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入侵植物管理:科学家在研究管理者之所需吗

RANDALL K. STOCKER

　　管理者是怎么成功的？人们很自然的给出显而易见的答案：金钱。金钱是很重要，但是对一个需要在环境、生态、经济及社会系统中成功管理入侵植物的人来说，它还不是全部答案。本文评定了科学和管理是怎样在几个本该相互关联的领域中发生联系的。例如，分类学的问题、环境噪声控制方法与设备、治理体制、取样和监测方法，以及管理成效的评估。

　　为上述目的，我假设了3个不同级别、分管不同任务的管理者。苏珊（Susan）被她所在组织称为野外监督，她的时间大约一半花在她的办公室，另一半是在野外。她的工作范围包括以下几项：为杂草控制选择工具和技术；计算适当的除草剂用量；收集植被覆盖、分布以及清除百分率的测量；监管员工、签约人以及志愿者。她需要精确地按照老板（查尔斯）分配的经费，估计下一年需要些什么设备、储备物资、人员配置；精确记录野外员工的活动情况。查尔斯可称为保护地主管，负责与一项特定资金有关的所有运作事务。为了得到这个工作，查尔斯不得不使所有面试委员会成员相信，他能够结合病虫害管理实践，实施自然区域管理计划，按优先次序排列各种管理需求，调整来年预算提案，遏制问题的发生，并且和本组及外组人员、民众、来访的基金会成员、当选官员进行有效沟通。

　　在苏珊和查尔斯的组织内，最高职位称为区域协调员，它结合了资源管理培训与高层管理技能。库恩（Kwon）赢得了这一职位，因为她熟悉基础资源管理实践及原则、群体交流和公众教育，联邦和州机构预算以及政策制定，机构和大学研究，大团体的管理。该组织内在她的职位之上的，有副主席、执行总裁和董事会。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年作野外监督逐步提升来的，但是这些职位更多的将会倾向于给受过大学商业管理和政策教育的人。

　　不同的组织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办公室和野外职责分派方案，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职位名称。但是上述三个职位涵盖了从使职员或志愿者到位、对一般的植物做相应的处理等具体的工作，到高层决策的所有的事情，在这里，入侵植物管理和其他许多与之竞争的管理组织之间的平衡将被打破。

　　就我所熟悉的方案来讲，苏珊应该知道当前可用的基于科学的管理方法，并提出指导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她应清楚除草剂的作用模式，生物控制动态变化，以及她所在生境的基本生态过程。苏珊应熟悉有关减少除草剂用量和寻找有效产品（包括适用的生物控制媒介）的信息发布会及其他获取公共信息的办法。至少，苏珊应能利用州与联邦机构、大学的网络信息。如果苏珊能够参加当地和地区的有关最新方法和技术的科研和实践讲座会议，会有明显的优势。以我个人经验建议，可以在几个州试点，提高其他州。野外员工和签约人继续提高应用方法及减少对非目标物种的损害。

　　请不要惊奇，在科学与管理之间结合最高的水平也许就是苏珊的水平。过去的几十年来，兴趣、基金、以及书刊都集中于开发控制外来入侵种的手段。在美国，要想获得基金开展检测相对无选择地清除入侵植物所带来的生态影响是很困难的，譬如，就比从企业或州机构获得有关确定合适的除草剂或控制入侵植物的机械方法的支持更困难。

　　苏珊可能会问的科学管理问题有，培训新雇员或志愿者较为有效的方法有哪些？我怎样才能为签约项目提供最好的质量保证？我们应每年使用一次除草剂，还是第一年使用两次，以后……？人工拔除幼苗能逐渐根除入侵物种吗？

　　查尔斯的中层管理职位职责更宽些，但是科学支持较少。至少有3个领域，查尔斯比他目前的状况需要更多科学信息，它们是概念、产品、术语。

　　概念：查尔斯的职位性能要求他为保护地提供“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他知道这个术语并知道它已经用许多不同方法使用过了，但他法将他获得的这些信息转化成他的保护地实际可用的方案。他让苏珊和她的员工在自然区域使用除草剂，让志愿者沿路边人工拔除幼苗，以减少入侵植物。他在公司调查表格关于“你使用了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了吗”的问题回答了“是的”，但是他感觉有点愧疚。他用同样的方法已经好多年了，包括在IPM问世之前就开始用了，他只是综合了他所收集到的被老板、所在州以及预算允许的方法。他想知道更聪明的IPM方案有什么优点，以及怎样使那些还没有变成操作手册的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

