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动态
触发变革：IUCN与性别意识
具有性别意识是否就意味着在植树造林项目中加入妇女手工业？或意味着为妇女提供贷款，使她们能够买得起缝纫机，鸡和羊？
现在，一些自然保护者认为这种项目已经过时，并提出即使是初衷良好的妇女手工业项目也只能加强妇女的传统角色，即在社会中妇女的地位低于男子。
另有一些保护者则不理解，为什么作为保护自然的联盟要把性别意识放在首位。
为此，1998年1月，24名来自IUCN各地区、委员会和相关组织代表组成的性别意识工作组相聚在哥斯达黎加，讨论这些问题并为联盟提出了性别政策。
在巴基斯坦西北边界省份的一次偶然经历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没有性别意识，同时也让我了解到男女之间这种不平等渗透在所以项目中。
巴基斯坦非政府组织联盟的首领拉宾·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在去年的一个项目中，一些外国援助组织向西北边界省份的几个村子捐助了一些收割机。村中的男子接受培训并掌握了收割机的使用方法，因此生产率大大提高，此项目也成为技术援助的成功范例。尽管，拉宾曾指出，“收割一直是村中妇女们的工作。”从各种意义上讲，妇女们一直是利用收割本村及临村的庄稼获得报酬的。
然而当收割机械引入村子以后，男子首先接触并掌握这种技术，从而从妇女手中完全夺去了妇女本不多的几种谋生手段之一。这样，恶化了妇女原本低下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妇女的声音。拉宾认为：“怎么能认为这个项目是成功的呢？”
世界上各地的男女几乎都从不同的渠道获得知识和利用资源。这就意味着他们有不同的关注和需求。正如IUCN欧盟代表，人权战士和哥斯达黎加会议的积极推动者蕾可·凯特常说的那样，“男女机会不平等，而两性都认为妇女不如男子。”
IUCN总裁大卫·麦多维尔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指出，无数妇女在不平等资源使用条件下为社会作出了许多贡献，又很少享受这些成果。性别意识工作组非常支持麦多维尔的主张：“把性别意识融入可持续发展是IUCN实现其宗旨和目标的前提。”因此，IUCN性别意识政策提出，联盟不仅要做到性别敏感，更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触动性别不平等的核心。
那么，联盟如何才能摆脱“碰到妇女问题就发抖”的状况而直面性别不平等的现实？ORMA，IUCN美洲办事处开始了一些创新的实质性的活动。
信贷：争取平等
拿信贷来说，ORMA社会项目官员劳琳娜·阿琪拉说：“人们应该给妇女为那些大项目贷款-那些人们能看得到的为社会带来大利益的项目。”问题是，男子常常参与这些大事，而且公认男子做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劳琳娜解释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向社区引入那些性别中立的增加收入的方法。我们尽量同等培训男女两性，使他们都能从事这些活动。”
例如，ORMA和该地区的几个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哥斯达黎加开展香蕉秸杆造纸项目。现在这些质地粗糙的香蕉纸已经作为环保产品出口了。因为香蕉造纸是一个全新的工业，所以没有传统的性别观念。于是，男女两性可以平等的参与培训和贷款，开始肩并肩地从事香蕉纸的生产。这样，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了生产，这一行业的男女比例为30：70。在一些地区，这一行业的人均月收入达到了150美元。在一些月收入为70美元的地区，这就是一笔大收入，于是男子看到利益后，纷纷要求也加入培训。ORMA的社会项目组认为，这种项目可以作为男女平等的示范，帮助人们打破“女子不如男”的传统观念。
达到平等的障碍
在达到平等的路上有无数障碍。在许多社会里，妇女从小就受到女孩子不如男孩子的教育，因此不愿意做“大事”，觉得在众人注目之下非常不舒服。一些性别平等主义者认为这种问题会在妇女组成小组后解决。然而，一些所谓“纯平等”主义者认为，妇女建组只会加剧这种不平等。而ORMA认为最重要的是找到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通过实际工作我们发现，一些妇女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所谓的'妇女融入主流'的活动”，罗林娜说，“我们于是决定要找到原因。”
社会项目组发现，在这些妇女小时候，她们的父亲总是鼓励她们做那些通常被认为应该是男孩子做的事。例如，小时候帮助父亲养牛的女孩子长大后更容易参与那些传统上认为是男性化的工作和活动。同样，从小在学校里被鼓励参与演出和参加竞赛的女孩子，张大后常常能成功的从事男性的工作。同样，ORMA还在研究为什么有些男性倾向于做女性的工作。
