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对人类的威胁
冷战结束与新千年开始之间的十年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安全的理解的转变。俄罗斯西伯利亚和美国中西部导弹的拆除大大减少了对未来人类生存的核威胁。虽然伊拉克仍然垂涎于科威特，有关边界问题的争论仍在中东地区缓慢升温，然而大规模、高强度的跨边界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消退了。但是，这些传统的不安全因素都将要遭受着来自各种各样的人口数量和环境等方面变化的影响或威胁，或受挑战，或被替代。
对于绝大多数有记录的历史而言，安全政策的重点一直是对人类不断的军事威胁。如果从古代起，传统性的破坏一直是与这样的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人类的安全几乎都是用军事术语来定义的就不难理解了。而来自于其他民族的威胁将很容易地被理解，且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范，以纷纷御敌于境外，等等。在安全方面，其它类型的挑战，诸如饥荒、瘟疫、灾害可能更具破坏性；但是对这些事实一直缺乏足够的理解，而且补救方法也是不明显的或是不得力的。最近几十年来，两次世界大战、朝鲜和越南战争以及冷战期间的核僵局促成了各防卫部门在军事力量、军事设施方面的竞相发展，以威慑潜在的敌人和敌对势力。
传统认识中，人们通常将国防开支的目的表述为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以及防止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活动。由于现代社会的冲突表现，集体防卫工作的重点往往被放在了防止国内的动乱、跨边界的入侵以及各种日常交往中平民与军人的突发性伤亡。虽然当前的世界仍然存在着军事危险，但冲突发生地正在从纯军事领域转移为环境问题，从国际争端转移为国内的种族冲突、民族矛盾的争论上，而这些国家有时被称为“衰落的国家”。因此，最近美国军队参与了在非洲调解索马里冲突各方的争端，为处于冲突中的波斯尼亚的无辜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开始着手恢复处于困境中的海地国内的恶化的生态环境和政治秩序，以及向孟加拉国遭受洪水的难民们提供救济援助。
本文对人类安全威胁的重新评估持有这样的观点：安全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国家，防止人类生命的大规模伤亡以及维护人类的正常生活秩序。但是，关于安全上思考和努力的重点应该扩大到包括军事威胁在内的众多方面的威胁。这些威胁中有许多并非新兴事物，但是目前应对它们的能力及认识已大为增强。因此，虽然过去那种邻国经常性的图谋不轨之举是人类不安全的原由，可饥荒与瘟疫也是造成这种不安全后果的重大因素。但是，人们传统上认为这两者是由于上帝或上天的安排，因而人类对此也无能为力，人们也就没有理由或动机来制定安全性的政策以应付这两种威胁。所以，14世纪由黑家鼠携带的黑死病（淋巴腺鼠疫）很自然地被很多人们认为是对他们安乐生活的重大冲击，特别是有近40％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可是那时候，惟一被视为灵验的防护措施却是祈祷和自我鞭责。然而，为使世界变得更安全并提供了新的机会的就是目前医药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对环境的认识。
在二十世纪，交战双方的军事人员伤亡与饥荒、疾病所引起的人类的苦痛和过早的死亡相比业已黯然失色了。即便让整个世界的视野聚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恐怖上，而从美国传到全世界的一种流感病毒，就造成了大约有两千万人的伤亡，这可是战场上死亡人数总数的许多倍。距我们更近的时候，每年因国内争斗和国际冲突而死亡的人数与每年因传染性疾病死亡的两千万人数相比也是相形见绌。所以，虽然由于军事引起的过早死亡与其它因素所引起的死亡的比率与过去的各个世纪相比并无十分地不同，而后者引起的死亡现在却更为明显，而且如果采取适当的方法来应对这些因素的话是可以做到并预防的。
生态安全
尽管现代人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种类，但他也是众多生物种类中的一支。和其它种类一样，人类生活在各类基本的群体中。群体被定义为“个人的动态系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种间杂交”。地球上的人群通常由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来分清彼此的界限。曾经生活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最近统一回归到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国家体系之中。有时基数庞大的人群毗邻于多国边界，有时又不是这样，呈现出其他特征。
现代人类是由人类、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其它生物种类在其所分享的不断变化的大自然的胁迫中进化而来。这种共同进化的过程受多方面的影响，诸如：环境的变迁、人类的迁徙、人类行为的变化、其它物种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以及微生物命运的不断变更。