　　查尔斯也听说了“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及“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他怀疑这些管理理念在专家之间也是众说纷纭、混乱不堪，是否真的有价值综合这些理念，或者它们只是一些好听的名词而已。他想看看一个试验方案用客观的野外方法来测试不同管理方法下的经济和生态效益间的相互关系，当然我们也都想知道。

　　产品：查尔斯急需一个能把遥感数据与按优先次序排列、需要的项目管理工具结合起来的软件。他听说过关于遥感数据的展望，认为实际的应用工具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产生。因为商业化软件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为自然资源管理决策量身定做的用于个人计算机的基础系统也明显有市场。

　　术语：最后，查尔斯大概已经着手应对我们目前不能定义的术语。查尔斯认为：我们应该能够向他的Kiwanis俱乐部解释就如“何谓生态损害（ecologicalharm）”等问题。例如，一株非本地物种的植物进入其他本地植物群落是生态损害吗？这种植物是否有潜力随后引起“更多损害”？这是一个完全被个人观点所驱策的领域吗？

　　科学术语的诸多定义及含糊不清可能是向查尔斯提供科学支持的最大障碍。这儿有一段引自一本新杂草科学教科书的引文，“术语‘杂草’、‘入侵种’、‘殖民种’、‘外来种’、‘非本地种’及其他术语经常用法重叠和不一致”，“杂草分类应基于它们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一种杂草的影响是难以度量的，因为它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偏好”，“生态学中的定义和分类往往是任意的，有时纯粹是为了实用。它们不必反映任何固有的自然格局”。考虑到缺乏清楚的概念，因此查尔斯置疑该领域的核心科学基础，并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并不令人感到惊奇。

　　看看重要的杂草文献，查尔斯几乎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科学家们。1999年2月，由克林顿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第13112条，该命令不仅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努力和美好愿望，更是在全国范围内为各联邦机构对入侵有害生物采取更积极的协作行动起了“推动作用”。但是在该行政命令中，采用的也是以下对入侵物种的定义，“……一个外来物种，其引入会或可能会引起经济或环境损害，或对人类健康的损害”，这一定义，没有提及“扩散”，看起来并不像查尔斯遇到的其他对入侵物种的定义。如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入侵物种专家组的定义，“入侵物种是生物体（通常通过人类转移），在已经存在未受干扰的本地生态系统中成功地建立自己的种群，然后，取得优势”。

　　另一个缺乏科学支持的主要领域是在生态系统的经济评价，包括入侵植物的影响。许多人一直讨论自然生态和入侵植物管理的一面，对经济的一面关注不够。由于先前描述的某些原因，这种公开辩论将逐渐变成几乎完全是经济辩论。我们从未，也许永远不会，定义生态术语，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在保护谁的环境和生态过程以及为什么保护，我们一直在一个完全由市场驱动的世界里讨论非市场的环境和生态价值，有必要估计入侵有害生物的环境和生态成本，但是这种情况也在渐渐改变。例如，2003年10月8日，农业部长AnnVeneman宣布拨款150万美元给一项目，在八个州调查因控制外来有害生物和疾病产生的经济影响。

　　查尔斯会加上最后一个问题：他应怎样报告入侵物种的分布以及他的公园所付出的控制努力？物种A以零散的丛生方式出现在查尔斯的公园，也出现在另一个由不同机构管辖的邻近保护地区。在查尔斯的公园，这些草丛每公顷地数以百计，也许是数以千计。而在邻近区内，这些草丛更加分散，平均每公顷大约有一个草丛。州立法机构提供入侵植物管理特别行动,并要求每个使用者汇报“物种A被控制的公顷数”，这令查尔斯有些不愉快。他花了10倍于他邻居的时间与金钱来控制物种A，但是汇报的却是几乎一样的“被控制的公顷数”。他提议汇报“累积公顷数”，即把单个丛集聚到一起所占的最小面积，但是他的邻居机构又不愿意汇报明显下跌的“被控制的公顷数”。他又考虑汇报“处理的总茎数”，但问题是这对多茎灌木和草类是否恰当。他现在想知道是否逐渐会有每个物种各自的汇报系统。他能肯定的是，一定会有一个基于科学的，可能是遥感，支付得起的方式来汇报入侵物种分布，为当选官员和管理者提供有意义的信息，他希望现在就有。

　　提到“基于科学的”，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等待美国国会表决的有关入侵植物管理的议案单，大部分都使用了“基于科学”、“合理的科学”等术语。一个议案应为入侵杂草控制提供基金，例如，对申请者的重要性优先排列，部分基于“哪个项目所用原则对植被管理和科学的结合程度”（有害杂草入侵的控制法案，2003）。我们承诺了比我们能交付的更多吗，亦或我们每个人都能站起来平静的描述用于入侵植物管理的最有用的科学知识吗？

