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关注的领域——科学杂志编辑预测明年重大变化的研究和政策领域
三艘宇宙飞船在火星
幸运的是，行星科学家将在2004年初有机会去处理一起火星交通阻塞。三艘宇宙飞船有望在年初着陆：欧洲航天局的着陆器“贝格尔2号”在IsidisPlanitia着陆，美国航空及太空总署的“精神号”在Gusev火山口处登陆，还有“机会号”在MeridianiPlanum登陆。欢呼声将伴着登陆后不久观看到的全新的火星全景纷至沓来，但是科学仍会在这90天的使命和将来的漫长日子中一点一滴的发展。机会号宇宙飞船很可能会找到意味着远古火星存在热水的矿物质，而“精神号”则会用更长的时间找出水源是怎样形成古代火山口湖底的形状。低成本的“贝格尔2号”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寻找过去甚至现存的生命的迹象。
微生物战队
生物防御研究在2003年蓬勃发展，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将会在2004年一直持续下去。期望能够在一系列很少研究的病原体这类基础生物学中有所发展，这些病原体引起的疾病包括瘟疫、炭疽、兔热病、肉毒中毒和出血热，还有一系列新的基因组序列引发的细菌或传染性病毒病，通常也包括同种病菌不同菌株引起的疾病。同时，希望在新的或改进的疫苗中取得重大进步，这些疫苗将用来预防天花、炭疽病和埃博拉病毒，也有一些抗病毒药物和缓解肉毒中毒的解毒性药物。与此同时，对那些有益于激进的生物恐怖主义分子的数据进行保密的方法将继续引起人们的争论。
来源：Sci. Dev. Net 2004，2：27.
分类学：阻碍还是助益？
Quentin D. Wheeler, Peter H. Raven, Edward O. Wilson
社会对于可靠的分类学信息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以便让我们来保护、管理、了解和享受自然界。与此同时，对分类学和采集物的支持却跟不上这个步伐。资金在名义上分配给分类学，但大部分用于重建分子发展史，而此时数以千计的物种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灭绝。在热带工作的生态学者们认为缺乏分类学知识是一种阻碍，这削弱了他们分析生物群落层次上的现象的能力。现在应该是我们评价这种阻碍的来源并且阻断这些来源的时候了。分类学必须促进而不是阻碍生物多样性研究和自然保护。
数世纪以来，现存的分类学实践一直很好地为我们所用，但是显然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从事分类学的人们必须重新达成共识，以批评的眼光来评价其需求，制定一个抱负不凡的研究日程，利用已有的技术并且明确地沟通其愿望。这需要在方法、从事这一工作的个人学者和专业学会以及公共机构方面做出重大的改变。
大量的而且花费不多的分子数据大大地改革了系统发生学，但这并未降低传统工作的重要性。形态学联系着活着的和化石物种，它客观地展示自然选择，激发着对因果的探索并使科学民主化。宏观的形态学知识尤其适合因特网交流。由于分子研究者们可以利用数世纪以来积累的形态学知识，对这种研究的需求一直没有显露出来。然而，这种知识仅局限于地球上物种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快将会消耗怠尽。时尚的DNA编码方法是对鉴定的突破，但它们不会代替以公式和严格检视物种的假设的需求。数字化的预期进展表明，现在正是重新正视分类学的恰当时机。
有些人天真地将信息技术的挑战看作是将数据从橱柜中解放出来。而事实是除了少量的分类，所有其它的分类数据都是过时的或者不可靠的。许多样本表示的是未经描述的或错误鉴别的物种。快捷地获得不良数据是不能接受的；挑战不仅仅是加速对数据的获得，而且也是加速分类学研究。我们可以想象实质上的专论、修订、植物志和动物志都是活的动态著作，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文件。
现在是我们将分类学作为国际性的大科学来对待的时候了。发现、描述和分类地球上的物种这样的目标使得分类学的确有资格作为一门大科学。面对生物多样性危机，我们需要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想象一下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分类学复兴。一个分类学者在另一城市的实验室使用远程显微镜方法实时检视一种样本。她为几个国家的采集工作组提供优先权，这个工作组也使用着这些手段来评价一天的采集物。反过来，同样的数字显微镜可以将分类学者带入一个电子课堂。在发展中国家，有抱负的分类学者们完全有权使用分类学文献，而这些文献以前仅保存在少数几个大图书馆。在电子出版物上发表对物种的详细的描述，而且可以即时获得。藉最近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全球生物多样性编目之机，分类学者工作组正在加速物种探索。