现在ORMA已经把研究成果用于实际了。例如，IUCN的家畜专家在社会项目中会鼓励男性让他们的女儿参加传统意义上男性的活动。“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要放远眼光”，罗林娜说。任何要改变性别关系的努力都是一种观念改变，因此需要时间和耐心。IUCN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把ORMA和其他组织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把性别意识融入项目活动和政策建议中去。特别是这种触发社会变革的例子可以为象IUCN教育交流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提供极好的切入点。
在性别工作中，妇女于男子的比例是10：2，但是每一个组织成员都强调性别意识并非妇女专用。男子在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等方面常常被忽略。弗朗西斯可.阿中费法，社会项目顾问解释道：“ORMA所有的技术人员都被培训向男性宣传解释如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事。在妇女项目中，除了讲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等方面，我们还加入了例如森林专家，畜牧专家等以前常和男性打交道的人。”他说，“这样，在同村中男子工作的时候，这些专家就可以谈一些性别方面的东西。”
毫无疑问，男性对同性的技术人员，并把他作为可信的信息来源时谈话要比同女性谈话放松的多。“当然，让男性技术人员做这样的事并不容易。”罗林娜说，“我们在让男性谈他们从未提及的事，即使是在家里。”然而，慢慢地，这些问题就会被作为平常事，被经常提到。
由性别工作组提出的议案正在被IUCN内部层层批准。然而，批准的过程仅仅是开始，它将带领联盟登上性别平等的山颠。
马来西亚：对雉类保护的政策和计划
继1994年马来西亚批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之后，联邦政府又制定了很多政策以增强自然保护并确保国家自然资源的持续管理。就栖息地而言，尽管仅有6%的国土属于保护区系统，而国家其它60%是天然森林复盖，但联邦政府已承诺国家的森林复盖面积至少保持在50%，且大多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永久森林财产的一部分。保护区系统以外的潜在丰富的野生生物栖息地以被确定。并尽量将其纳入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计划中。鉴于马来西亚宪法规定土地是国家的财产，州政府受到鼓励要更加积极地保护他们自己拥有的潜在丰富的野生生物栖息地。认识到国土利用的改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联邦和州一级的各种野生生物保护机构已接受合法的委托，对无论在哪儿发现的各种鸡形目种类，提供完全的保护。政府已认可在其它政策领域比如研究、提高公众意识以及近年兴起的生态旅游一类的自然保护活动。在着手为这些受威胁的鸡形目编目的同时，野生生物局和国家公园也强调饲养这些种类，然后再回归到天然栖息地。
本文作者：Musa Nordin 马来西亚野生生物和国家公园局。 （庞苏娟译，朱江校
Newsletter of the Partridge,
Quail and Francolin Specialist Group, Issue 10, Spring 1998）
实地验证生物多样性
光溜溜的、色彩层次丰富的地面卫星图象的确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但仔细分析发现，它们对人们认识生物界所起的作用也仅此而已。我们在位于秘鲁和厄瓜多尔边境科迪勒拉山脉孔多尔山的考察证明了这一点，那是由一系列的顶部平坦的砂岩山岭组成的。
当我们接近沿科迪勒拉山脉上缘延伸的峭壁时，我们发现原先依据地面卫星图象作出的推测完全不正确。地面反射数据提示我们，图象上那些蓝色的斑点代表可以起降直升飞机的平坦的开阔地。实际上，它们是由水藓、兰花和凤梨科草本植物覆盖着裂缝和地下溪流而形成的沼泽地块。无论如何，秘鲁军方用来把我们运送到这片荒野的俄国造直升飞机缺少足够的动力，无法越过高原的顶部边缘。我们只得在离目标1000m的下方着陆。当我们穿过山坡上的雨林向山顶攀登时，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与我们的期望相差之大令我们吃惊。
人们带着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工具来到孔多尔山这样的地方。对这类地方重要性的最初认识来自为数不多的专家们的推测，这些专家凭借对热带生物地理拥有的足够的知识和野外经验，知道这类地方可能代表的价值。
实地实情
另外还有遥感信息，只要有钱就能得到，对了解遥感区域内的植被、居民分布和其它景观特征概貌可谓无价之宝。也有少量有关附近山区边缘一带探险活动的文献记载。但这一切都比不上派上十几个经验丰富的考察队员，乘直升飞机深入当地，呆上数星期，对当地的自然保护价值作出理智的评价。别的方法都不充分，因为这类地区的实地真实情况是难于预测的。
地面卫星图象的确清楚地显示海拔1000m以上的起伏的山地上完全无人居住。在这种全无狩猎压力的地区，我以为陆生的兽类应该很丰富，与之相关地粪金龟种类也应该相应丰富，粪金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类群之一。但实际情况是这两个类群在这一地区都很稀少。几个星期中，我只见到一群卷尾猴和不多的粪金龟种类，这个地方在我心目中的生物多样性优先地区排名中的位置大大降低。相反地，Field博物馆的RobinForster和他的秘鲁同行们被当地突出的植物多样性弄得眼花缭乱，每天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带着一捆捆罕见的植物标本步行回到营地。