　　库恩的职责是，当将经费分配到不同的活动时，认识到其组织必须作出的艰难选择，她需要综合对入侵植物问题的个人经验、政治决策知识及联邦和州的预算信息。她能够领导更广泛的全国力量来增加入侵植物的管理基金。她需要把生态和经济效应与联邦和州的管理规章相结合，更充分的协调联邦与州之间的合作，拥有抵制新物种入侵的快速反应机制，培训新的分类学者、管理者和科学家，实行更有效的公众教育的科学支持。我们近乎通用性的对提高和改善公众教育的支持，表明我们相信植物入侵问题在将来会显著减少。但是，在我们简单地要求库恩为公众教育争取联邦更多的经济援助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哪些公众教育技术会起作用，什么方式会更好的传递杂草信息，促使公众采取适当的行动对抗入侵杂草。

　　护林熊（一种森林防火标志，是一头穿着护林员制服的漫画熊）证明了公众教育可以持久进行，如果你从事与火有关的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持续太久然而总还是持续，护林熊证明这是可以行的，至少可实行一次。守林枭看起来并不能引起护林熊同样的反响，你是知道守林枭的，对吗？“嗷一声……别污染”，不是所有公众教育方案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们需要谨慎地实行公众教育计划，采用经证实的方法对投资可获得的收益进行客观评估。现在，到网上随便一搜索都会显示大量的当前可用的与入侵生物有关的公众教育片断。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改变公众的行为，从而改变当选官员的投票行为，需要大家一致奋勇拼搏。在Leschine等研究连接海岸河口科学与管理存在的问题中，他们发现缺乏把科学转变成实际野外操作方法的经费。在科学家和管理者之间存在一个“文化分歧”，而可以减少这种分歧的可行措施却极少被采纳。虽然，报道称“机构档案和数据库”不失为一种受欢迎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传播的信息并非利益相关者搜索的实际信息源。在重大管理项目变动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将科学应用到实际管理工作中，证实其他科学管理改善方面的研究大多只是小插曲。在执行一些重要的管理方案时普遍存在许多机构上的障碍，像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如果在入侵植物的政策管理和资助上将有一个改变的话，那我们还必须检查机构的结构是否能最好地服务于变化的需要。

　　管理者应该是（而且许多都是）将科学带给公众的有力的声音。由于决策者面临许多强制性与竞争性的问题，过去的环境主张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只有在“科学上取得强烈一致、非常明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法、并与文化观念趋同”时，科学才对规章政策产生重要作用，因此必须找到提高公众意识与理解力的新方法。我们知道联系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有更好的方法来确定公众的偏好，但是，在众科学与管理领域中，提供新知识的人与用这些新知识实际管理的人之间的连接并不充分。这次会议表明了我们在联系科学与管理方面所作的努力，在出席人数上科学家对管理者的压倒性优势表明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译自：RANDALLK. STOCKER.2004.
The Management of Invasive Plantsinthe United States:
Are Scientists Providing What Managers Need?
Weed Technology 18:1528-1532

新西兰生物安全策略

　　历界政府已经认识到生物安全对新西兰的重要性，根据出现的新问题，新西兰的生物安全计划得到不断完善。这个计划很复杂而且资源集中，包括中央政府机构、地方议会、工业组织和部门组织。新西兰政府已同意开发新西兰生物安全计划，并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为其开发和推广提供96万新元。生物安全部长Hon Jim Sutton要求生物安全委员会在2002年12月之前合作开发出新西兰生物安全策略，2003年4月开始实施。

　　该生物安全策略包括的内容有：反映全新西兰对生物安全的看法；考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考虑环境、主要生产、公共卫生、贸易和旅游部门的利益；适用于整个新西兰，包括海上岛屿和领海水域；适用于新西兰陆上、内陆和海上环境；适用于保护土著的和引进的珍贵动植物；遵循国际规定。

　　2001年9月发表了问题报告，为出资者和团体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咨询提供了基础。各部门组织、利益团体、地方议会和政府机构在这些生物总结中聚集了大约400个问题，出资者对其予以了确定。有些问题具有战略性，重点关注支持新西兰生物安全工作的目标、原则和政策。其他的则注重生物安全系统和生物安全机构的可行性方式。计划开发的下个阶段无疑将确定更多问题。

