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保护地能够应对全球变化
IUCN世界保护地委员会2004
当今的世界已经变得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样子完全不同。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气候多变、海平面上升、人口膨胀、外来物种入侵、栖息地缩减或破碎、农业压力巨大、经济与交通不断全球化的世界里。对于保护地管理者来说，不论是在与我们祖先发现时的状况一样的土地上，还是在与人类控制的可持续利用的土地上实施管理，这份全球变化报告都呈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这远远超出了当地的兴趣或能力范围。挑战的确让人畏惧，但管理者必须适应这些新的状况并做出回应，否则那些我们熟悉的保护地将很快不复存在。
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对保护地管理者而言，像对其他所有人一样，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不对一个将消失的世界进行规划和管理，那我们就无法履行作为地球最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者的责任。
1.了解全球变化
社会经济变化：“全球变化”很典型地描述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其它相似的情况。但这些生物物理变化却是受同等重要的社会经济变化的驱动：
·1900～2000年间，世界人口从12亿增加到60亿——增长了5倍，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估计到2050年将稳定在90亿左右。一直到近期，多数人还居住在郊区，尽管住在郊区的绝对人口会继续增长，但到2030年，将有60％的人居住在城市里，主要集中在海滨地区。多数的人口增加现象将出现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热带发展中国家。
·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50年的17兆（万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07兆多美元。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结果并不是平均分配，至今全球仍有78％的贫困人口，11％属于中等收入，11％为富裕人口。有11亿人每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
·人类目前享用了全球40％的净原生产力（光合作用吸收的太阳能）。对保护地有直接影响的经济部门包括农业、牲畜养殖、渔业、木产品加工业、野生动植物产品交易、能源，以及淡水体系的使用和改变。
生物物理变化：人类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其结果是加深了人类活动的烙印：
·气候变化受到人类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驱动。现在二氧化碳的浓度比过去1万年的自然状态高出30％～35％。20世纪全球平均地面温度增加约0.6摄氏度，估计到2100年，将增加1.4到5.8摄氏度，冰和雪的覆盖率正在减少，海平面上升，天气状态也在变化。高纬度地区受到更大的影响，而且受影响区域也在扩大，预计地球上所有地区都将受到影响。物种分布区出现变化，海面温度升高，尽管很难准确判断未来变化的具体情况，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估计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包括农业和林业。
·栖息地的转化和破碎化正在改变我们实施保护的基本背景。只有五分之一的原始森林还留有相对较大和未被开垦的风貌，草原被大范围地改成农田和牧场，全球一半的湿地都在20世纪期间消失。残留的自然栖息地正在加速破碎，变成越来越小的斑块，对物种分布和丰富度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对自然体系中的生态系统服务供应也产生了影响。
·水文循环的改变正极大地削弱全球淡水的质量和数量。而改变水文的驱使因素包括河流破碎化、水坝扩建、湿地改造、污染、日益飙升的人类对淡水的需求等。这些因素导致自然水流的改变，沉积过程的更变，水质下降，因此对生物多样性和全球水体生态系统功能产生了负面影响。
·外来入侵种随着全球人类，货物和物种之间的贸易及流动不断增加而迅速扩散，它是目前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其次是栖息地丧失。小型岛屿和淡水体系尤其面临威胁。
