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英国科学团体因为过去为推动科学发展工作不力而猛烈抨击政府。虽说不是所有的批评都是合理的，但是确有改进的必要。
对于皇家学会——英国最高的科学机构来说，对一个政府部门提出如此多的批评是相当不寻常的，这些批评正如上个星期发表的英国援助计划中支持科学——或者更确切点是缺少这样的支持的声明一样，简直是一无是处。这些言论，很显然是针对下议院的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的，该委员会现正在就这一主题展开调查。科学机构毫不含糊地谴责该部门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援助和所运用的方法是很“短视且不协调的”。他们补充说到，由于缺少一位首席科学家，该部门将科学知识运用到发展援助政策的能力将“十分局限”（见英国援助政策“应该更好地利用科学”）。
DFID官员在回应皇家学会的言论时非常坚定，在第一次议会质询会议上，他们对委员会的证言也同样强有力（同一天该协会的证言被公布）。他们辩护的主线在表面上是非常贴切的，也就是说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缓解贫困，而且该部门所扶持的工作——包括科学研究——必须都明确地以此为导向。
确实，在很多方面，该部门没有什么可感到惭愧的。它能够、也确实列出了它所扶持的大量研究工程，这些工程也恰恰是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该部门每年的研究预算超过2.5亿美元。资金运作通常是非常有效的，用在为抗击HIV艾滋病毒而开发杀菌剂、为东非抵
抗毁灭牧群的牲畜疾病的接种疫苗的各种课题上。
此外，在皇家学会的证词中，多少有点自辩的味道。当争论到在医学和农业研究领域，可行的改革需要坚实的基础研究时，学会列举了一个强有力的案例。但是它也可能被反驳说，履行这种研究的责任应该主要由研究委员会来担当，而海外援助机构的职责主要应把研究结果应用到实际中去。然而，大家深信，英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通常具有最佳地位来执行——至少是组织这样的研究，并为那些将来要开展研究的人提供培训基地，这样的信念仍然带有腐朽的殖民者的优越感。
正当的批评
尽管如此，科学家们有一种观点，不是因为缺少这样的研究而使得它从DFID的活动日志上消失，而是因为缺乏将研究基础与把研究运用于实践的社会体系结合起来的战略意识。这些仅通过招募社会科学家来设计知识传播机制是做不到的，而是要求研究者们（和工程师们）在整个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有效参与（比如，DFID现有的顾问在不同领域间是如何分布的问题就很受关注）。
就英国本身来说，确实需要更好的战略联合。皇家学会的证据里指出，好多领域都缺乏这样的环节。比如，在处理如火山爆发这样的自然灾害的DFID的技术顾问与调查研究这类灾害的根本地质原因的研究委员会的科学家之间的联合。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出现。这里所说的失误在于只一味强调需要当地的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应当确保最需要的领域的应用研究。
在大部分情况下——如同对DFID的行为所提出的批评一样，对皇家学会也有很多批评——有一个传统的变革观念，这是因为这个一维的过程始于实验室，通过技术发展计划继续，最终以运用到社会问题而结束。在过去这也许是一个精确的描述。但是，在当地社会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在世界上已很少见，而灵活性正日益决定研究计划的内容，最终，全新的程序已成为对研究者、用户和决策人之间的更加互动的世界里，这样的描述就日益变得不贴切了。
需要系统方法
这是一个过去20年中在工业发达国家逐渐广为接受的（并且采用的）新方法，通常在推广“创新体系”的观念中表述，但是在发展援助国家中还远不能被接受。然而，它意味着在那些与穷人需求相关联的研究领域周围筑起一道围墙越来越难，因此，要设计一个主张仅以那些需求为基础的研究战略也同样困难。在小规模生产的农民社会里，可以通过基于卫星图片的土壤温度分析的指导来判断播种的最佳时间，或者在廉价有效的诊断技术靠基因组学方面的最近突破的社会里，这样的差别也就变得愈加没有意义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设计研究计划的时候就可以忽视贫困人口的需求，也不是说这些计划应该主要由科学界知识分子的利益和由这些计划创造的技术机会来决定。对于可以减少投资并最需要的领域先进行研究的战略（特别是商业回报非常小的领域）。同样，不管其中的一些研究计划是多么地雄心勃勃（或者说不切实际），需要提醒的是，在设计研究计划的时候，需要牢记联合国的新千年发展目标，因为我们研究的最终职责是满足人类需求，而这必须反映在科学家所做的方方面面。