　　主要咨询了五类群体：普通民众（通过地方民众大会）；地方生物安全出资方（通过集中的地方研讨会）；土著毛利人（通过国会）：国家生物安全出资方（通过集中的国家论坛）；生物安全各方面专家（通过特殊的“问题团体”）。

　　文件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如：如何提高毛利人在生物安全决策中的参与度？新西兰应在何种程度上寻求增强与其他国家进行生物安全合作的机会？新西兰如何确保其生物安全利益适合国际贸易和环境？如何提高目前的多机构生物安全方法？在决定由谁对生物安全计划成本负责时，应由何种方针指导？在更多包含毛利人标准时，如何制定生物安全结构及立法和过程？应该给全国的生物安全检查人员提供何种特殊培训？应采取何种行动确保及时发布生物安全监督计划，确定新生物入侵和固有生物的内在运动方向的信息？什么是成功的生物安全教育和觉悟计划的关键因素？

　　新西兰的第一个生物安全策略于2003年8月正式公布，建成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生物安全体系。农林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MAF）是唯一一个负责确保整个生物安全活动的部门，在处理生物入侵问题上必须有效地与相关的其他部门合作。

　　《新西兰生物安全策略》全文可以从 http://www.biosecurity.govt.nz/bio-strategy/biostrategy.pdf 下载。新西兰政府对生物安全委员会制定的生物安全战略做出了反应，发布了《对新西兰生物安全委员会生物安全战略政府对策》文件，该文件总结道生物安全战略认为：新西兰具有发展完善的生物安全系统，从边境检查到有害动植物管理的很多活动都表现优良。然而，它也明确指出了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但不限于）需要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责任、不同层次政府部门之间及内部更好地协调，以及优先性和决策方面的改进。政府建议的成功实施需要大量的人力、时间和各种资源。农林部需要在与海洋环境、人类健康和当地动植物群落相关的生物安全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并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发展措施来确保其新的生物安全法令的实施。希望拟议中的部长顾问委员会和部长论坛能够有助于评估其进程，农林部的实施工作将被密切监控，并由分管生物安全的大臣HonJimSutton负责。农林部副部长正在领导制定一个项目，将监督建立新的组织结构、能力和系统，以支持整体生物安全重点。新西兰政府已经要求农林部就其提议的改变计划的进程和时间安排于2003年9月30日向部长执行论坛和2003年10月31日前向部长顾问委员会汇报。负责生物安全的大臣已经开始准备有关生物安全战略实施进程的报告，并将于2004年12月31日向内阁汇报。生物安全战略的全面实施可能花费5年的时间，但对优先性高的建议将马上采取行动。以下是《对新西兰生物安全委员会生物安全战略政府对策》的概述（2003年8月）。

（一）简介

　　本文件与改善新西兰生物安全系统的生物安全委员会战略“Tiakina Aotearoa——保护新西兰”一起发布。

　　在制定战略时，生物安全委员会为未来的新西兰生物安全计划寻求共同的远景目标、中长期目标和短期量化指标。日前，新西兰政府已经签署了该战略，并认可其在未来5年内，为新西兰提供改善生物安全系统的基础。

　　本文件概括了生物安全战略的主要发现和期望，阐述了政府的共识和实施计划。并在制定战略的同时，吸取各级政府的反馈，以确保战略的及时实施。

　　同时发布的指南主要吸收了与生物安全战略一起向内阁呈报的一些文件的内容，并概括了以下达成共识的建议：

　　战略要点
　　管理与组织机构安排
　　系统和能力的提高
　　资金来源与成本补偿
　　这些内阁文件的全版副本可从网页 www.maf.govt.nz/biosecurity-strategy上下载。

（二）战略要点与关联问题

　　背景 内阁文件基本观点概括了定稿后生物安全战略的主要发现和预期结果，并概述了各级政府的反馈意见。

　　该战略认为新西兰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生物安全挑战。在最近几年，生物安全风险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生物安全挑战已经显现。在提到这些改变的同时，该战略还注意到新西兰生物安全计划范畴的扩展，特别是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生物安全在保护海洋环境、当地动植物群落和人类健康方面的重要性。

　　建议行动 该战略确认了早期评估的发现，即新西兰生物安全系统的发展和执行都比较好。同时，该战略也明确指出新西兰生物安全系统在很多领域需要稳定、持续的改进，并提出了10项首要改进措施和57项“期望”。