一种生态学上的方法可用来定义环境保护论之外的人类安全行为，并用于评定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安全有着极为密切的四种发展关系：
＊人与自然环境之间
＊不同的人群之间
＊人与其它物种的数量之间
＊人与病原微生物之间
生态安全将取决于保持这四种关系中任一种的微妙平衡。
因此，当人类对资源的需求能在其所占领土的自然范围之内得到满足时，生态安全就会得到加强，这是其第一个尺度。人口和其它物种一样，在达到他们所占领土的承载能力之前会一直地增长。在20世纪之前，随着这种增长，因饥荒和环境污染引起的死亡已大大地局部化了。但在下个世纪，人口增长伴随着工业化的需求将强调全球范围的环境服务。在南半球，人口爆炸和日益增长的工业化的环境需求已经与那里土地的承载能力发生矛盾，导致了环境退化、恶化，更易于感染疾病以及频繁的暴力性冲突。
生态安全的第二个尺度，即是可以通过保持人类人口间的平衡来得到加强。人口的快速增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即日益匮乏的自然资源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而这势必产生频繁的压力并且横向转嫁于其邻居——人类的朋友——自然界的生物们。因此，国家间的战争、传统安全关注的焦点，将很容易地存在于这种更广泛的生态安全框架范围内。
跨国界的军事入侵以及种族间的骚乱常常向人们显示出：以不同程度增长的人口及其相互间产生了对领土的掠夺和竞争。当代世界，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科威特及其中东邻国的人口高比率的增长正在引起这一地区的持续紧张。各种地区冲突，比如那些涉及中东库尔德人的冲突或者非洲一些地方不同种族间的冲突，都因持续增长的人口问题而加剧了对土地的争夺。
生态安全的第三个尺度涉及到人口与竞争物种间的平衡。人类与其它数量众多的大型物种分享着地球上的大片栖息地，人类经常会与它们发生直接的资源竞争。因此，最近在印度一些“人性化”的地区大象和老虎周期性地发怒，或者美国郊区熊和鹿的破坏性活动，都是人与动物之间领地和资源冲突的例子。《圣经》中的蝗虫灾害记载和当代的加利福尼亚的地中海实蝇活动，都是其它一些生物通过攻击——可分享的食物来源，而对安全构成威胁的事例。另一方面，人口数量的空前膨胀和影响正在导致其它物种大量灭亡，这不仅意味着对动物安全的直接威胁，也是对未来人类潜在的间接威胁。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保持一直处于人体与病原微生物间的最大程度上的微妙平衡可以使生态安全得到加强。现代人类和多种多样的微生物随着时间的前移而共同进化，这种关系大可用“和平共处”来描述。这种“和平”来自于人类对于病原微生物的经验发展而得来的对免疫性的认识。然而，这种“和平”偶尔会被各种疾病的爆发所打断。老鼠及其身上的寄生物沿中国的贸易路线传播黑死病，这种疾病在中世纪时期打击了生物学上无经验的欧洲人。与此相似，美洲的“发现”开启了在欧洲和美洲引起浩劫的微生物的双向流动。出于很多原因，人类正在接触到新奇的病原微生物，这些新的病原微生物改善了原有类型的弱点，这就引起了免疫系统的全面崩溃。由于人类与微生物关系的改变，瘟疫很可能复活于下个世纪。
平衡的颠覆
人口的快速增长提高了人们对生态不安全的总体意识，这些生态不安全现象反映为臭氧层的破坏、全球变暖、其它类型的环境退化、饥荒和其它形式的冲突。但是在各种对生态安全的潜在威胁中，最严重的一种是现代人类与病原微生物间的日益增长的不平衡。当然，来自与人类共同进化的微生物的宿主的威胁，也并非新鲜事物。在社会遭受各种各样疾病的浩劫之后，历史总会显得有些凌乱。但有相当可观的证据表明：人口的大量增长、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技术变化、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以及全球化的影响正在使得现代人类更易受到新的和复活的疾病的攻击。“旧时的传染性疾病的复活之根源是一个进化的矛盾：我们越精力旺盛地进攻微生物的世界，细菌和病毒就有越多的应变来攻击我们。”最近在美国发生了与病原微生物的几次较量，包括隐孢子虫病的爆发，Milwaukee就有104人丧生；在西南的Four
Corners地区致命的汉塔热病毒的爆发；几起广泛传播的食物中毒的发生、流感、耐抗生素性的肠道疾病在纽约的爆发，“食肉”细菌的攻击，抗药性细菌在许多护理中心和医院天天出现。
生态安全：微生物对人类的威胁
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疾病的情况要严峻得多。据估计有5千多万人遭受热带疾疫之苦。将近4000万人患上疟疾，2000万人患血吸虫病，而1000万人得淋巴丝虫病。加上艾滋病在许多国家的迅速传播，先后给泰国、印度、南非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局面。据预测，到2000年的时候，足足有1/5的南非成年人口会成为HIV病毒携带者，而印度在那个时候也会有600万人。近几年，拉丁美洲有100多万人一直在与霍乱作战，并有几千人丧失了生命。最近，印度的一场肺病爆发导致了几百人的死亡，迫使该地区的航空旅游因此而中断。令人咋舌的埃博拉病毒在许多热带地区周期性的出现，造成了数次险情和恐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的后半期，一场生物医学革命已经出现，然而传统疾病正在此时复出，新型微生物也开始进攻。新的发现似乎给了现代人类额外的武器用来抵抗传染性疾病，可是人类行为及其环境的改变又为致病微生物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人类行为、技术、自然环境等至少有5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导致了微生物复苏。大规模的人口变化、渐增的世界贫困、人类行为的极端放纵、技术革新的负面影响及自然环境的剧变都是扰乱现存致病微生物平衡的原因。