但是，研究计划的真正意义在于——皇家学会在它的批评中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在制定利用科学来到达发展目标的战略时，DFID需要运用一个更为整体的方法。这意味着基础研究者的工作必须作为整个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也必须承认这些研究本身将不能履行诺言，除非将研究计划根植于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换句话，也就是纳入具有许多经验和多层次的整个“创新系统”中，否则仅靠研究是不能有效的交付成果。
前面的路
值得称道的是，DFID已经开始做出方向性的重大转变。上个星期，当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对议会的质询进行答辩的时候，已将皇家学会曾经抱怨的现有战略中的缺点，以及相关研究活动的主要调整纳入计划之中。比如，大家普遍希望将更多的重点放在加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需求上，以及对建立使研究者、用户与决策者之间更好沟通的有效机制方面给予必要关注。
并非所有的改变都可能为科学界所欢迎。如果偏重于能力建设与沟通之类，那么直接支持研究的就会减少。如果财政拨款能得到实质性的增加将会更好。但是，如果得不到更多的拨款的话，对于由DFID资助的英国大学里的研究来说就不是个好消息。
DFID在捍卫其远见方面，希望坚定立场。同样，也希望新的策略一旦被公诸于世，应考虑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更广泛的革新体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革新体系的最根本作用即使不能马上被反映出来，也要反映这个部门政治上的需求，即明显地减轻贫困。希望皇家学会成员所喜闻乐见，他们也将有希望在这个新的任务中看到它有着更为广泛战略关系的答案。
SciDev.Net2004年1月19日
生态复杂性的挑战-- Craig Loehle
摘要“复杂性”在生态学中蕴涵着巨大的挑战。为了研究复杂性的理论或模型，就有必要对复杂性的概念有很好的了解。在生态学中，复杂性至少包括了6个方面，即：空间、时间、结构、过程、行为和几何。本文讨论了构成复杂性的这6个要素；也涉及到相关议题和研究方法的；在很多领域用来描述复杂性的用语有所欠缺；缩放比例是一种用以简化复杂关系的成功技术；当组成物体的各个部分作为一个集合体行动时，或者守恒定律限制总体行为的时候，使用模型缩减（modelreduction）就显示出它是一种有力的技术手段。也有人指出，如果要研究复杂的生态系统特性，则要更谨慎地使用实验性框架。对生活史理论和超种群模型两个领域的进一步研究需要依靠我们掌握复杂性的能力。也就是说，有必要对复杂性做出清楚和及时的研究。
1. 简介
复杂性是生态学领域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它影响着理论的发展，野外研究以及生态知识的实践应用。复杂性体现在所有尺度上和各种外观形态中。据此，我试图找出复杂性类型的特征，然后再考虑研究方法，需要研究的议题和有可能产生结果的分析方式。
2. 复杂性的来源
生态学所指的复杂性至少包括6个不同的类型：空间、时间、结构、过程、行为和几何。其中空间复杂性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因为在植被格局物种分布形式中，它是最显而易见的。
尽管十分重视，我们用来描绘和量化空间模型的能力仍然很有限。一些专业术语如“破碎化”就是主观的，和有机体的反应并没有清楚的相互关系。
时间复杂性起源于种群动态变化，受气候和天气变化以及空间复杂性带来的影响。例如超种群动态变化、绝灭、入侵、演替以及掠食者—被掠食循环等等。时间种群波动在增加绝灭风险和增加共存机会两方面都一直备受争议。
结构复杂性更倾向于同一生态中的关系。比如食物网结构、群落组成、竞争和促进网络等。结构模型常常只能从个案观察中推断出来，因而存在很多显然的困难。
过程复杂性是指那些包含很多步骤或成分的过程。比如土壤构成、木材腐烂以及演替。
在木材腐烂的过程中，许多有机物对木材的连续性物理变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而演替则包括促进、竞争、迁移、物理条件的变化（例如枯枝落叶层的形成），甚至包括当地气候的变化。在这些状况下，把零碎的片段拼凑成整个过程实在不易。