植物区系最丰富
仅仅3个星期，植物学家们就采集到800种植物的繁育材料，是他们在各处经历过的采集活动中收获最大的。据此他们认为孔多尔山地区，与包括亚马孙低地和巴西大西洋森林在内的美洲大陆上任何同等面积的地区相比，植物区系最丰富，其中包括许多新类群。例如，在山顶上采到的40种兰花植物中，至少26种（65%）为新种。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兽类、鸟类、鱼类和甲虫的新种，以及21个蝴蝶新种。
许多科学家低估了编目工作对自然保护的价值
就在我们考察后不久，一场边境战争在这一地区爆发，在现今覆盖该地区的金矿矿址上留下了数千个致命地雷。这种经历使我深信，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学家，能向决策者和政策分析人士提供的最有价值和最经济有效的服务之一，是向他们提供关于那些仅存的且未被破坏的高多样性生态系统的经过实地验证的信息。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内容由一个分叉的两分支组成。一个分支是鉴定和快速评估那些高特有性和高多样性的热带野生生境地区的现状。另一分支的焦点是拯救和恢复已知的“热点地区”，即那些特有性很高但面临生境几乎完全改变和高灭绝风险威胁的地区。
这种两个分支的策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条救护定律刚好相反，根据那个定律，救护的最佳策略是不去理那些伤势严重者和尚健康者，集中救护介于两者之间的伤员，即受伤的但仍可以救活的人员。在这里无法客观确定每一分支应受到的重视程度。灭绝的不可逆转性提示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热点地区”。另外的人主张通过最大程度保持生态完整性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即维持原始生态系统过程至关重要，因为生态系统破坏后多样性也将随之丧失。（依作者之见，加强对特有性丰富的热带野生生境地区的关注采纳了这种主张，这或许也是保持更多生物生存的最经济有效的途径。）
如果坚持这种两分支策略，什么样的科学投入能使我们达到生物多样性最大保护？在可用于生物多样性科学的经费少的可怜的情况下，其分配有效性又是如何？
很明显，两个分支所需要的科学投入在形式、作用和费用上均根本不同。一个极端是，针对大面积、未受破坏且生物多样性丰富的野生生境地区，需要粗放的快速编目和观察性的野外工作，即描述性的工作，其目的在于将这些地点纳入全球保护议程。
值得忆及圭亚那之类的一些国家，它们缺乏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体系整体规划。对于虚心听取意见的政府来说，提供好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收益。玻利维亚近期的一些事例即证明了这点。新近公布的Madidi和GranChaco国家公园，共保护近5百万公顷的热带森林，之所以达到目前的地位与少数生物学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通过编目工作和实地考察，对公园的重要性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见解。
各种选择的另外一个极端是，对于破碎化的热点地区，需要开展精确的空间分析和保护遗传学等费用很高的研究，进行生态恢复和其它昂贵的技术投入，以拯救那些挣扎在灭绝边缘的物种和生境。毫无疑问这方面的保护科学研究得到了更好的资助和装备。这就造成了目前的现状，一方面是GIS、遥感和计算机模型技术及种群遗传学的兴盛，另一方面是博物馆愈发衰退，热带野外生物学依然穷的难以为继。
能力与需求
其结果是保护科学的能力与需求的不匹配。一方面，大片的原始热带地区缺乏科学投入，而同时动植物区系已遭毁坏的地区科学能力优越。
一些国家已具备完善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这使得利用精确的GAP分析和数学为导向的方法探索保护区最佳组合成为可能。这些保护生物学定量方法的有效使用依赖于对当地动植物区系生态学的深入认识，而基本上只对温带生境达到这样深的认识。例如在美国，国家生物调查局（NBS）之类的多个政府机构开展详细的GAP分析。NBS的GAP分析利用植被图代替野生动物种群。当与生境对应的植被在地图上被标明，且目标物种与生境的生态关系也以被确定时，这种分析很有效。
但对于世界上许多物种丰富的地区，不论是陆地还是海洋，我们缺乏生境构成的基本知识，更谈不上对生境与野生动物种群关系的认识。秘鲁境内的亚马孙河流域在地图上通常被标记为相对均一的潮湿热带森林。但当Hanna Tuomisto及她的芬兰和秘鲁同事结合遥感分析与实地验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后，他们发现在这一带存在至少100种不同的生境。对这类地区的生境我们甚至还没有定名。我们应当向Tuomisto等人表示喝采和给予嘉奖，他们在森林中对30km的样带进行了取样。这类工作与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由实验支配的假设检验体制并不相容。如JoelCohen形容的那样，“物理学所嫉妒的正是生物学所诅咒的”。