　　这10项首要措施涉及生物安全系统特定方面的多种改进，包括：
　　明确新西兰农林部代表所有新西兰国民对国家生物安全系统的整体管理责任；
　　在农林部设立必要的系统、组织结构和能力以满足其责任需要，并以强有力的战略能力为先导；
　　建立政府管理机制（包括重新组织的生物安全委员会和部长论坛）以确保战略的实施和监控；
　　通过社会营销计划，鼓励所有新西兰国民支持并参与生物安全进程；
　　在国家和地方层次上，确定将毛利人全面纳入生物安全问题和决议的方法；
　　确认、排列和评估现有的及正在显现的风险，从入境到有害动植物管理，从水生环境到陆地环境；
　　建立全国有害动植物管理领导和协调机制；
　　认识科学对生物安全的贡献（战略上和战术上），并提供适度的资金支持；
　　确保决策过程在设定优先顺序时考虑其经济、生物多样性、taonga（毛利人语中是财富的意思）、人类健康和生活方式的风险；
　　未来5年内，增加优先发展领域的资金支持，并建立全系统范围内的组织能力。
　　该战略的实施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

（三）管理和组织结构安排

　　背景 生物安全有多方面的贡献，包括健康、环境、经济及社会和文化贡献。新西兰的生物安全责任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产业机构共同分担。

　　中央政府的生物安全机构有4个：农林部、保护局（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DOC）、渔业部（Ministry of Fisheries,MFish）和卫生部（Ministry o fHealth, MoH）。

　　这些机构共同向负责生物安全的内阁大臣递交国家生物安全计划，农林部的生物安全管理局负责协调他们的行动。地方委员会和产业机构则不同程度地参与各地方和部门的有害动植物管理计划的制订。

　　生物安全委员会 现阶段，生物安全战略政策的制订由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直接向负责生物安全的大臣提交建议，该委员会有一个独立的主席，成员由农林部、保护局、渔业部、卫生部、科技研究部（Ministry of Research Science ＆ Technology, MORST）、毛利人发展部（Te Puni Kokiri, TPK）、环境部（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和环境风险管理局（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Authority, ERMA）等部门的一把手组成，其他成员还包括农林部生物安全局局长以及来自各主要生产部门、环境组织和地区委员会的代表。

　　改进政府管理安排一个涉及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综合程序已经运行超过2年，以期发现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增加生物安全对新西兰的贡献。

　　尽管新西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生物安全计划之一，但这次评估却发现了政府管理安排中的明显不足之处，包括整体领导能力的不足、责任的分散、采取的措施不一致和部门之间缺乏协调能力等。

　　因此，政府同意在生物安全政策相关的管理领域上进行一系列的改进，包括：

　　1．授予农林部部长更广泛的、从头到尾（从入境到有害动植物管理）的权利来管理整个生物安全系统，并提交政府管理成果。

　　生物安全由三类广泛的活动组成：战略、规制和提供服务。这些功能的综合性非常强，需要之间紧密的联结。政府已经同意将综合的生物安全管理权利授予一个单一的组织来负责，以便于明确责任、确保相关方向的制定，并整合各种系统和过程。将生物安全管理功能放在农林部的主要原因是其已经拥有新西兰生物安全方面大部分管理专长和基础设施。

　　2．召集部长委员会会议和部长论坛以制定和指导战略方向，并监控实施。

　　农林部生物安全权利的扩大将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来支撑，这些机制意在确保新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好地实现生物安全系统真正的一体化。关键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新的生物安全部长顾问委员会、一个部长论坛和在农林部内的一个新的生物安全战略功能部门。

　　3、建立其他机制来支持系统的整体性和全面负责的生物安全途径（例如中央/地方政府论坛和作为部长顾问团的生物安全委员会）。

　　尽管在所需资金已经满足的前提下，新的管理机制和战略功能可以很快建立，但这些所需的管理结构、能力和系统的建设仍需要花费时间。

　　4、由农林部部长直接负责生物安全的管理。

　　从中期来看，农林部需要采取重大的发展计划来实施其新的生物安全管理权利。农林部副部长正在领导制定一个发展计划，规划新的管理结构、能力和系统规划来支撑系统整体重点。农林部的责任不会发生正式转移，直到其发展出必要的新能力。关于最终资金安排的一项评估已经完成。

　　在很多情况下，非农林部机构具有一定的生物安全管理功能，因此，农林部部长可以将一些责任委托给其他部门的负责人。这些功能的委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以便更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

（四）系统和能力的改进

　　背景 生物安全战略确定了大量的改进措施以增强其系统、过程和能力，并通过改善风险管理来提高新西兰的生物安全管理。这包括：

风险管理

强化对海运集装箱进口的生物安全风险管理；
提高生物安全活动的公共意识；
将进口健康标准评估的结果付诸实施；
将监督评估的结果付诸实施；
建立有害动植物管理功能的国家级领导地位；
提高海洋生物安全能力。