·生物多样性丧失以自6500万年前的恐龙灭绝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当前的灭绝率估计至少比地球有史以来的自然典型比率高出1000倍。2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也许实际数据比预计的还要多。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包括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过度利用野生物种；引进外来物种，污染，气候变化；用于工业和农业的物种种数的缩减，农业、林业和牲畜遗传多样性的相应损失等。
制度变化：这些空前的社会经济和生物物理变化不会给保护地的未来带来好处。但是，“全球制度变化”这第三个因素所包含的新的行为标准、规章制度、管理安排和沟通技术——为人类采用新的方法进行有效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能够有效地对全球性变化的负面影响做出反应。全球制度变化的以下三个方面特别与保护地管理者有关系：
·全球规范的出台：所有人类社会都有规范——规则和期望，它关系到一个人和机构在某个特定环境中应该怎样行为——而超越国家和文化的全球性规范还是首次出台。它规定了普遍性的人类权利和平等地位；民主、责任与法律条文；全球合作，其中也包含对全球环境的管理职责。和所有规范一样，这些新的全球规范只是得到不同程度的理解或实施。但重要的是，人类越来越接受这些规范，认为它可以用以指导在全球任何地方每个人的行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席卷人类历史的革命性概念。
·管制（governance）的新体制和形式：新制定的全球规范促进了各种新体制和管制形式的发展，这对保护地的未来很重要。这些体制和形式包括新的全球环境体制，在当地、国家级和全球水平建立的非政府组织（NGOs）的分支机构，组建一个新型并有效的，除政府和私有部门之外的“第三力量”。最后，从全球范围看，许多政府机构正加快步伐，把职能分散给低一级的政府部门、社区、私人机构，同时还与地方社区及其它相关部门进行广泛的合作，对自然资源进行合作管理。
·社区、知识和文化的全球化：人类沟通的方式——同样也是分享和传递知识与文化的方式——与50年前有很大不同。电信、电视和互联网——在当今的社会无处不在（但实际上对多数人来说，他们也是最近才了解这些方式），这些方式把世界的意识和文化连接在一起，把世界变成真正的“地球村”。另外，超乎想象的是，所有人都有权使用这些方法交流不同的知识信息和经验，但同时又可以分享急速增长的全球文化。
保护地管理者——还有其它人——现在正面临一个和前不久完全不同的现实。新的世界存在让人敬畏的挑战，但同时也让我们拥有克服挑战的工具和机遇。
2．为不断变化的世界设计保护地体系
全球共有10万多保护地，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2％，自20年前开始，保护地数量急速增加。尽管数量增加，但多数保护地体系并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也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保护地应有的服务。随着我们对这些价值的了解不断增加，我们对怎样设计保护地体系，让它为人类提供价值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目前全球保护地网络存在很多不足，这一点被广泛认同。一些生态系统——特别是海洋和淡水体系代表性不足，从总体来看，该网络还不足以保护地球各个独特的生态区域的代表性案例；许多高度特有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面临高度威胁的地区都还没有被保护；保护地在维持主要生态服务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在设计体系时也没有充分考虑全球生物物理变化，比如气候变化和破碎化等因素。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第五届世界公园大会共同制定了一项国际性纲领，包括：
物种相关的保护：
·IUCN红色名录上受威胁的物种，特别应高度重视极危和濒危物种；
·特有物种，最高优先权授予在全球范围内只狭窄地分布在一个地区的极危和濒危物种；
·全球重要物种的集合地；
·对保护科学和管理不断发展有重要作用的物种（指示物种）；
·驯养或栽培物种的野外亲缘物种。
栖息地/生态系统相关的保护：
·每一个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可维持的代表；
·不可替代的栖息地和生态系统（例如具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独特特征，同时可以维持这些特征的栖息地或生态系统）；
·大型尚未开发或相对完整的自然区域；
·处于高度受威胁状态的自然生态系统；
·能够维持迁移物种可维持种群的栖息地。