非政府组织所拥有的科学家的数量与以大学为基地的生物学家的数量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学术偏见只是限制将科学的才能有效地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利因素之一。学术界、国家科学基金和其他出资者奖励发表文章后被引用的作者。这种激励机制将刺激和鼓励那些例如仅对单一的濒危物种的保护遗传学某个问题开展研究的年轻科学家。用于分析该问题的数据是可发表的。但这种激励机制惩罚了其它类型的生物多样性科学家，包括那些从事基础的编目和生境描述工作的科学家。对于提出保护区物种名录和对公园管理人员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培训的科学家来说，激励机制是什么呢？
如果有人对此持有怀疑，只需看看对生物学家适用的就业途径。理论上，以大学为基地的保护生物学家和以如WWF、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或IUCN等自然保护非政府组织为基地的保护生物学家，职业上可以相互流动。但事实上，对于年轻的保护生物学家来说面临的职业途径是二歧的：选择在非政府组织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际工作的科学家不可能容易地转入学术界，因为其论文发病率难免较低。也许如果大学的校长们能够认识到对于保护生物学家的真正现实的目标和要求应是对保护而不仅是对期刊作出贡献，就可以使现有的专业力量为保护发挥更大的作用。
DanJanzen曾在一篇编者按中呼吁植物学家们把离心机忘在脑后，带上塑料袋和卷尺深入野外。保护科学家也需要类似的行动：每个人可以既是一个科学家，又是野外保护真正在场的一员。
一些生物系统学家和生态学家对大规模热带自然保护开展的机制认识模糊
对于很多地方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只是当地有些什么及保护现状。只有具有很强的自然历史和系统学知识背景的人能迅速可靠地提出此类信息。然而，许多科学家低估了编目工作对自然保护的价值。例如，生物系统学家Suzanne Renner和生态学家Robert Ricklefs表示担忧，认为“生物多样性编目将产生对于保护目的质量不平衡且用途未被证明的数据，可能分散对保护更加建设性的尝试的注意力，进一步削弱生物系统学和其它基于标本馆藏的科学探索努力。”
能够写出并且发表这种言论本身就说明一些生物系统学家和生态学家对大规模热带自然保护开展的机制认识模糊。如果缺少分类上娴熟的生物学家提供的针对特定地点的见解和信息，保护学家在与政策分析人士和决策者讨论时就不具备“弹药”。真正说来，保护生物学家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是亲身经历。ReedNoss在最近的一篇编者按中提出“缺乏坚实的野外经历基础的保护生物学是空洞的，…当我们持续抛出那些与现实毫无联系的模型、地图、公式和建议时，公众对这种在我们当中存在的华而不实将不会长期视而不见。”如果我们的观察不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亲身经历，我们也同样不可能使决策者们真正信服。
在保护科学中，应当将亲临实地提到优先地位。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生物多样性科学家到野外研究、认识与记录、
目击、膜拜和捍卫这些地球上最后的圣地。
本文作者：AdrianForsyth是国际自然保护高级科学家和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助理。
（袁德成译，王思玉校World Conseruation96(1):3-5）
女婴、老牛和海龟
很久以来龟类尤其是海龟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们用米糕做成海龟的形状供奉在庙里，向海龟献礼，祈原长寿和好运。
被鱼网捕到的海龟，有的被渔民杀掉，有的被仍回到海里，事实上更多的海龟在经过一套宗教仪式后被放归大海。有的渔民把海龟奉为他们的保护神，因为在传说中他们的祖先在航海中曾经得到海龟的搭救。
位于澎湖列岛中的万安岛是台湾绿龟的主要巢区。1995年12月，那里的海滩被划定为绿龟的禁猎区。次年4月，人们在岛上挖沟时发现了一块埋葬在地下的玄武岩石板。这块深色的石板长28cm，宽62cm，厚11cm，竖立于116年前的晚清时期，当年大概是竖立在岛上最主要的街道旁边。石板上刻着大约600个字，标题为“让好心人联合起来”（中文音译“好善团”），记载着18位善人联合起来保护女婴、老牛和海龟的事迹。
刻在石板上的是一个不寻常的故事：100多年前岛上的生活条件相当艰难，人们迫于生计，不得不将养不起的女婴和不能干活的老牛抛弃。人们为了生存而挣扎，老牛和女孩儿由于不能在地理干活，都被看作无用的东西。而在当时，海龟也被随意的杀掉。因为它们在巢居的海滩上缓慢地爬动，很容易被渔民抓住。这些行为都是不合法的。然而直到这18位善人站出来制止，这些行为才逐渐地停止。
这18位善人有的来自大陆沿海省份，有的就居住在万安岛附近的其它岛上。在地方官员的帮助下，他们凑钱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利息用来奖助那些抚养女婴、照看他们衰老的水牛的家庭，女婴的补助金比老牛稍少一些，也用来赎回被捉住的海龟。海龟的赎金根据它的体重和大小，海龟越小单位体重越值钱。