系统和过程

改进绩效评估系统；
改善管理实践；
完善信息和数据库管理系统；
提高合约制定能力；
制定毛利人反应战略；
提高利用科学（研究）的能力以帮助制定决策；
更广泛地利用模型技术来决定哪种引入途径和有害生物产生的风险最大。
　　预计新的部长论坛将评估和优先排序这些对策，并在随后的数月内提交供内阁参考的建议书。一些优先性高的动议预计将于2003/4年度实施，其他的动议将包括在2004/5年度预算范围内。

资源来源：www.maf.govt.nz

巴西 Doce 河国家公园中的外来鱼类与热带湖泊中本土鱼类的灭绝——外来物种管理建议

　　巴西的大西洋森林生物群系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因为该地区物种特有性和受威胁程度。Doce河流域大约有140个湖泊，1/3（约26种）该流域的鱼类生活在这些湖泊中。这些湖泊中，56个位于Doce河的左边界，32个位于Doce河国家公园里。该公园是一个占地36000公顷的大西洋森林自然保护区。这些特点和地质形成结合在一起，该体系位于大西洋森林生物群系，拥有像狗鱼（Oligosarcus solitarius）这样的本地特有物种，这在巴西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对于在巴西东南部的鱼类保护其“特殊的”生物学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来自南美其它流域以及非洲和亚洲流域的鱼类已经成功地入侵到这些湖泊中。上世纪70年代早期首次引入的鱼类是皇冠三间（Cichla ocellaris, Peacock bass）和红色食人鱼（Pygocentrus nattereri, Red piranha）。90年代末，和地图鱼（Astronotus ocellatus, Oscar）同时被引入的还有非洲胡子鲶鱼（Clarias gariepinus,African catfish），大盖巨脂鲤（Colossoma macropomu, Tambaqui），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 Tilapia），它们是在水产养殖时偶然逃逸的。晚些时候引进的（Hoplosternum litoralle, Singing catfish）被用做钓鱼的诱饵。

　　占据Doce河公园外的湖泊的外来鱼类，通过两种方式向公园和临近地区不断地扩散：i)联结，在极度多雨的季节里，利用湖泊和溪流中建立的临时性入侵通道；ii)当地居民为娱乐或食用而捕捉外来鱼类。结果导致这些湖泊中的鱼类大批灭绝，物种丰富度和鱼类群落的多样性下降。极端的情况是一湖中的鱼类只剩下3种，包括1个本土物种和2个外来物种（皇冠三间和红色食人鱼）。本土物种的灭绝很可能是因为外来物种惊人的食物量和竞争力所致。这些外来鱼类多数都表现出强烈的亲子抚育（parental care）特性，并且ictiophagous diet。只有一种数量不多的本土狼鱼（Hoplias malabaricus, Wolf fish）没有受到威胁，至少没有下降很多，它同样也表现出亲子抚育特性和ictiophagous diet。

　　最近研究发现，外来鱼类的分布范围可以用以湖泊和溪流之间的距离建立的模型来解释。该模型证实了联结确实被作为重要的扩散通道。这些距离和通道的渗透性成逆相关性，因此与外来物种在湖泊之间的扩散能力成负相关。有些湖泊虽然不符合以上规则，但具有同样的外来入侵种，是因为当地居民喜欢这些外来物种。

　　Doce 河湖泊的物理状况（Ph值、透明度、氧气、连通性）与外来物种栖息的原有栖息地状况差别很大（比如亚马逊流域），但这并不影响外来物种的入侵潜能和丰富度——这表示这些外来物种在新的流域中具有极高入侵效率。

　　收集的外来物种影响的信息显示，它们对本土群落的影响、在湖泊中的扩散形式及分布都是互不相同的，而且和它们的原产流域中也不相同，有可能是因为利用传统管理技术，比如未被纳入渔业、没有获得满意的效果。由于花费高、处理方法低效、对其它生态系统因素的意外影响比如对本土物种的影响（这些影响对水生生态系统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导致清除外来鱼类的措施经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依据这些信息，生态与生物体入侵和生态数量研究（Universidade Federal De Vicosa）组织正在努力制定一个管理计划，目的是减少潜在的由当地居民造成的扩散。在准备这项计划的同时，仍将改进模型来预测哪些地区最有可能出现鱼类入侵（从生物和非生物角度考虑），目的是减少将来进一步的影响。