分类学是全球性的科学，因而需要适用于全球范围的工具。这种实质上的工具能极大地加速分类学研究和教育。对生物多样性的分类学理解——生物多样性只受进化史所限制——是对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功能中的作用而进行的长期和以地点为基础的研究的补充。这两种视角都是必需的。这个工具将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文台，借助这个天文台，科学家们的视野可以穿越大陆和地质时代。
我们是首先充分理解生物多样性危机威胁的一代，也是最后有机会探索和证明我们星球物种多样性的一代。时间正在飞速流逝。通过连接研究者、教育者和决策者们的强大的分类研究平台，数世纪以来社会在众多的自然历史收集物上的投资现在可以得到回报。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的生态挑战是为一个星球创造知识遗产，而这个星球上的生物马上将会大批消逝。为达到这一目的，21世纪的分类学者和博物馆必须掌握合适的工具。
Quentin D.Wheeler
康耐尔大学
Peter H. Raven 密苏里植物园，圣路易丝，MO
Edward O. Wilson 哈佛大学，剑桥，MA
译自Science 2004, No.303(5656).
贸易可能会拯救自然
——经济学家鼓励自然保护主义者用经济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
John Whitfield
想保护野生动物吗？那么就付钱吧——两个美国的经济学家这样说道。他们认为，以资助经济发展来保持生物多样性的计划在发展经济和保护自然两个方面都已经失败了。而其他人则担心：“自然”不是我们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
在发展中国家，保护资金往往是以给生态旅游、绿色农业、教育或灌溉等方面的补贴的形式出现的。其愿望在于经济增长将使自然受益，而自然保护最终将能够为自身筹措资金。
这是“通过做无关紧要的事情进行保护”，佐治亚州立大学的Paul Ferraro和世界银行的Agnes Kiss这样认为。他们相信，试图通过对其他事务的资助拯救自然的做法难以获得成功。相反，他们认为，自然保护的资金应该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来购买生物多样性，比如“获得某个东西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去购买它，而不是去购买与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东西”。
“这是处理问题的正确方式”，保护国际（CI）的首席经济学家RichardRice也同意他们的观点，该组织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环保组织。他说道，“生物多样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且具有很大需求的商品，而且这种需求还在扩大——这样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市场。”
在圭亚那，保护国际已经以每公顷每年1.2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81000公顷雨林的砍伐权。“我们所做的与伐木者一样，只是我们并不去砍伐这些树木”，Rice说道。现在，这片雨林是一个自然保护区。
但是，生物多样性贸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存在着障碍。英国约克大学的环境学家JonLovett认为，“自然”并不是什么可以买卖的东西。
付钱给人们让他们不去破坏生物多样性就好比是付钱给人们让他们不互相残杀一样，他说道。如果卖主不断提高要价，购买者将面临着敲诈勒索。
有关资金并不总是能够达到它应该到达的地方，落于实处。在坦桑尼亚的Ngorongoro Crater，为了使当地不开发土地而给予的补偿款却主要肥了当地占统治地位的马萨伊委员会，Lovett说道：“这些钱没有落到穷人手里。”
有关自然的交易“受到巨大的阻力”，Rice承认，“这个市场还处于发育期。”但是，他认为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所具有的好处最终将会结束这一争论。“成功的应用本身就具有说服力。”
Ferraro, P. J. ＆
Kiss, A.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直接付钱.
Science 2002,298：1718－1719.