在给以货币鼓励的同时，为了保证这种鼓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慈善家还致力于理清并加强有关保护女婴、老牛和海龟的法律。他们说服地方政府通过几项地区法令。这些法令的条文及其来由就镌刻在这块玄武岩石板上。
这块石板的发现清楚地表明，早在100多年前，保护海龟的观念就在岛上形成了。实际上。作为儒家和佛教的基本信条之一，怜爱生命（尤其象海龟这类长寿的动物）的观念，历经千年，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深处。
而在19世纪，正当清帝国日见衷弱，民生凋蔽的时候，这些传统的美德被遗弃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在清政府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好的还有石板记载的这18位“善人”，正是因为他们的慷慨和珍爱生命的精神，这些海龟才能在万安岛的海滩上筑巢安居，年复一年，繁衍至今。
（赵辉华译，王思玉校 Marine Turtle Newsletter No. 80:12-13）
促进亚洲地区的社区森林管理
亚洲森林网络对来自政府、开发部门、非政府组织（NGOs）和大学的专业人员提供了一个舞台，以交流森林管理政策和实践方面的经验，从而扩大对不同地区的视野。会议对执行常规任务的实践者来说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机会，可以从邻国的同行们获得一重新的见解。印度WWF森林和野生动物部项目主任报告。
印度WWF是亚洲森林网络（AFN）南亚地区办事处。1996年12月在印度德里举行了第五次AFN会议，在有关公共林地管理中的开发权和社区责任方面取得了亚洲地区共同的经验。计划执行者、捐助者、林业部门职员、NGOs和社区领导人问到，作为创建新的管理伙伴关系，在政策和运作两方面我们正在做什么和什么还没有做。在21世纪的初叶，管理方面的转变，怎样成功地适应亚洲乡村人中的膨胀，同时还要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及其功能？
近年来，在鼓励乡村人广泛参与公共林地的方面，在正规政策项目计划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尼泊尔和菲律宾20年前已开始探索社区森林管理。到80年代后期，印度也开始制订联合的森林管理政策。中国、柬埔寨、泰国和越南现正在探索包括公共土地管理的政策的战略选择。在一个世纪的林地国有化和政府管制以后，其发展势头似乎是转向发挥社区更大的作用，并常以伙伴关系与政府合作。这种历史性的转变还受很多因素制约，如包括支持分散经营的不适当的政策，与大型私有部门的利益相抵触，缺乏政治意志和执行能力，非支持性的程序和态度等。这次会议就下述的地区发展趋向取得了一致：
·亚洲公司正在加快制订和批谁新的社区森林管理政策
·由于缺乏政治意志，政策的缺陷性，缺乏操作程序和能力，限制了实际的森林所有权转移到社区
·然而捐助者对社区林业的帮助正在增加，对常规项目模式的依赖限制了投资用于支持乡村社区和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进程的有效性。
捐款计划需要更大的灵活性和支持长期改革的眼光，以及更大的社会责任、透明度、责任感和协作态度。随着灵活资助协作管理系统，人员重新定向，和各林业部门内的状况实现更大的透明度和公开化，优胜劣汰，很多林业部门都非常需要在政策、程序和专业上进行改革。必须更加明确各个角色的作用，促进交流，以利做出共同决策。
促进自然更新，作为生态恢复的一种方法，必须给予更大的重视。通过自然更新，实现森林重建的费用通常仅为单种造建人工林费用的5-10%。基金的大部分还是用于费钱的速生树种的栽培上。这些资金可能支持涉及新政策的国家战略和扩充计划，以鼓励、支持和准予乡村社区对退化和受到威胁的天然林实行封闭管理，停止乱伐以利再生。
王思玉译自Arborvitae The IUCN/WWF Forest Conservation Newsletter 7Jan.1998
在阴影中的森林--日本在东南亚的伐木政策
50年代，当日本首次开始大规模地从菲律宾进口原木以来，人们对由此而引起生态学的影响知之甚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些影响已经非常了解。但日本公司以及日本投资的公司仍在继续进行着同样的采伐业，但不再是菲律宾--那儿的森林已消失，而是在婆罗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延伸到拉丁美洲，而且采伐仍在不断增长。当然日本并不是热带硬木的唯一进口国。但在这场被看作是20世纪最恶名昭著的生态灾难中，日本是最大的祸手，并担当着重要的角色。PeterDauvergne的著作详细地描述了日本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即从通过投资商进口圆木到进口三合板。该书中仅仅能学到或应用到的一点点东西是如何持续森林管理和保护。同时顺便也对伐木业那些搓手兴叹并把世界热带森林毁灭的责任推给少数农场主的人们提出了有力的责难。从本书中能感受到不受控制的工业能对环境产生多大的危害。
本文作者：PeterDauvergne.