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价值的保护：
·生态系统服务，比如水文功能，海岸和土壤保护，具有经济价值的物种（比如鱼类）的繁殖栖息地；
·具有经济价值的物种、基因和基因组（比如食品、纤维、药品和科学研究）；
·具有特殊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地点及物种（宗教场所、具有超凡魅力的物种、娱乐和消遣场地、美丽的景观）。
这种新的纲领为我们选择保护地提供了重要的框架，但它并没有具体指出什么地方的保护资源和能源（越来越短缺）应该享有地理优先权。人类有很多制定优先权的方法，包括“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优先生态区域”，“关键生物多样性地区”及类似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基于一些对保护最重要的假设。但是，为了更有效地实施保护，所有方法都需要平衡以下两个因素。
首先，生态方面的考虑——比如物种丰富度和特有性——是规划保护地体系时的核心，因为如果一个“体系”在规划时如果缺乏明确的科学目标和系统化的科学方法，就根本不是一个体系，而只是一个特别的保护地集合。另外一个同样重要，单很少被强调的是，在确定优先权的时候，应该把全球生物物理变化因素考虑在内。比如，对气候变化有特殊适应力的栖息地保护案例应该是规划体系时的一个关键生态标准，这在几十年前保护地规划者完全没有考虑。
其次，同等重要的是，这种概念上的优先权划分用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进行筛选，包括威胁、机遇，可用资源，耗费与收益之间的相对平衡，还要把全球社会经济状况与体制变化因素考虑在内。不把这些实际因素考虑在内，即使最出色的概念性生态优先权划分都只是纸上谈兵。
在制定全球化优先权的过程中，不断增长的经验和知识为设立保护地提供了一些指导，但在国家和当地水平设计和管理的体系和地点，最终要对国家和当地，以及全球的优先权和问题做出回应。系统化的保护规划方法在过去几十年里得到了发展，为保护提供了新的工具。系统化的保护规划主要包含以下6个步骤：
起始：组建核心工作组，制定决策程序、预算和时间表，确保所有相关参与者到会出席。
选择保护指标：因为生物多样性非常复杂，往往无法直接测定和绘制地图，规划者需要选择一套指数，为实现保护目标服务。根据不同的环境和目标，指数可能包括几个物种、物种集合、环境信息（地质或植被覆盖）。
确定保护目标：代表性（所有生物多样性的样本）和持续性（物种和其它生物多样性目标元素的长期生存）是系统化保护规划的总体目标。计划者需要量化这些目标，以确定每一个要素需要保护的数量和地点。
评估现有的保护地：确定保护目标后，规划者必须确定它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现存的保护地的保护，哪些还没有得到保护（“空缺分析”）。重要的还要评估那些现在确实起到保护效果的现存保护地的范围：因为一个只是在纸上被保护的地区并不表明在现实中受到了有效管理和保护。
建立更多的保护地：确定空缺后，建立更多的保护地就应该被提上日程。这可以通过使用“运算法则”——一步一步解决问题的程序，通常是一个根据规则制定的计算程序。由于其复杂性，有许多计算机化的运算方法可用，所有的方法都使用了“补充”原则——即一个新的地方能够保护未被覆盖的物种和其它生物多样性特征的程度。
确立优先实际行动：一旦确立新保护地（及对已有保护地的优先投资和行动）的理论事项后，还需要用“实践来检验”。通过仔细检查，发现有些地区衰退很严重或保护投入过于昂贵。另外，规划通常确定的地点会比马上就开展保护的地点多，因此需要区分那些目前急需及将来再实施干预的地区，并区分需要对现有保护地加强管理和需要新建立的地区。
在制定保护地规划的过程中，需要有具体的措施把全球性的变化因素考虑在内。当然，除非保护规划本身是系统化的，否则就不能系统地考虑这些变化因素，因此，采用顺序化的规划体系是把全球变化议题纳入体系设计中的重要一步。但我们同样需要清楚地解读气候变化，破碎化及其它生物物理变化的含义。比如，我们需要关注气候变化会引起物种分布的潜在转移，这对保护地的边界和连通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此，要解决破碎化同样需要我们应对连通性问题，因而对有人类生活工作的现有保护地之间的地方的保护战略给予更多关注。
3．变化世界中的人类和公园：管制、参与和平等
建立综合而有效的保护地体系要符合社会经济、体制以及生物物理方面全球变化的需求。首先，需要注意扩展管制模式范围，发展除现有的主要以中央集权和国有的公园以外的机制。其次，更有效和多样化的保护地管制要求能够综合和对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做出反应的参与式决策制定和管理过程——特别是对居住在保护地附近的土著及当地社区居民。最后，这些新的管制和参与模式和方法要确保保护地的花费与收益都能得到公平的分享。