农场主希望重新审视公共科学基金
英国独立和家族农场主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来检查公共科学基金以替代目前的资金委员会，为英国可持续农业提供优先权。LimLiChing报道。
FARM（www.farm.org.uk）是基于口蹄疫在独立农场和家族农场主面前再次发生的情况下，于2002年建立的团体，它将英国许多农业危机和将来可能的类似问题归结于科学未能有效地对农业的需求进行适当的反应，也未能对满足农场主和消费者需求的研究做出未来的规划。
FARM将矛头指向了目前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争论，由于缺乏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动物和环境的潜在影响的独到的科学理解，这场争论被瓦解了。
FARM说：“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客观的严格的测试，而是假设、投影和数学模型，许多这样的模型就是由寻求引入这些农作物的那些公司直接或间接制作的。”
FARM对这种事实提出批评：负责分配食品和农业研究资金的政府指定机构主要由那些相同的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组成，而这些研究机构接受了大部分的基金。
FARM董事会成员及科学观察委员会主席John Turner 于2003年9月给负责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的部长 Margaret Beckett 写信，敦促政府重新审视其食品和农业方面科学研究的资金政策。
FARM还进一步呼吁组建一个新的确实独立的OVERARCHING科学机构来替代现有的生物工艺和生态科学研究委员会（BBSRC）。
这个新机构将起名为可持续食品和农业科学研究委员会（SFFSRC），名称本身反映了科学研究的重点和优先次序放在食品和农业的可持续、长期发展上。
FARM说SFFSRC首先应当保持其与商业利益可能相冲突的独立性。它希望确保那些负责分配研究资金的人士能代表广泛的涉及食品和非食品农作物的生产、加工、消费以及使用的社会、经济、医药和环境问题。
应当支持多种科学研究机构包括那些从事解决相对‘低技术’问题，但有很高的内在价值（如有机农业研究站）的机构。
SFFSRC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成为持有不同观点的科学家的论坛，这样科学家们可以不担心报复，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FARM争辩说，转基因问题的争论暴露出通过科学研究鼓励多种农业方法这种投资方式的根本缺陷。巨大的资源已经被直接投向发展有高度争议的转基因作物，而且也不是大多数公众和农场主希望和需要的。
根据对策组的一份文件（转基因作物的成本和利益、工业与科研成本及利益分析的背景工作底稿，2003年1月30日），在2001/2002年由BBSRC批准的涉及转基因项目的公共基金的比例超过了总的农业技术投资的40％（将近2300万英镑）。而这不能反映公众的普遍意愿。民意调查一直显示，大多数人不愿也不会购买转基因食品。
最近，政府关于转基因的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收集了大约来自于37000人的反馈，发现86％的人不愿食用转基因食品，91％的人认为转基因对环境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只有8％的人说他们很乐意吃转基因食品。
FARM在2002年对将近600位农场主进行了一次独立调查，这次调查包括这样的问题：“你认为发展转基因作物会全面有益于农民吗？”51％的人回答不，31％的人回答是，19％的人不知道。
在转基因作物这件事中，似乎‘解决方法’首先被研发出来，然后仅仅在商业推介的基点上开展测试，以便做出它们对英国的农业系统有多么适合的决定。为农业开发的技术最多不过是“为科学而科学”，而不是受明确的需求所推动，从而开发出对农民和公众具有直接实际价值的技术。鉴于那些被任命为BBSRC的成员和接受资金主要份额资助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缺乏独立性已经导致了科学与现代农业实际脱离，FARM对此不感到惊奇。
FARM对给予商业性技术明显的优先权而不是那些有利于大众利益的，但其价值不易用纯粹的经济术语来表达的其它的研究领域的状况而对其提出批评。
大量的公共基金被分配给开发所有权，并随后被转让给私人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技术。基金委员会如BBSRC则极大地助长了这种现象，其结果是在许多情况下，如在蜂拥而至的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中那样，在商业回报最大化和可持续农业实践之间出现了根本的利益冲突。
FARM还说，这种对何为投资的良好回报的狭义理解应包含诸如以下方面因素：食品在卫生保健方面的作用，采用‘低影响’策略的农业系统在环境方面的效益，农业在社会和社区基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能源和水消费的效率，通过精确预算实现对矿物质和营养成分的更有效的利用等。
FARM担心，那些向既得利益挑战的独立科学家会发现他们面临投入资金的压力或有被同行轻视的风险，尤其是采用自己的观点不能获得重大的商业利益的情况下。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暴露了一个科学的重大缺陷，即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复杂问题被简单定性为‘黑和白’。FARM举了科学家不科学的例子，如Arpad Pusztai博士、Andrew Stirling博士和Carlo Leifert教授，他们认为这种担忧可能危害转基因农作物的快速商业化。
不同观点并没有被认为是对检验公认的科学理解有重要作用，相反地被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是欠考虑的、不足相信的、应被抛弃的观点。这种对独立科学家的压制，可能会延迟关于农产品或耕作方法可能损害健康和影响环境的研究和调查。