（庞苏娟译，朱江校Arboruitae The IUCN/WWF Forest Conseruation Newsletter 7Jan.1998）
濒危世界遗产
《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是为那些被人们认为正受到严重威胁并值得特别关照的遗址编制的。目前有10多处因其自然重要性而被列入“濒危”（in Danger）名录。“濒危”遗址名录是一个引起人们争议的事情，人们谴责世界遗产委员会以此种划分方式侵犯了遗址所在国家的主权。但濒危遗址名录确实成功地引起国际上对这类遗址所面临威胁的关注。
本文主要针对近年来引起极大关注的两处濒危遗产遗址进行实例研究。原世界遗产中心的HaroldK.Eldsbvik和大黄石联合会的Michael Clark分别提出了将黄石世界遗产遗址列作“濒危”等级的两种观点。而后，加拉帕戈斯国家公园的MichaelBliemrieder肯定了濒危名录所吸引的国际支持，但对加拉帕戈斯遗址所面对的问题与那些影响世界各地许多保护区的问题是否明显不同而表示质疑。
黄石公园―世界遗产中心的观点
世界遗产中心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秘书处，与非政府组织咨询机构联合，为执行公约提供技术支持。1995年2月，世界遗产中心收到国家公园和保护协会（美国）的来信，信中代表美国非政府组织恳求委员会将黄石公园列入世界危险遗产名录。中心写信给美国内务部副部长，并将协会的信转交给他，希望他对非政府组织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作为答复，副部长代表成员国邀请委员会派遣调查团调查该地区现状。调查团于1995年9月成行，成员包括委员会主席、中心主任、IUCN代表和中心工作人员。
采矿公司曾经提议要在遗址外但属于其上游集水区的联邦土地上开发采矿。美国国家公园机构（USNPS）于是会同采矿公司召开公众会议。非政府社团和当地民众也深入参与。有300人出席了会议，50个机构参加了计划开采地区的实地考察。会议和实地考察结果表明，人们对于威胁程度的认识带有强烈的分歧，并且一些与会人士感到世界遗产委员对于他们认为属于美国内政的事务没有责任参与。
公约第11条授权委员会“与成员国协商”将遗址列入世界威胁遗产名录。已履行了这些程序，并确认遗址确实存在“潜在”危险。在此时援引世界遗产公约有利于针对遗址外的威胁，而不像USNPS那样仅限于考虑国家公园内部的威胁因素。
结果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于1995年12月柏林会议上决定将黄石公园列入世界危险遗产名录。
（作者：HaroldEidsvik,1993-96年期间任世界遗产中心自然遗产高级顾问）
作为世界遗产危险遗址的黄石公园
1995年12月，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意将黄石国家公园列入世界危险遗产名录，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其东北部大型金矿的威胁，这个决定也是6年以来14个美国环保组织为阻止开采金矿而斗争的结果。
将黄石公园作为濒危遗址列入名录的决定，对其环境状况引起国际关注，并在美国西部各州引发有关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规章、权力以及此项决议是否侵犯了国家主权的公众大辩论。这场辩论进行的断断续续，其支持者主要有极端右翼主义分子和激进财产权主义分子者，他们有意反对任何限制公司和个人开发国家资源的努力。
阻止开采金矿提案的斗争主要围绕3个要素：
1) 为保护黄石国家公园及其周围集水区，确保按照最高允许的环境标准执行联邦批准程序。
2) 采纳法律和科学手段提出公共主张；而且
3) 将公园所受的威胁通告市民，使他们也卷入反对开矿的公众努力之中。
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考察了该遗址。随后，将黄石公园列入世界危险遗址名录的决定，迫使克林顿政府作出史无前例的决定，即用联邦财产与金矿公司拥有的财产进行交换来阻止采矿。这项交换决议于1996年8月中旬由克林顿总统在对该公园进行访问时宣布，已有效地解除金矿对黄石国家公园的威胁。
但正如我们在1995年2月28日请求世界遗产委员会干预阻止采矿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公园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其它威胁。其中包括以下威胁：
·在公园外围潜在的地热开采和其它地下水钻探正威胁着公园举世闻名的地热资源。
·伐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筑路、采矿、民宅建筑和新的居民聚集点持续侵犯着公园周围的敏感的荒野和重要的野生动物生境，而公园的健康和完整性依赖于此。
·生境的破坏和日益增加的人与熊的冲突危害了已经受威胁的灰熊。
·在公园中可随处漫游的野牛，如果跨越公园边界通常遭到屠杀。
·非法引入湖泊鲑鱼威胁了黄石原有的cutthroat鲑鱼，而后者正是灰熊、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重要的食物资源。
·在离黄石的东北边界仅几英里的上游地区有一巨大的废物堆积，尽管进行了几次清污尝试，但仍不停的向SodaButte溪流中渗溶重金属和酸污染物。
·一年四季不断增加的参观和考察产生了过于拥挤的问题，打扰了野生动物。
除了反对采矿提案的成功外，所有这些威胁至今仍在持续。
我们能够从上次胜利中学到什么？世界遗产委员会是否应该关注黄石的未来，是否应该使黄石一直列在“危险名录”上？世界遗产委员会怎样对有关其行动侵犯美国国家主权的批判作出反应？
第一，世界遗产委员会有关将黄石列入危险名录的决定推动了非政府组织寻求国际支持阻止采矿的斗争。它第一次提供了一种途径使得科学专长可被引导并为民众所共享。它将主要联邦机构也卷入公众场合，使他们不得不对金矿的提案有所表态。也使全国媒体重新认识该公园面临的威胁。