人口变化
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人口改变在流行病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快速的人口增长、人口城市化、移民以及人口老龄化。最近，这个依据人口统计学划分的世界经过了人口增长的最快时期；但是依据人口统计学划分的南半球世界，年轻群体中仍有巨大的人口生产空间。当前世界人口有58亿，预计到了2025年之际会增长到82亿。而到那个时候，将有69亿人口居住在现在所谓的工业化落后地区，其中大部分人会被塞入人口稠密的“大都市”里；而正是在这些“大都市”，病菌会得到快速传播。到2034年，墨西哥城和上海会有3900万的人口，北京2500万，圣保罗3200万，孟买3100万。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当更多的人们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时，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向人们肆虐。
在那些欠工业化国家，快速的人口增长已经给人们带来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甘愿冒险居住在遥远的和以前与世隔绝的地区。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移民们正在占据以前隔离的热带雨林的边缘。这些入侵者闯入藏匿着大量未知名的微生物的领地，殊不知大部分微生物正是潜在的病原体。当成片的森林在人们的斧子和犁头面前渐渐削减的时候，这些微生物就会获得更好的机会侵入人类当中，而人们几乎无力抵御，被迫受其折磨。
最近出现的居住在扎伊尔热带雨林边缘的人们感染上的埃博拉病毒和在玻利维亚森林爆发的出血热就是这些动态的最好证明。幸运地是，像埃博拉这样非常顽固的病毒有着明显的症状，可以在几天内就杀死其宿主，所以就可能有机会来隔离感染者，并且可以阻止病毒向大量人群扩散。未来的病毒可能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征兆，而且于觉察之前就快速传播了。
种族冲突、政治压制及军事暴力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疾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样，在像卢旺达、扎伊尔和前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里，那些身陷于难民营里生活环境肮脏和为了躲避大屠杀的受贫穷困扰的难民们就常常沦为病毒感染的牺牲者，而当他们离开难民营的时候，这些病毒又随之被带走。
令人矛盾的是，即使是在工业化国家，人口零增长这样的人口变化也会打破人类和微生物之间的微妙平衡。低出生率及医学创新延长了人的生命，使得老龄人群涌现。因此，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估计在2030年的时候，美国、日本将有20％的人口年龄会超过65岁，而在瑞士和德国有1/4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老龄人口更易受到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攻击，需要更广泛的医疗保健。
正在增长的世界贫困
众所周知，在南半球，快速的人口增长所伴随的是许多国家的经济环境的恶化。在1980年至1993年之间，有52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呈下降趋势，世界银行对这些国家中的40％保留了相关的统计数据。从主要的石油开采国到一直受经济困扰的国家，这个代表工业发展的传统的指示器已经预示，人均生活标准令人担忧地开始逐渐下降。每年因为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而经济落后的国家中，最为严重的有乔治亚（－6.6％），尼加拉瓜（－5.7％），科特迪瓦（－4.6％），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4％）。除了中国和印度，所有低收入国家都没有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下等收入国家则有每年5％的下降，次撒哈拉非洲每年下降8％，中东和北非下降2.4％；欧洲和中亚的中等收入国家有3％的下降。即使是工业国家同样也经历了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与历史的标准相比较的时候。
虽然导致贫困渐增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工业革命的开展及其给世界很多地方带来的潜在利益再也无法保证了。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贫穷对人类健康方面的冲击。在美国，每年在人均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达到将近3千美元，而在扎伊尔、坦桑尼亚、塞拉利昂和莫桑比克等国用于每个人身上的仅仅是5美元甚至更少。前苏联快速增长的贫困也引起了各种疾病发病率的大量增加。如果发展的衰退趋势不能被完全扭转的话，那么医学和生物医学技术改革，对于那些生活在没有财力投入到医疗保健体系中去的国家里受折磨的人们来说，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日益严重的人类放纵