有关环境、食品和农业事务部（DEFRA）将来所起作用，并被呼吁其在决定农业发展方向的科学研究和开发方面也发挥作用的报道受到欢迎。在认识到公共和行业机构的公开陈诉是良好开端的同时，FARM敦促应做更多的工作来确保公共科学基金支持公众的、而不是私人的利益。它提到了最近关于食品标准署不顾其指定的公众和消费者代表团体对转基因作物的意见而引发的争议。
食品与农业问题目前移交到健康、贸易和工业部，在部门及其有分歧的利益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BBSRC被移交到健康、贸易和工业部，在对科学和技术基金的决策上，贸易和工业利益显得更为重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提议建立的SFFSRC则主要关注食品和健康，在着眼点上全然不同。
FARM敦促食品和农业领域内的公共科学基金，将重点放在发展可持续的农业和对健康及环境影响有良好理解的食品系统上。在许多情况下，这并不一定需要应用尖端技术，而宁可精选现有技术，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
诸如有害物综合治理、生物防治和农牧业技术，这些技术为农民提供了与消费者利益和环境关系相吻合的方式这一对待许多农事问题的知识基础系统。令人伤心的是，这些技术得到的研究资金远远低于以产品为主导的解决方式如转基因作物所得的资金。FARM警告说“将我们所有的鸡蛋放入生物技术的篮子”可能意味着我们最终可能以盲目面对未来挑战。
ISIS完全支持FARM的观点。它符合在ISIS-TWN-INES Tebtebba讨论稿中所包括的建议，Towards a Convention on Knowledge(www.i－sis.org.uk).
您可将您的经验和建议发E-mail至Science.review@farm.org.uk
FARM对能帮助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系统的研究事例以及关于研究资金的其它模式尤其感兴趣，这些模式可以应用于世界上其它的地方来传播一个开放和诚实的科学系统。
Antonio M. Claparols 和社会科学研究院提供
国会需要好的科学建议
开明的民主政治需要有开明的决策者。国会议员们需要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科技信息。
对于任何一个民主政治来说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那就是在一个拥有技能完善和资源充足的政治体系的支持下，要确保其领导阶层对他们所做出的决定负责。这个要求正好与政治责任的范畴是相一致的。但是，在科技领域，这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这一领域，一项决定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一些决定在经济政策或外交事务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一样。然而，与科技相关的国会议员以及其他当选官员，要么就是几乎不具备相关的专业背景，要么就根本不具备负责其他领域的同事们所具备的扎实的个人知识。多年来，工业化国家的国会已经制订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克服这一障碍。例如，现在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管维护符合法律大纲精神的各种应用型的科学技术活动，并对所有影响这些活动或受到这些活动影响的政府政策提出意见。少数几个国家已经设立了技术评估办公室和跨党派小组来分别执行那些对特别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与国会的研究人员根据他们自身的时间或资源所能进行的研究相比会更加深入、透彻。
经验的融合
这些委员会的经验已经被相互融合在一起了。但是，一个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可能会成为一个主要技术部门（例如航空和航天工业）的政治说客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这类工业可能会为他们的专家提供免费的支持，或为一系列投资（可能包括国家财政）提供详细的技术支持或者合理的经济建议，而这种合理性建议是一个委员会中的非专家成员难以发现漏洞的。
在其他情况下，这些委员会冒险超出或被人发现准备要超出他们的政治大纲的范畴。例如，美国技术评估局（OTA）就是这样的例子。它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为国会服务的一个咨询机构，当时的国会是由美国民主党控制的，后来它又为共和党服务，成为共和党政府的咨询机构。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会的共和党人以裁减财政预算为由撤消了美国技术评估局。但是，很多人认为，美国技术评估局被撤消反映了反对派的怨恨之情，因为美国技术评估局的报告展示了各种不同的政府计划和提案，其中包括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即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
然而，总的来说，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对于一个现代的、功能发挥正常的民主政治来说，应该有一系列机制来确保政府的决策者和那些负责监督和批准行动的国会议员能够有效地解决与科学相关的问题。一月中旬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这一观点得到了重视。该会议是由芬兰国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及后者的对等组织伊斯兰国家教科文组织（ISESCO）共同组织的。