同时，列入名录本身也给激进财产权主义者和极端右翼主义分子提供了一个把柄，他们从始至终都利用它来攻击保护公园的努力。这些人批判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努力，认为联合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黄石，把军队开了进来，并且派遣带着神秘使命的黑色直升机在这一地区上空飞来飞去。有些右翼领导人是很有权势的资深国会议员。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世界遗产委员会为将另一个美国的遗址列入危险名录而进行调查的话，就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这类行动可能造成的政治争议，应该小心尝试，使议会领导们理解其根据世界遗产公约规定的职权范围。对于公约的权限，美国公众仍有很大误解，许多右翼组织也将寻求各种可利用的机会以达到自己肮脏的目的。
第二，所列举的各种威胁对黄石国家公园在未来的生存仍构成重大问题。虽然已不再存在与采矿可相比的单一的工业威胁，但是普遍的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仍持续下降。也许这些威胁中最大的难点是在大黄石生态系统周围的私人土地上人口的迅速增长。如果人口增长趋势不变，那么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累积作用将危害该生态系统的长期生存。
第三，世界遗产委员会遗址考察队对环绕黄石国家公园的联邦森林长期管理的担忧是恰当的。这些土地在管理上有很多用途，最主要的是采矿，这使得在紧邻黄石国家公园的国家森林中设置采金设施的建议成为可能。尽管如此，遗址考察队有关在公园周围需要一个正规的“缓冲区”的议论，被私人产权组织演绎为“土地掠夺”或是意图扩张国家公园的现有边界。这为美国国内土地管理的政治辩论中的攻击特性提供了例证。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审查将美国某一遗址收入危险遗产名录的新的请求时，有必要仔细权衡政治上的种种利害关系。
最后，我们将祝贺黄石公园1997年建园125周年。这恰好为我们提供的一个特别的机会，使我们可以检查黄石公园是如何管理的，公园和保护区的设想现在在世界各地是如何落实的，以及我们所有的人该怎么做才能保护这些独一无二的资源。我们期望着世界各地的同仁共同探索这些议题。
本文作者：MichaelClark，大黄石联合会执行主任。
戈拉帕哥斯国家公园：受威胁但无危险吗？
在保护区管理中有一个教条认为，人类社群在保护区内部或紧邻其定居将逐渐地、但是必然地破坏保护区。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观点，特别是考虑到世界各地的数以百计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其中有很多列在世界遗产名录上，都包含很大的人类居住成分。更令人不安的是世界人口增长没有任何减缓的迹象，人们似乎乐意拥有很多健康的孩子。如果这一教条成立，我们可能得对我们所有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的其它尝试以及我们为子孙保存有功能的自然环境的愿望道永别了。
值得庆幸的是，那些带着“受虐快感”来管理国家公园的人知道这一教条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取决于如何对待具体情况。人类居住不意味着国家公园的死刑，也不意味着公约管理者可以高枕无忧。
戈拉帕哥斯国家公园可能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的情况可能是独特的。因为岛上只有3％的土地上有人定居。其余部分受到保护，而且我敢说是保护的很好。但是我强调的是戈拉帕哥斯群岛，而不是戈拉帕哥斯国家公园，因为一旦出现威胁，群岛整体实际都将受到威胁。
以下是一些事实：
·每年主要由于从厄瓜多尔大陆迁入岛上的居民使人口增长速度高达8％。
·岛屿上大约有1.5万居民，与同戈拉帕哥斯很相象的位于日本南部的一小群岛冲绳诸岛相比，人口要少多了，冲绳诸岛有120万居民。但是相当城市和农业发展可利用的空间来说，1.5万的人口仍是很大的。
·人们总是将我们所遇到的各类问题归罪于旅游业的失控。在戈拉帕哥斯，虽然旅游的确可能带来潜在的灾难，但却远未失控。我们认为对这样一个正在不断增长的行业，我们的管理一直是相当成功的，迄今已有25年了，这儿的环境还没有遭受严重的破坏。1995年戈拉帕哥斯接待了56，000人次的参观者，高于前两年的54，000和46，000，1996年的期望值是60，000到62，000人次。尽管如此，这仍远低于我们根据我们现在的管理能力预测的环境容量。
·戈拉帕哥斯国家公园从门票和特许权所得的所有收入都将存入首都基多的中央银行，并从那里返还每年的经费开支。可是，我们的记录显示现在我们只得到这些基金的32％，远远不够支付所有的运行费用。虽然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正努力说服议会准许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些钱。这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没有一个政府乐意失去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自1992年以来，戈拉帕哥斯的非法渔业十分猖獗。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将威胁并破坏群岛部分高度敏感的生态系统。这里主要是指海参的捕捞、鲨鱼翅、被用作诱饵的海狮以及延绳钓等。这类问题很难控制，因为其根源是当地部分居民的社会和经济贫困状况。但我们并非孤军奋战，过度捕鱼和不合理捕捞海产资源是世界范围的普遍问题，目前仍无解决办法。
·最后是政治家们，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尤是其当面临自然资源保护和选民的要求两种选择时，他们的态度截然不同。