从进化的观点看，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生态安全也有重要影响。从历史观点上说，人类组织和行为的重大改变已在流行病学方面留下严重的后果。因此，肮脏且人口拥挤的中世纪城市就为黑死病的流行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同样的，历史上几乎每次性革命时期——都为那些打破传统行为束缚的人们所带来的——是可怕的疾病后果。
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价值观和人类行为的改变使一个过分纵容的社会得以形成，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很多人已经偏离了生态学上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在过去的30年中，世界范围的性解放已导致诸如疱疹、梅毒和淋病之类的通过性传播的疾病激增，从而又推动了艾滋病的传播。更为广泛的使用非法毒品，特别是共用针头注射，是扰乱人类和微生物平衡的另外一个人类行为改变。这些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新的行为扭曲是史无前例的，它们与全球的性传播疾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类居住条件的其他改变将使人们暴露在新旧疾病的蹂躏之下。特别是在世界上一些工业不发达的地方，大规模的城市化形成了污秽的、难以管理的贫民窟，而疾病正是在这些居住在贫民窟的贫困的城市难民中迅速传播。而且世界范围的道德沦丧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犯罪浪潮使得监狱过分地拥挤，因此又导致像肺结核这样的古老疾病的蔓延传播，而现在的肺结核对大多数的抗生素都产生了抵抗力。
技术的负面影响
技术革新是影响人类和微生物之间平衡的另外一个因素。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无疑为对付病原微生物建立了一个新技术的兵工厂，其他的技术革新同样也为人类提高了对疾病的抵抗力；但是技术革新常常也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其中有些对生态安全有负面的影响。
运输改革也增加了更多人以及伴随着的细菌的迁移速度，也增大了它们游历的领土范围。人和物都在一个即将形成的全球性村庄内持续不断地移动着，因此，像“武汉”流感或是“汉城”病毒这样的疾病可能发源自亚洲，但却给数千里以外的对这样的病毒几乎没有免疫力的人口有强有力的冲击。快速的、大规模的人和物在国际间的流动为那些全球的搭便车的旅游者——病毒、细菌和瘟疫，创造了寄主，于是它们偷偷地驶入新的环境并在那里繁盛起来。这样，汉城病毒（出血热）已经出现在巴尔的摩和马里兰，却明显是由于船运携带的老鼠而从韩国带来的。
烟粉虱
更多的生物体移民也改变了环境，增加了生态不安全因素。以游牧的斑马蚌为例，它们藏匿在货船的压舱水里从欧洲迁移过来侵入美国，在新的环境中繁殖扩散，并已经给水生生态系统和入水口管道带来了几千万美元的损失，特别是美国的五大湖地区。许多其他的这类移民，从杀人蜂到加利福尼亚超级虫子（烟粉虱），当他们被迁移至未经开发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繁殖。
生产和分配食品的新方法也可以对安全产生不利的疾病影响。现在，来自大农业的农产品，在食品厂加工，在庞大的超市里面分配，最后在快餐超市里面被消耗掉；所以就不用为近来在工业国家爆发疾病而吃惊了。美国西北部污染的汉堡包和来自中西部的冰淇淋都导致疾病的爆发。“疯牛”病已经毁灭掉了英格兰那些可能在人类中产生疾病的牛群，牛肉的消费量也随之而急剧下降，牛肉出口也因此而停止；在日本爆发的大肠杆菌使几千名学生病倒。因此，这样更为集中的食品生产和大规模的食品分配，增加了人们对潜在的更加可怕的疾病爆发并迅速传播于人群的担忧。
即使是明显合理地使用抗生素也会有反作用。细菌和病毒的转变是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是大量使用抗生素和其他药品使得微生物界以积极和消极的方式又迅速重组。由于很少有基于生态学的对化学药品的使用限制，所以对人类和农场动物大量用药已经成为破坏人类－微生物平衡的一个主要因素。持续地暴露在这些化学药品之下会加速其转变的过程，将许多微生物转化为抗药性的形式。抗药性最先开始表现在十多年前，源于菲律宾的一种淋病上，它已经迁移到很多新的环境里，而现在只有一种药才能成功地治疗它。自从与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的遭遇战后，越来越多的抗药性微生物，包括肺结核、肺炎和痢疾等这样的疾病，都呈现出越来越小的可治愈性。
环境改变
现存环境的改变或者有机体朝新的环境迁移也能倾覆现代人和病原体之间的微妙平衡。例如，在美国西南部汉塔病毒的致命性爆发很可能是由于降雨量的改变，因为降雨可以使得食物增加，从而有利于身携病毒的啮齿类动物的生长。更为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杀人蜂迁移到以前被认为是太冷而不适宜于其生存的地方，可是越来越热的夏天和越来越暖的冬天已经明显地扩大了它们的生存范围。