行为复杂性在整体生态系统复杂性中往往被人们忽略。与物理形式的建筑群（比如理想状态的空气、同等质子（identicalproton））相比不同的是，活的有机物要基于DNA而展现出其行为。植物可以调整其生存形式来适应外部条件。动物也随着经验的积累而更加适应弱肉强食的状态。一些模型试图把行动决断或搜寻食料行为归并到动物家区模型中，或其它一些相关的领域。但总而言之，行为空间被忽略了。
最后，生态的物体所具有的几何方面为该生态系统增加了很多复杂性。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一片森林的树冠层或单棵树的树冠。这种具有3维空间的复杂性类型既让人着迷，又很难研究。
以上提到的所有复杂性类型增加了野外研究的成本，也加大了建立模型的难度。更基本的是，没有任何两个生态系统的物体（树木、青蛙、树高和池塘）是完全相同的，且生长在不同的空间背景下，我们似乎很难应用演绎的方法。关于生态学中建立模型（理论），我认为关键的一步是基础假设的发展（物体，分类和关系），需要更多的复杂性才能取得成功。该观点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3 议题和方法
一项成功的复杂性研究需要多种方法。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回归到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分类和测量单位。下面会提到一些量化议题和模型方法，其次是一些受到复杂性阻碍的特殊话题。
3.1 词汇
为了更好地研究复杂性，我们需要更准确的词汇来描述空间和时间格局。例如，用野外考察和模型化方法就足以描述森林再生的波动情况。相反，对于物种间以及不同的生长条件下的树冠形状和枝叶构成的差异是显然存在的，只是得到很好的描述。我们已经发现这是很困难的，因为目前只有对常规树冠形状的粗略测量方法（如锥型）。虽然可以用不规则碎片模型产生象树一样的形状，但如果不用真正树木的3度空间测量方法，是不可能说不规则碎片状的树是真实的。很明显，这就需要更多的词汇来描绘空间的概念，如破碎、食物网络复杂性，或结构、异质性、家域范围等等。
除了更多的几何词汇外，基本单位或被议物体需要更好的精确度。发现表明，在建立种群动态变化模型时，需要包括年龄、种群大小、阶段的结构模型（如对树）。也就是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计算总体种群，它对鸟类可能有效，但当个体的大小差异达到5个数量级时，这种方法就无效了（如对树）。这种情况下，要想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增加模型的复杂性也许是必要的。而其它方面，研究的基本对象并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确定。比如，干扰不是物体或力量，而是复杂的抽象概念。确定研究的基本对象对生态学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还需要更多地注意适当地使用这些基本对象。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这些概念在操作时应被详细地定义，确保每一个研究人员在运用这些术语词汇时，不是指其他不同的含义。
当一个地区的复杂性真的变得很突出时，该地区就成为类型群落区域。为研究演替，经常对群落类型分类或根据时间对社群的变化成分进行分类是必要的。举例说明，目前有不同的用来对陆地生物群落进行分类的体系存在，但大部分都不具有比较性，缺乏理论的严密性，而且是一些不能驳斥的课题。
3.2 缩放比例
缩放比例是复杂性分析法中成功的一种。缩放比例可以显示，依照比例，规律性或格局是如何存在的。比如不规则碎片模型，自我缩减定律（selfthinninglaws），物种面积关系，新陈代谢比率以及具有功能的躯体集合的家域大小。
不规则碎片模型描述了空间格局是如何随比例尺不同而变化的。自我相似的不规则碎片在多种比例尺度下具有相同的统计特性。对于缩减空间格局的比例，它是一个很有力的模型。生态学中更多的是呈复合不规则碎片的空间格局，其复杂性或格局随比例尺度的改变而变化。但对不规则碎片物体或格局的度量却不是很简易明了。
人们发现，许多生物学进程是随身体大小尺度而变化的。这就为研究跨越巨大范围的生态系统提供了统一的框架。有时候，有机物随着成长而变化的几何比例缩放可以为一些过程，如出现在种群水平的自我缩减提供信息。