向社区管理（CBM）的较大变动是这些转换的一个主要内容。因为许多原因，CBM显得至关重要。与一般的理解相反，极少有不与人类社区和活动发生关系而孤立存在的野外生物多样性地区；实际上，许多“自然”生态系统都受到人类干扰的影响；当地关于生物多样性及其管理的知识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成为许多地方管理的重要资源；世界上许多土著和当地社区都直接依赖于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因此，如果它们的利益能够被公平地享用，我们就有相当多的理由去保护它们；当今的保护权威机构不得不自己支付管理成本和后勤，因此需要当地社区来帮助达到成功并完成保护工作。
但同时，CBM也不是保护地管理的万能灵药。当地社区的凝聚力和环境管理水平大不相同。在许多案例中，全球变化的威力破坏了以前可持续的传统资源管理实践。而且无法回避的是，当地社区的保护目标不包含所有的全国和全球保护目标。21世纪保护地所面临的挑战需要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包括从持续关注缓解贫困的社区管理项目，到政府领导的对人烟稀少、未被开发的大型自然栖息地的保护行动。
认识到保护地管理模式的多样化
保护地的规划和设计不仅要包含需要在哪里做什么事情，还必须考虑管制问题——即谁有权利和责任来管理。虽然单独由一个负责管理国有土地和水利的国家机构的传统模式很重要，但它只是管制和管理的一个选择而已。许多其它的方法正在涌现或已经被应用到实践，包括：
·把管理权分散到省、州或当地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包括当地社区共同进行管理；
·由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自发建立的社区保护地，无论被政府法律认可或不认可；
·由私有实体（包括赢利和非赢利的）拥有和管理的保护地。
确定保护地的土地——所有权、进入权和控制权——管制的一个中心议题。许多情况下，保证当地社区和其它机构的保护地土地权属可以为保护工作提供重要的动力。相反，在许多地方，拥有保护地和水源的国有机构并不能真正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保护地，这种“大家都可进入”的状况导致了“对所有人免费的”快速资源开发和栖息地退化。
强化参与式进程
因为保护地的建立影响许多人、团体和机构的生存方式和利益，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当地人的参与是保护地规划、设计和管理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但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能促使利益相关者地有效参与，但所有保护地的管理者应该考虑这样一些核心问题：
确定和区分利益相关者：保护地决策的“利益相关者”应该包括当地社区、政府权威机构、保护拥护者和商业部门等。他们有各自的主张和关注焦点，却很少具有同等的影响力度和同样地得到法律认可，但是如果有一套透明的和富有原则的进程，在一开始就阐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观点的相对重要性。
找出问题，确立目标：经常的情况是局外人在确定某个具体地区的“保护问题”时，没有与当地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如果所有的人都打算在参与过程中使用同样的语言，那么在工作一开始，保护地管理者就要和当地居民及其它利益相关者共同找出问题，并确立工作目标。
提供充分的信息：参与需要信息，因此在与利益相关者协商之前，需要向他们提供充分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规划者要记住，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拥有不同的技术专业水平和当地知识。在一些案例中，许多国家和社区都对“参与乡村地区评估”和社区地图绘制的多种工作进行了投资，这对确定土著和当地社区的工作范围很有好处。
决策制定论坛中的公平代表性：某人或某个组织宣称“代表”某个特定的利益相关群体并不总是意味着这个人或组织就充分代表了这个群体的观点。这会在以后引起麻烦，比如，当保护地权威机构宣称已经与当地或土著社区进行了“商讨”，而该社区实际上并不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被公平地代表了。
促进：负责促进咨询过程的个人或组织必须是客观和公平的。如果召集人或对过程进行促进的人偏袒某人或其它组织，那么整个过程就很有可能被其它利益相关者认为是“事先内定”和非法的，从而推翻这个过程。
时间和旅行限制：参与是昂贵的，特别对当地和土著社区。对于许多乡村居民来说，无法停工去参加会议，除非这个过程被设计得符合他们的特殊需要和心理上的限制。缺乏经费的保护地的当地官员也许面临同样的问题。