有三种易确认的环境改变可能会对严重病毒的传播和未来进化有影响：全球变暖的多种冲击，臭氧层的破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紫外线辐射的更强的穿透力，还有无意间创造的新品种的各种微生物能够混合其中的污染原生液。
对全球变暖的未来趋势进行透视是一项不精确的科学，虽然已经做出了对可能的温度上升的众多不同的估计；但是，即使是温度小小的提升也可能对地区温度和降雨模式有较大的影响。而这些又反过来可能导致携带病菌的动物迁徙到新的领地，从而像黄热病这样的热带疾病就会侵入以前气候温和的地区。紫外线辐射的增强也会直接增加黑素瘤和白内障之类的疾病，但是对抑制人类免疫系统的直接影响甚少。最终，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从污水到化学药品，日益混入河水、海湾、小溪和沿江口岸，难以预料的微生物会迅速在这些地方发生突变和重组。
建立生态安全
要为下个千年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需要恢复能够阐释生态安全的四个平衡。而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平衡工程确实需要人们在安全概念、研究、资金以及政策方面转变观念。在此，只能提出一些着手恢复（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平衡的初步建议。
微生物安全的重建任务可以向前推进为两个层次。首先，在直接应对新的和复发疾病带来的威胁时，安全政策问题及相关资金问题方面应得到重大改变。当美国公共健康基础结构在不断地被缩减而不是扩大的时候，这在一个意识匮乏的年代里是不容易达到的。第二，越来越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的变化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在世界范围内它已经成为动摇人类－微生物关系的重大因素。
人类为应付可能爆发的严重疾病而战战兢兢地向前探索着。咨询委员会已在美国会面，在信息收集方面做出了些表面的改变。但是，没有任何新的有意义的政策和资金落实到位，以应付这些即将来临的威胁。至少，一个现实的微生物安全政策应该包括一个强有力的监测和报告网络系统来评价新出现的和复发的疾病所带来的威胁将有多大。然而，现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反应能力是不够的，必须予以加强，而且我们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努力来监测和应对可能致命的微生物。面对严重疾病的死亡和损伤，应像面临沙场的遭遇战一样，被视为对国家和人类安全的威胁，但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公共部门正在缩减的时代，增加财力投入到传染病的监测和治疗上是至关重要的。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只要放弃制造哪怕一架隐形轰炸机，那么人类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就会得到大大改善。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四个生态平衡只有将安全政策建立在对进化关系更好的理解基础之上才能得到恢复和维护。而这可能需要一个社会文化的基因工程，即人类行为和价值观的改变对动摇这些重要关系所带来的后果的分析。但是要完成这样的转变远比使用新品种的抗生素或其他技术方法作为权宜之计要困难得多；这大多是因为这样一个基因工程将需要一种对改变人的价值观和行为的客观分析，这种分析在这样一个放纵自由的世界里是会受到重重阻碍的。
未来全球计划的Harrison项目
1996年4月
http:www.bsos.umd.edu/barrison/papers/paper13.html
生态安全的困境
Robyn Eckersley
最近以来，人们对重新定义安全的概念，并将其扩展到非军事性威胁上的兴趣日益浓厚。在过去十年内，公众关注环境恶化的意识得到不断加强，并且随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原料的泄漏、海湾战争中油井的燃烧、全球气候的变暖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而进一步强化。因此，环境问题在日益扩大的安全问题议程表上理所当然地被提了出来，并占有了一席之地。诚然，随着人们对冷战的淡化以及对全球生态间相互联系的认识的逐步深入，不仅使得“和平受益”，而且使得“生态受益”也渐将成为全球范围内超越国籍、宗教、种族和阶级差别的一种共识。本章就以前一章所介绍的围绕着广义的可持续发展的争论为基础，对定义尚存异议的生态安全的概念进行介绍和批判性的探讨。