Anderson Oliveira Latini;Email:aolatini@bol.com.br
资料来源：Aliens.2004，No.19＆20:23

湄公河下游流域渔业和本地鱼类的水产养殖

　　湄公河下游流域（包括柬埔寨部分地区、老挝、泰国和越南）拥有特殊多样化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其中至少拥有1200个鱼种。这占世界鱼类数据库Fishbase（www.fishbase.org）中记载的所有鱼类的4％以上，分属91个科，超过了世界上其它任何河流。湄公河下游流域渔业产量很高，年产量达2500万t，约占世界捕鱼量的2％。该地区的捕鱼量估计达4000万t，占湄公河下游流域种群的2/3。湄公河下游流域也是世界鱼消费量最高的地区之一，达到56kg/每人/每年。渔业的生成力受到洪水的影响，每年洪水都会淹没大约100000km2，或约16％的湄公河下游流域的土地。有迹象表明捕鱼业正在衰退。大型鱼类的捕获量正在减少，各种类的平均尺寸也在变得越来越小。减少的原因很复杂，但与修建水坝、将湿地转变为农田以及日益增加的渔业压力有一定关系。

　　湄公河下游流域的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小规模、低产量占据了大部分比例。水产养殖业被广泛认为是对捕鱼量减少的一种补充，同时也是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的方法。但是，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因为许多水产养殖业源于渔业。鱼种经常是从野外捕获的，重要的鱼饲料则是那些低价值或“无价值的鱼类”。另外，维持本土亲鱼数量和繁殖都依赖于健康的野外亲鱼种群。

　　20世界下半叶，水产养殖业在湄公河下游流域和其它热带地区的发展和扩张主要是利用少数已经在野外建立起来的物种，如中国和印度鲤鱼、罗非鱼和普通鲤鱼。这些是已经家养化了物种，它们的养殖体系也已经得到充分研究。大约17％的世界水产养殖业产量是外来物种（Bartley和Casal，1998）。这个比例听起来有点高，但和普遍食品的产量相比，还是属于中等。据Pimentel et al.(1999)估计，外来物种在美国食品体系中占了98％以上。另一方面，在众多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因素中，外来物种被认为是仅次于栖息地丧失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一些可以证明外来鱼类给湄公河下游流域带来严重危害的案例。越南湄公河三角洲中的莫桑比克非鲫（Oreochromis mossambicus）给养虾业带来威胁。另外，引入非洲鲶鱼（Clarias gariepinus）和本土的蟾胡子鲶（Clarias macrocephalus）杂交，降低了对本土物种的丰富度。外来入侵种给水生生态系统带来的最显著影响是由南美洲的大瓶螺（Pomacea canaliculata）引发的，该物种是20世纪80年代为水产养殖业被引入的，如今已经扩散到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其惊人的食量尤其对城市附近的湿地构成了影响。

　　显然外来鱼类物种增加了水产养殖业的产量，对湄公河下游流域的经济和社会都有积极影响。从全球角度看，多数栽培的植物和养殖的动物在被利用地区都是外来物种，要把水产养殖业排除在外可能不切实际。但本土物种不太可能引发环境问题，而且从中等时期和长期来看，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在湄公河下游流域，农场主和消费者通常更青睐本土鱼类，如果养殖品系和养殖技术更完善的话，本土物种的产量比例也有增加的可能。

　　提到湄公河下游流域水产养殖业缺乏驯化本土鱼类的话题，湄公河河流委员会（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 http://www.mrcmekong.org）的正在实施一个名为湄公河本土鱼类水产养殖的渔业项目，该项目由Danish国际发展协助组织资助，目的是发展和改良本土物种以替代外来物种。为达到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实现该目的，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这4个湄公河河流委员会成员国）的渔业机构都参与实施这个项目的活动。活动包括研究养殖技术和培训。湄公河本土鱼类水产养殖项目的一个重要作用也是建立河岸水产养殖业和渔业科学家之间建立沟通渠道。