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的案例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将这一观点提到日程上来。一个乌干达国会议员领袖Amuriat Oboi Patrick在赫尔辛基会议上声称，非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成立一个类似的机构来提高将科技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融为一体的有效性。Amuriat
Oboi Patrick同时也兼任新成立的乌干达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的主席。
Oboi继续提出建议说，这样的机构如果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都加强合作就能够取得很大的成绩。他还补充道，这样的合作可以采取信息共享的形式，即在他们所面对的关键问题以及其他国会在阐明这些问题中已经做出的工作上进行信息共享。共享经验和良好的实践将会为发展中国家的国会提供一种从发达国家的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的机制。
正如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演讲的各个发言人所阐明的那样，这些委员会已经有了一系列功能来确保在政治舞台上给予科技充分的优先权。由于人们总是考虑短期的利益，这些话题经常被推到日程的最后，特别是与经济和外交政策有关的话题之后。一个功能发挥正常的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给这些辩论带来了一个从长远利益出发的观点。例如，强调如果一个国家打算有效地参与到全球的知识经济中来，就必须在教育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
在一些国家里，这种前瞻性的角色是大家公认的。例如，芬兰未来委员会是赫尔辛基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很显然，该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把科学家和政治家召集在一起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关于这些组织在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搭建融合点的价值，已经被讨论得够多了，在这些不同的文化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来共享他们的高深见地，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所操作的时间尺度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我们需要开阔眼界
各种类似的行动，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召集在一起来商讨相关问题，从这些行动中我们一定可以获得很多的东西。在赫尔辛基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与会者要求建立一个国际论坛，让国家、地区和国际议会的参与者们能够参加协商，并且得到芬兰国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支持。大家一致同意，国会议员需要有更好的途径来获取有关他们经常要面对的复杂话题的信息，也许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络来获取这些信息。
但与此同时，正如这次会议中的一些发言者们所指出的一样，那些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成员应该记住：他们应该有一个比单纯防御或激励本国科技界兴趣更广泛的纲要。对他们同样重要的是，听取大众对科学关注的意见，确保这些意见能够在政策制订者们所做出的决定中得到相应的体现。
实际上，这意味着提供一个空间来检验和讨论这些关注，而这个空间要远离传统的公共讲坛，但是要保持与这些传统的公共讲坛同等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很明显，一个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的责任是要提供一个论坛，使得在其特殊领域内的顶级科学家们能够在这里阐明他们的观点。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听取那些虽然不是科学界人士但是在社会、道德或伦理等各方面对这些问题同样持重要观点的人们的意见。
要想在科学的推动者和真诚地讨论科学有关事宜的协调者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以及技术评估办公室或未来委员会等组织需保持他们的政治合法性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认识到应该建立这种平衡，就有可能导致这些组织正在或被认为是在为单个利益团体服务的说客。在这种政治制度中，这些都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科学与技术太重要了，以至于两者不能停留在这样一条狭窄的途径上。
译自http://www.scidev.net/dossiers/index.cfm?fuseaction=policybrief＆dossier=6＆policy=33。
| 总第23期 | 2004年3月 | 返回本期目录 |
返回IUCN通讯主页 |
| Copyright(C)2003 | 版权所有
|
中华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保护地课题组 |
| 欢迎转载、必须注明来源和建立链接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