反馈和后续工作：有效地参与保护规划不会是一次性的事件，之后规划者就可以把“参与”从议事日程中划掉，就开始他们的工作。参与需要回顾并作为持续的过程加以管理，规划者需要不断地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问题，并认真答复他们。
确保成本与利益的平等共享
良好的管制和有效的参与是平等管理保护地的重要前提，但最终，平等将体现在建立及管理保护地所花费的成本和所得的利益上。平等将根据所处的环境和有效参与的目的而有所不同，将体现在有效和公平的管制结构中，只有通过协商过程，平等和持久的妥协才能实现。平等也还有一个尺度问题。以地方最一般的水平，所关注的事情是确保保护地内或邻近的当地社区不会承受不合理的成本和获得一份公平的利益。但当地利益相关者并不是唯一包括在保护地内的人群。保护地还为远离该地区的国家和全球其它人提供了一系列好处，但这些人并不总是对该地区的保护感兴趣。
在一些案例中，平等不仅要求公平地分享目前和将来的成本与利益，而且要纠正以前的不平等。许多地方为建保护地，把当地和土著居民迁出其祖先的领地，或严格限制当地居民对重要生存资源的使用权。这种不公平的历史永远不会被彻底地抹去，如果不公平地解决这些不公正，这些错误就不会自动消失。
分享保护地效益要求建立就地分配创收活动（如旅游、娱乐，可更新资源的持续利用，以及教育和研究等）所产生的利益的机制。一般说来，除非切实的负担能够明确地分配给具体的和人数有限的团体，否则就应该考虑长期的和社区范围的投资，而不是对个人或家庭的短期现金支付。
4．提高保护地管理能力，应对全球变化的时代
保护地管理者需要提高能力（在一些情况下是掌握新技能），创建和管理综合的保护地体系，以应对所有上面提到的全球变化因素。能力是指发挥功能、解决问题、设定并实现目标的才干。最基本的是，保护地管理者需要开拓制定适应性管理计划的能力——这是一种规划和管理的途径，系统地分析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并利用它们来改变和加强管理的方法。
建立支持保护地管理的政策和法律框架
只有得到政策和法律框架的支持，保护地才能得到有效管理，建立法律框架的权利和责任最终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但是，多数国家还没有把保护地议题提到很高的议事日程上，而且与其它政策日程相比经常处于边缘或次要位置。
由于全球的政治和法律体系极为不同，所以没有“以一概全”的方法，但所有国家都强调或应该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把普通的国家政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结合；
·颁布明确的法律条文，监督保护地的建立和管理，包括关注部门间的“平行”协调，以解决或尽可能减少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的冲突，以及相关权威部门以及政府部门在中央和地方的能力的“垂直”协调问题；
·确保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在基层执行和实施保护地政策与条例。
提高机构能力
从机构水平看，拓展能力的目的是增强整体体系的有效性，让它更适应总体组织工作和功能，同时适应管理部门应对变化的能力。制度功能建设包括明确任务、结构、责任、义务与汇报、程序与沟通的变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
·机构结构：虽然没有一个最好的模式，但经验告诉我们，当保护地管理责任同时归那些负责商品生产及经济发展的部门管的时候，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兼容性是很差的。另外，如果在建立的保护地自治机构没有强大的法律权力或足够的技术与经济能力，同样会被机构间竞争边缘化。同样，如果保护地的管理权分别掌握在多个机构手中，通常会导致管理结构的复杂化和薄弱化，从而阻碍对保护地的有效保护。经验表明，当保护地具有稳固的立法基础，得到致力于保护和管理机构的管理之下，具有充分的资金与决策自治权，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效力。
·管理计划：提高机构能力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为那些有具体目标而被管理的特定地区制定管理规划，规定法律和实施规则，列出活动和项目，为管理该地区并实现预定目标提供战略途径。但很重要的是，许多制定的管理计划没有得到实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规划者要确保让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最重要的是那些真正拥有权力的所有的各种机构，他们或者会破坏或者会帮助计划的实施。
·监测和研究：为了更适应管理，管理者必须对公园里的各种指标进行跟踪和监测，而且最终将所获得的信息用于调整战略和活动。在一些情况下，许多正规的科学监测都是通过基于社区的方法来完成的。