总之，我们确实有很多问题，这是无法否定的。对于公园存在很多威胁，但我们必须认识它们的规模。戈拉帕哥斯公园面积巨大，仅陆地面积就超过7，600平方公里，还有38，000平方公里的内部水域构成海洋保护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高度局部化的，如果我们有财力和物力去控制它们，这里根本不会发生任何严重的问题。那当然只是一个理想中的国家公园，在现实中还不存在。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我们不可能说那没什么可担心的。问题是有的，但已经被我们认识到了，也有可能解决。戈拉帕哥斯国家公园因各种原因而受威胁，这已经为海内海外敌我各方所察觉。但是我想我们仍处于危险之外，它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公园，有优点也有缺点。也许我们在国际上太出名了。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国际支持使我们不致陷于危险之中，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戈拉帕哥斯国家公园世界遗产遗址处于“危险”状态的日子就不会太长了。
本文作者：Michael Bliemrieder，厄瓜多尔戈拉帕哥斯国家公园技术部主任。
（曾岩译，袁德成、王思玉校Parks7(2):27-31June1997）
英国石油公司（BP）1999年自然保护项目招标
英国石油公司自然保护项目1999年可供申请的研究经费为5.4万英镑。该项目的资助对象以在学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为主，支持其在地方水平开展具有全球优先意义的国际自然保护研究项目。项目实施的地点可以选择在申请者所在国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它国。该项目年度经费分配方案为：4个最优项目各得5千英镑；随后的8个项目各得3千英镑；再分配1万英镑支持前一年度获资助者提出申请的最佳后续项目。
1999年是该项目的第14周年，它是英国石油公司与自然保护组织鸟类国际（Bird Life International）和动植物区系国际（Fauna&Flora Intermational）长期合作的结晶。自1985年已有45个国家的117支国际学生队伍获得资助开展保护研究项目。
本次申请的截至日期是1998年11月16日。欲知详情或索取申请表，请与下列地址联系：Katharine Gotto, BP Conservation Programme, Bird Life International, Wellbrook Court,Girton Road, Cambridge CB3ONA. Tel.:01223277318. Fax:01223277200. E-mail: bp-conservation-programme@birdlife.Org.uk。也可查询网址：http://www.bp.com/conservation/。
（袁德成编译自BP资料）
生物与环境保护公约组织
1.1971年《湿地保护拉姆萨公约》（Ramsar Convention on Wetlands, RAMSAR）,旨在保护生物丰富而以往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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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GEF资助毛里求斯对付以植物和鸟蛋为食的外来猕猴Macaca
fascicularis的项目。 |
低估的湿地生态系统。2.1972年《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CHC）,鉴定对全人类具有突出价值的地点，并对其保护和管理提供帮助。
3.1973年《濒危野生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Fauna and Flora, CITES）,通过发放许可证和证明书对3500种植物和4000种动物的贸易进行控制管理。
4.1979年《迁徙物种的波恩公约》（Bonn Convention on Migratory Species, BCMS）,协调地区和全球投入，以保护大约1万种迁徙生物，包括鸟类、鲸鱼和海龟。
5.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协议》（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旨在减轻气候变化，并商讨如何对预期的环境损害作出回应。
6.1994年《防止沙漠化公约》（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CCD）,这是一个减轻沙漠化和干旱的综合途径。
今天，这些公约组织对许多物种的生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分别作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同方面。而《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Cou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则是第一个采用广泛综合的途径对生物多样性加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公约组织。
（赵辉华译，王思玉校，袁德成核 Biodiversity Briefs 2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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