比例缩放是关键性变量，如物种丰富度的一个必须特征。物种—面积曲线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关系到物种丰富度和空间范围。该特征与比例缩放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还没有定义过点的物种丰富度。
3.3 取样框架
当你考虑复杂的生态学特性时，多注意取样框架会使你从中受益。简单的物理体不用过多地关注取样框架。例如，如果要测量一群人的身高和体重，我们不会怀疑谁是谁，即使身高和体重有点小误差，也大致会被忽略。有些情况，测量误差并不小，但因表现良好，也可被用于统计分析。但对许多复杂的生态系统来说，就不是这种情况。想想食物网络结构，它有很深奥的特性。一种食物网络的联结有大到数量级大小的不同。联结越小，就越难被观察到。这就是说，食物网络结构的特点是和取样强度紧密相关的，数量化的联结被转换呈二进制（0，1）的联结时会产生偏差。同样的问题使在某片土地上计算物种数量的工作变得很艰难。随着采集的样本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物种被发现。如果连续采集多年，就会发现更多的物种。缺乏一次假设的“完整”普查统计，在不考虑取样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定物种数量的。当最珍稀的物种仅生存在特殊的状态或池塘中，且生存概率很低时，就无法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完整”普查会更有意义。破碎化是另外一个依靠赖于样本—框架的概念。对于什么是缺口和栖息地的定义仍没有“确切”的回答。即使在茂密的森林里，如果你抬头望去，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缝隙。固体植被有更多的缝隙。当人们使用遥感图象法对栖息地进行定义时，就完全忽视了为恢复研究而测量的倒木缝隙。如果没有考虑明确的样本框架，表面上在测定同一事物的研究就遗憾地不具有可比性。
3.4 模型缩减
如果幸运的话，许多物体的集合可能最终表现为像一个简单得多的物体或系统。它可能通过数据量大的规则来实现，或通过守恒定律来实现。例如，动物种群经常表现出的行为可用极其简单的Lotha－Volterra类型模型进行复制，而不用考虑空间、遗传或行为。在拥有不算小的种群的一些连续栖息地，就很有可能发生第一种情况。需要更严格的分析哪些情况这些模型可以用，哪些不能用。
举例说明第二种情况，植被树冠层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巨大的树叶进行光合作用的计算，而造成太大的偏差。这可能与通过总体蒸发率而实现质量守恒有关，总体蒸发率会受到可利用的水的限制，同时也与碳的获取呈线性相关，因为气孔在吸收碳时，也丢失了水。
对生态学研究进程而言，确定集合的行为表现良好或简易的程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该课题通常没有得到正规的研究，但它值得研究。
3.5 生活史
当人们开始区分r和K选择型生活史类型时，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例如这种分类有助于阐明自然界中的演替进程现象。但现在我们很清楚有例外存在。例如，一些最大和最老的树种即耐荫且生长迅速。另外，简易的演替阶段模型无法解释雨林的多样性。真正的生活史更复杂，需要理论上的突破才能解释这种复杂性。就碳分配以及对复杂而动态变化的环境状况的反应而言，需要在被提议的生活史框架和生长模型两者之间建立一个清楚的关系。
3.6 超种群模型
建立破碎化景观中的超种群模型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操作性。其中包含了极大的复杂性，因为人口动态变化和空间模型在其中是相互影响的。模型的假定前提的影响是巨大的。与更加现实的模型相比，早期过滤模型采用黑白图像和严格的就地分散，导致产生了非常极端的结论。例如，即使是非常小的障碍也会完全阻止有机体在过滤图上的运动，但在真正的景观状况下不是这种情况。就是那些精细的绝灭风险分析也并没有从实验中得到多少证明。这些议题值得更多关注，包括适应性模型领域，参数估算和实验测试。在管理中不应过分依赖那些没有或无法采用数据而进行的实验。
4 结论
本篇评论仅仅试图谈及复杂性的来源和一些议题，以及与复杂性相关的研究方法等。对于许多议题，像群落分类和生活史理论，处理复杂性的能力是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超种群动态变化的复杂领域中，过于简化的假定已经导致了极端或虚假的结论。关注复杂性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译自：Ecological Complexity 2004，1：3－6.