·合作关系：不管保护地管理者的能力有多强，也无法单独完成任务。全球变化正在对保护地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对于保护地来说，这正是需要在跨景观水平上加强和扩大联系的时候。况且多数国家的保护地机构还缺乏足够的资源、能力和政策来帮助他们完成任务。所以，管理者应遵循“两种轨迹”的战略思想，加强正规保护地机构的内部能力，同时寻求社会上广泛的机构来协助或者很多情况下来实施许多任务。合作者可以包括学院和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土著和当地社区以及私人企业。但是，与合作者联合管理需要技巧和能力，但目前不论是保护地管理者，还是潜在合作者都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技巧和能力。
提高个人技术和能力
通过一些方法来改变个人的态度、行动和活动的能力。一般是通过训练向个人传授知识并使其掌握新的技术。还可以用“边学边干”的方法，通过执行任务来改变管理、激励机制、士气，提高责任与义务水平。提高个人技术和能力的关键在于：
保护地管理机构的运作能力
·有可持续的资源可以支持员工的日常活动；
·员工的数量、质量和保留；
·保护地在制定规划和实施方面的自治权力；
·保护地机构影响政策及决策的能力。
保护地提高员工能力和培训的途径
·有和使用员工工作描述和任务书；
·有和使用行动目标、个人评估和标准；
·提供事业发展、升职和提高的机会；
·员工对自身作用和价值的认识。
培训和其它发展机会
·确定培训需求和计划；
·相关岗位二级教育的机会；
·相关在职培训的机会；
·拓展学习领域，提供个人发展机会。
全球变化带来的挑战改变了保护地的工作内容，所以及时调整管理者的技术和能力是必要的。保护区管理者需要掌握的一些新的技术包括：
·管理技能，包括制定战略计划，经费管理和筹资，良好的沟通技巧；
·来自研究和监测方面的信息的应用和综合的适应性技能，以及确定和分析经验教训的能力；
·文化和社会专业知识，如与合作发展相关的参与程序，解决争端和冲突，与众多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等方面；
·项目设计，撰写报告，利用现有和新出现的信息技术的能力；
·政策专业知识，如了解对实现保护地战略与活动有支持作用的法律框架和部门政策。
获得充足的和可持续的经费
政策、机构、合作、个人技能以及上面谈到的所有因素都非常重要，但同时没有充分和持续的经费支持，就无法对保护地实行有效的管理。因此，拓展能力，确保经费支持是保护地能力建设的核心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加强对保护地的经费支持：
·为每个独立的保护场所和整体体系设计一套持续经费支持计划，并指派专人执行；
·用一套方法计算保护地体系所必需的实际支出，包括最低工资、基础建设、设备、运转与维护、宣传和教育；
·建立利用其它经费来源补充核心预算的机制，比如争取捐款机构和个人的资助；“为自然的借贷”交换；设立“保护地信用基金”；保护地使用费用，税收和其它保护地专项收费；以及对当地社区以及保护地管理同时有益的生态旅游和其它可持续发展活动。
加强交流、教育和公众意识
保护地的管理越来越多地需要让人们参与和对他们进行教育，包括当地社区、普通大众、或与那些制定影响保护地基本决策的政策制定者。但是，通常活动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因为管理者面临多种压力，他们需要更多地与合作人和利益相关者进行更广泛和密切的合作，不能再在事后才想起“公众外交”。
保护地管理者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加强交流，实现信息互换也是极其重要的。管理者有许多东西需要向其他人学习经验和专业知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IUCN保护地学习网（PALNet）（www.parksnet.org）就是一个能够提供这种交流与信息互换的有效平台。
5．保护地管理的有效性评估：变化的挑战
我们不能一次又一次犯同样的错误——忽略成功和良好的实践，或者遗忘它们，让它们失去作用。管理者应该在以往的最好观点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并进行创新。因此，评估管理有效性是保护地管理是否具有前瞻性和反应性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评估，任何一次失败和成功都可以成为最好的学习机会，把它和对未来威胁与机遇的预测相结合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取得进步。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应该系统地把评估包含在保护地管理计划的总体程序之中。
过去十年，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对管理有效性进行了广泛地评估，并取得了以下经验和指南：
采用试验过的和已被接受的评估框架