表1：湄公河本土鱼类水产养殖项目优先利用物种的野外和养殖状况
0=没有进展；0～1=少许进展；>1～2=一般或中等；>2～3=好于平均水平，好

物种/地点（野外/养殖）	亲鱼	繁育	鱼苗	长大	总体状况
攀鲈 Anabas testudineus	3.0/2.5	3.0/1.5	2.5/1.0	1.5/1.5	2.5/1.6
Barbonymus gonionotus	2.8/2.5	3.0/2.5	2.8/2.5	2.8/2.7	2.8/2.5
Cirrhinus microlepis	1.5/0.0	1.5/0.0	1.8/0.0	1.8/1.7	1.6/0.4
鲮 Cirrhinus molitorella	3.0/1.0	3.0/1.0	3.0/1.0	3.0/3.0	3.0/1.5
Hemibagrus wyckioides	3.0/2.0	3.0/1.0	2.0/1.0	1.0/1.0	2.3/1.3
苏丹鱼 Leptobarbus hoenenii	2.0/0.5	2.5/0.5	2.5/1.0	2.0/2.5	2.3/1.1
Osphronemus exodon	2.5/1.5	2.5/1.0	2.5/1.0	2.0/2.0	2.4/1.4
Pangasius bocourti	2.5/1.5	2.5/1.0	2.5/2.0	2.5/3.0	2.6/2.0
水晶巴丁鱼 Pangasianodon hypothalmus	2.5/1.5	3.0/1.5	2.5/1.5	2.5/2.0	2.6/2.0

Niklas S. Mattson
资料来源：Mattson N. Aliens.2004.No.19＆20:9－10.

保护第生物入侵状况

　　保护地（PAs）是全球范围内最后剩下的退化程度较小的景观和生态系统。它们是被各种土地利用包围之中的岛屿，代表了比较健康的生态系统。建立保护地的动机可能不同，但多数人都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所有保护地的关键所在。

　　有些地区成立保护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因谋取高额利润而被捕杀的物种或极其美丽的景色。因此，管理者早期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防止偷猎和资源破坏，它被认为是不受限制的。在保护的初期阶段，管理不是基于对科学的理解，而是根据良好的生物学观测，根据所掌握的状况的常识性评估。

　　外来入侵种（IAS）经常被栽培，并因各种原因被有意地散播到保护地内。只有当产生有害影响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是生物入侵问题。许多研究表明外来物种是仅次于栖息地片段的对生物多样性的第二大威胁。鉴于像国家公园这样的保护地通常会得到法律的保护而避免栖息地片段化，因此入侵可能就成为了许多保护地面临的最大威胁。

　　Macdonald、Loope、Usher 和 Hamann的《生物入侵：全球展望》（Bioligical Invasions: a Global Perspective）一书是最近一篇综合性描述外来入侵种对保护地影响的重要著作。文中涉及保护地野生生物保护和由引入的物种造成的自然保护区生物入侵等问题，并指出，入侵的可能性会随着物种引入频率的增加而增加（Macdonald et al.1989）。南非的克鲁克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就是一个例子，其中的外来植物种类已经从1937年的6种增加到370种以上。

　　有趣的是，Macdonald 等人在1989年描述中称，参观保护地人数的增加导致了更多的植物物种被带入区内。繁殖体很可能是被参观者夹带，或依附在车辆上而进入保护地的。由于支持保护地的资金来源不断减少，同时许多国家都在降低政府补贴，所以保护地不得不依靠通过旅游来获取经费。如果旅游增加会导致生态入侵的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短期的收入增加将导致长期的对资源需求的增长。这是因为控制入侵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大的区域将面临这些棘手的问题，可能最后导致旅游潜力下降。

　　Macdonald 等（1989）还表示，栖息地的人为改变也会导致外来植物的增加，比如修建公路、露营地和其它设施。最近在智利的研究发现，公路是入侵物种进入保护地的通道。另外，公路边缘也成为繁殖体的聚集地，不断地给保护地提供种源，导致入侵进一步进入保护地内。在南非的克鲁克国家公园，一些最危险和耗资最多的植物入侵完全是因为公园员工进口和种植导致的。仔细考虑入侵保护地的所有途径，那么公路和装饰肯定是这些途径中的少数几种可以通过实施良好的规划和前瞻性的管理措施而得到有效的控制。

　　建立早期的预警系统可以使生物入侵管理措施更加有效。但是许多管理者无法鉴定许多外来入侵种，依赖于少数专家负责很大的区域。这是不现实的，护林员、巡护员、导游和其它人员（和经过训练的志愿者）每天都在保护地野外进行日常工作，他们应该负责监测和报告入侵情况。

　　控制措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这表明保护地的管理者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后续工作和维护工作经常被缩短或忽视，导致体系又回复到先前被入侵时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缺乏长期计划和预算，以及将保护地经费转用于其它获取收入的投资。

　　至于其他的保护地管理方面，设立篱笆和其它人工障碍是没有什么生态学意义的。保护地，即使是上百万公顷的土地，也都是孤岛，需要采取一种远见卓识的和考虑更广泛的物质与社会环境背景的措施。

Llewellyn Foxcroft;
Email: Llewellyn F@sanparks.org
资料来源：Aliens. No. 1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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