为什么分类学很重要？
案例分析3：中国植物的鉴定有助于提高医学用药的安全性
1999年，发生了两起中医从业人员使用中草药Aristolochiamanshuriensis（中文名为：关木通）治疗肾病而导致肾衰竭的事件。
方法
植物学家通过辨别形态特征（肉眼也能分辨）鉴定出两种处方中的草药成份（含多种散装干燥植物）。准确鉴定这些植物的关键在于要参照已经收录在干标本、且已被确切分类的植物。两个处方中都发现有关木通，利用化学层离分析法对其进行检测，确定是否有马兜铃酸类肾脏毒素存在。结果在两个处方中都发现了该毒素。被事件牵扯的两名病人则通过毒性学观察，排除了其他可能引发肾衰竭的所有因素。
结果和影响
考虑到本国对这种植物可能会强烈反对，英国卫生部药品管理局于2001年颁布了一项新法规，禁止在英国生产、进口、销售或提供任何未经批准的含有马兜铃和木通类的药品。RBG
Kew还开展了更深入的研究，以提高对马兜铃酸的检测能力，特别是对未经批准的含有多种成分的医用草药的检测。
经验教训
要想在英国安全地使用草药，科学地规划和执行一套严格的草药鉴定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缺乏这样的体系，草药就潜在威胁生命的可能性。况且，生物分类专家才是建立草药鉴定体系的先决条件。
案例分析19：高额道路保养费的节省源自综合分类调查
纳米比亚拥有大量的风化碎石，这些碎石覆盖在公路表面，像一张网。纳米比亚北部地区并不贫瘠，且生物多样性丰富，但大面积的浅层白蚁洞对公路的完整构成了不利影响。地表下面塌陷损害了公路表面，带来安全隐患和高额的道路保养费问题，同时也需要经常修复。
方法
对纳米比亚白蚁开展综合调查和分类研究，为解决该物种可能存在的威胁和如何消除负面影响提供有关建议。
结果和影响
随着综合分类调查的开展，纳米比亚规定在某地修公路时，合同中一定要有宽泛的准备条款，要求铺设多层路面时，每层都需喷洒杀虫剂和驱虫剂，以减少白蚁挖洞，而在这之前，该物种在浅层大范围挖洞。没有数据显示这项工程用了多少成本，但公路保养费的减少和更加安全的环境得益于道路水平的提高，效果显著。
经验教训
综合分类调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益。对该物种多样性及其破坏性的准确了解是评估其对公路破坏性的前提。正确鉴定和调查那些带来问题的物种，可以使需要的地方采取预防性措施来应对这些物种。
案例分析21：应用分类学控制入侵物种，既不破坏环境，又节约了杀虫成本
1980年左右，原产于中美洲的螺旋粉虱（Aleurodicus
dispersus）在亚洲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蔓延，严重损害了大批农作物。似乎任何“绿色”阔叶作物和果树都会遭到它的侵害，比如番石榴、芒果。但该物种在泰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它最初被认为是
Bemisia tabaci / B.argentifolia
或是一种外来粉虱A.destructor，其潜在的经济价值被忽略了。
方法
一名配备了良好网络系统和沟通设备的泰国昆虫学家在夏威夷考察了类似的害虫。运用新的知识和相关分类学检索表，确定该外来入侵物种为A.dispersus。另外，一家设在夏威夷的生物控制机构为减少和最终长期控制该种提供了帮助。研究人员乐于使用生物控制法，因为这样可避免滥用非特效杀虫剂造成的高额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代价。1984年从夏威夷引进
Nephaspis oculatus（先前的N.amnicola）控制螺旋粉虱。
结果和影响
几乎所有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经济都遭受损失和破坏。仅在泰国，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里，估计损失达几百万美元。尚不了解如果用杀虫剂根除该物种会有多大的经济损失。引入
cocoinellid 来防治这种粉虱花费不到几千美元，但却提供了长期防护。现在，零星发作的螺旋粉虱造成的损失也微不足
道。
教训
使用分类学专门技术和检索表，结合早先的案例分析，与其他受影响并面临同样经济问题地区的昆虫学家合作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使用可持续的生物控制方法，可以避免使用毒性大的非特效杀虫剂。