IUCN管理有效性评估框架为保护地评估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坚实而广泛的实践基础。它的假设前提是保护地管理的过程包括以下6个要素：
·评估背景情况（现状与压力），建立地点管理观念；
·地点规划；
·投入资源的分配（人力和资金）；
·管理行动（过程）；
·管理产出；
·成果（保护的影响）。
这6个阶段有一个核心，就是评估、反馈与学习的循环。对这6个要素的每一部分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评估可以让我们相对较全面地了解管理的有效性。
明确的战略计划可以使评估发挥最好作用
·明确工作意图、范围和目标是必须的。评估初始准确了解目标是很重要的，同时要对资金水平和即将得到的帮助有所了解；
·在一些地方，评估范围必须要足够宽，以涵盖影响保护地管理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些评估（比如，为适应性管理目标，对特定干预或项目的评估），确立工作应该如何开展的概念化模式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
·多数的管理有效性评估都要对多种要素进行评定，这些要素都是彼此联系的。我们需要了解这些要素或被评估标准之间的关联，才能解释评估的结果。重要的是必需要要明确任何元素之间联系的假设前提。
方法手段应当适应目标
·向别人学习并利用或采用现有的方法论要适可而止，以保证跨地点和时间的协调性与兼容性；
·如果可能，信息应该“三角化”，对于同一个问题需要利用几个不同的指标，不同的信息来源，不同方法或工具进行评估；
·保持灵活性，允许随时间改进方法。
需要谨慎挑选问题和指标
·不同层次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层次应按逻辑提出，并且从普遍到特殊和可度量之间存在联系；
·至关重要的是指标对于解答较高水平的问题（比如“公园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吗？”）是有相关性和有用的；
·指标要尽可能地具有高效率，尽可能地使用已有数据；
·问题和指标应该经过筛选，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便能解释“原因—影响”；
·了解指标的局限性。很有可能评估的时候，将指标解释成超出其实际作用，而导致过度简化现实。
良好的沟通、团队建设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必要的
·与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对那些等待评估的保护地管理者，合作并取得他们的信任是极其重要的，在整个评估过程中需要确保这一点。评估体系应该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进行以避免猜疑。如果评估被认为有可能“惩罚”利益相关者或减少他们的资源，他们就不会对该评估过程发挥作用。
·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机会阐述他们的观点。
良好的监测程序能够使长期评估计划更具效力
·随时间重复进行评估是获取变化与趋势信息的重要途径。协调的和标准化的报告可以进行跨地点、跨时间的比较，并满足多种报告要求。
·设计良好的评估程序能获得更具说明性的结果，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没有成功。
·如果有丰富而长期的监测做后盾，对管理有效性的评估会取得最好的效果。
·评估应该更可能地运用能获得的所有信息，也应该成为建设未来监测体系的催化剂，以填补目前的数据空缺。
必须有效地沟通并主动使用评估结果
·在进行评估规划时应该提早考虑到沟通和评估结果的听众。汇报结果的方式必须符合目标听众。汇报的及时性是评估结果是否有用的关键。
·评估所提供的建议要非常清楚和详细，以便改善保护实践，要具有现实意义，强调优先行动和解决方法的可行性。
·评估应该清楚地表明哪些计划需要修改，并鼓励巩固那些在现场或组织水平已经开展得很好的工作。
·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对评估所产生的短期效益进行证明。
·建议应当包括短期行动，这些行动清楚、具体，同时能在有限的资源和优先权下实现；同时也要包括长期的和其它的建议，使管理者利用潜在增长的资源与机遇。
·只要可能，评估发现都应该是积极的，确定面临的挑战而不只是一味责备。
·与管理机构的文化和程序相结合的评估能够更成功和有效地长期地改善管理水平。
决定评估结果能否带来改变的两个要素是：（a）管理者和保护地所有者对评估有高度责任感；（b）有足够的机制、能力和资源来处理这些结果和建议。
译自：IUCN,Securing Protected Areas in
the Faceof Global Change, 2004.｜
ISBN 2－8317－08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