流和政策对话的建议
  对新的环境与安全联接问题,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首先,考虑到环境与安全间联系有争议性,在不同选民区需进行政策对话,以对各个不同方面有个更好的理解,找出共性。这些选民包括:环境学家、安全专家、创业者、政治家和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下层团体。
  为了增加这样的政策对话,可以举行一系列的地区研讨会将各个团体的代表集中到一起。这些研讨会需要精心策划,力求有成效。作为一个全球性组织,IUCN将在动员、参与、宣传这样的政策对话实践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各团体内和团体间应建立第二交流渠道以交流关于环境安全的经验。可以通过电子网络、通讯交流、会议和非正式接触方式与这些团体相联系。
  最后,有以下几个领域可进一步研究:

  • 运用多种研究方式检验“人类安全”,将其用在环境、安全和发展策略和实践中;
  • 在不同国家形势下,探讨冲突与安全间的关于环境变化的关系;
  • 调查类似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合作而不是冲突的因素,了解在此联系中机构和采用适应性管理的能力所起的作用;
  • 探讨并比较发生暴力冲突国家里冲突或合作的力度和途径,并与“正常”国家相比(没发生冲突);
  • 继续有创造力的CBNRM计划和试点工作,同时交流经验教训;
  • 评价和发展共享水资源利用和管理,重点放在水资源保存和需求方管理选择和获得一致的或联合流域管理的地区机构机制的种类上。

  在部分上述领域,INCN都已很活跃。在其他领域它将会有助于组织研究工作和传播以国家、地区及全球研讨会上所得的结果。
(崔国发译,王思玉校 译自IUCN 50周年大庆研讨会(2d) pp122~148)

自左至右:在庆典闭幕式上致辞的法国大巴黎大区议长胡松,法国总理诺斯潘,IUCN主席尤兰达和枫丹白露市长杜比鲁尔。
自左至右:在庆典闭幕式上致辞的法国大巴黎大区议长胡松,法国总理诺斯潘,
IUCN主席尤兰达和枫丹白露市长杜比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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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第6/7期   1999年5月18日      返回本期目录返回上页  返回IUCN通讯主页返回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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