案例分析25：划定海洋热点地区要考虑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产卵场所不受渔业的影响
许多世界级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都存在过度捕捞现象。现在，这些热点地区由于缺乏
分类信息而很难得到认可。
方法
为调查取样和鉴定，开展了更加周详的工作。
结果和影响
取样工作表明，在新西兰一个200平公里的海底区域内，有该国迄今为止最为多样的物种，且高度本地化。新水螅虫（newhydroid）、柳珊瑚、藤壶类全都被收入样本中。在新西兰北部如此小的海域内存在迄今都不容置疑的大型底栖生物物种多样性，要归功于该国渔业部于1999年11月11日关闭了拥有大量物种的海域（50～70米深的地带），禁止在该区拖网捕捞丹麦鲸和商业用扇贝，以便使这些受到影响的栖息海域得以恢复。
经验教训
只有那些重视该海域、详细且权威的分类，才能得到新西兰认可并把该地区划为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同时还要保证这些海域不受渔业的影响。现在，基于地理学、构造学、水文学和生物学的实验性海底假设能进一步解释这种多样性，同时，该海域能够在周围渔业环绕的情况下提供一片繁殖场所。
“物种有消失风险”假警报的危害
媒体对环境保护研究铺天盖地的宣传通常是受到潜心于此的科学家们的欢迎的，但是确有值得关注的缺点。有损于研究发现的不实报道会让天然资源的保护论者受到谴责，说他们谎报军情，这样就正中了反环境保护者的下怀。
比如在2004年1月，英国的印刷媒体曾广泛报道过：到2050年，100万种物种将会消失。然而，原作（《自然》427,145－148;2004）的数字是1103个物种，并且清楚地陈述“因为未来50年的气候变化，—定比例的陆地植物和动物最终将绝灭。”我们浏览了29份英国地区
和国家的新闻报道，发现许多错误可以追溯到新闻稿和新闻社的新闻专线。
在一篇来自主要作者所在大学的新闻稿中，赫然出现了数字为100万的物种，并声称四分之一的陆地植物与动物最终会灭亡——但是，不是在2050年。新闻专线更是从小心谨慎（‘如果全球变暖的话，几百种陆地动植物在以后的50年可能会消失或正走在消失的路上’－道琼斯国际报道）到耸人听闻的（‘到2050年，全球变暖将毁灭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动植物’－路透社）的新闻报道比比皆是。
不必吃惊，后来全国和地方报纸的文章更加不准确。在我们浏览的29篇报道中，有21篇称100万或更多的物种会在2050年前消失。其中两篇甚至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物种会灭失。没有一篇报道详细说明这种不确定性的范围（经研究物种的5.6％到78.6％将来是肯定会消失的）。仅有两篇报道确切地陈述了2050年后大多数的物种会绝灭（我们调查的详细内容可以在
http://www.geog.ox.ac.uk/research/biodiversity/pubs/index.html看到）。而行政官员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管理论者们还在不断地重复这些错误的论点。比如，欧盟的环境委员MargotWallstrm就曾评论“最近公布的研究表明，在2050年前全球变暖可能会毁灭地球上1/3的物种”。
环境保护团体怎样才能阻止媒体这样一再的误传呢？切实可行的方法是，限定那些引人注目的刊物只能发表显示气候变化这一领域的清楚而不含糊的研究发现；而且要让科学家们致信给报社编辑和行政官员们澄清那些媒体报道的误导。一句话，涉及发表文章的任何机构、刊物或个人都有责任确保该文章是正确而且清楚的。
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生物多样性研究小组
英国Oxford OXI 3PS,蔓斯非尔德路
| 总第24期 | 2004年6月 | 返回本期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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