“安全”一词，追根溯源，源于人们对平安的深切渴望。问题是：平安从何而来？平安用于何处？传统观念中，国家安全的概念被理解为一个主权国家为了维护国土范围内的公民权益和捍卫国家利益免受现实的或假想的威胁侵犯而组成的一系列要素。那么，环境问题（例如全球气候变暖、森林砍伐、物种绝灭、污染等）是否要被列入对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范畴呢？换言之，我们是否要将环境问题理解成对国家管理体制以及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保家卫国”概念的一个挑战，从而倡导发展对环境有利的经济、外交、管理的新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将安全的基点定位于国家、个人还是生物群落上。毕竟，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并非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并且个人的或人类社区的安全与土著栖息地或野生物种（尤其指不具有商业价值的动植物）之间的安全并非总是相互关联的。例如，从最近发生的围绕法国在太平洋上进行核试验的冲突来看，以“倡导全球生态安全”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就有可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此外，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们对安全和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据推断该联系至少有四种。
首先，生态安全概念的倡导者们往往会强调“自然资源战”的可能性增长。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人口日益拥挤、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资源日渐匮乏的星球上。对越来越稀少的自然资源（例如像石油、木材、土壤，特别是淡水资源）的竞争和争夺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武装冲突。海湾战争被普遍认为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一个集中体现，而中东地区则具有将来因有限的水资源而引发冲突的可能性。
其次，倡导者们指出，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健康和安全造成的直接威胁”会等同于有组织的国际性暴力。然而，类似于武装部队的入侵，我们现在必须面对沙漠和污染的“入侵”、海平面的升高、紫外线辐射的增强，以及以疟疾霍乱为代表的诸多危险因素，而这并不亚于生物武器战带来的热带疾病。
再次，因资源战争以及对健康和生存产生直接影响的生态危机，导致了“生态难民”的大规模迁徙，从而引起一系列问题。事实上，大部分战争难民与其说是在躲避军事冲突本身，倒不如说是为了逃离极度恶化的生态环境或枯竭的自然资源。撒哈拉沙漠和非洲之角的边缘，数百万难民穿越国境以逃避由于过度放牧和干旱引起的饥荒。另外，海平面升高甚至会比沙漠化带来更多的大规模迁徙。但是，频繁的难民迁徙对本身即处在资源短缺中的其他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压力。
最后，“军事行动产生的生态摧毁力量”本身也逐渐被认为是对生态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军事演练，军火制造、库存、销毁，尤其是武装冲突（核战争、化学和生物战）本身便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美国军方Agent Orange在越南战争中摧毁森林和粮田，以及在海湾战争中引燃油井，均是一个国家实体蓄意破坏生态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例子。更广而言之，一个国家对军事威胁的防范和维持传统国防力量的巨大开支可能会纵容而不是阻碍破坏环境的行为，从而导致整个资源分配系统的扭曲，并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国界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结。
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相比，生态安全的观点在国际环境与发展的讨论中未能受到国际上应该给予的更多关注而得到相当的支持或成功。尽管如此，它仍拥有颇具影响力的倡导者，包括Gro Harlem Brundtland（影响深远的Brundtland报告的主席），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前秘书长Boutros Boutros Ghali，还包括重要的知名学者Norman Myers（1993），他被认为是最早发展并推广该概念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且与包括五角大楼和北约组织的官员们在内的安全问题专家们进行讨论和讲座。他的专著《终极安全》（针对地区资源战和全球生态威胁）对广泛的案例进行了分析，概括性地指出了环境的恶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结果。
当然，将环境问题表述为安全威胁有很多政治因素在内。Myers以及其推崇者常常颇具巧妙的使用安全事务的术语来阐述环境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将环境威胁表述为一个“高层”而不是“低层”的政治事务，从而吸引政治领导者、军事部门及联合国官员的关注。
然而，许多人对采用环境安全这一概念仍存有怀疑。反对者们指出，生态安全的概念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会阻碍寻求一个生态可持续的世界新秩序的过程。反对意见指出，该概念不会使国家的、军事的和全球的政治管理朝着有利于生态的方向发展；恰恰相反，它可能会激化民族主义和鼓励国家通过立法以军事手段来对抗环境威胁。
例如，一些反对者提出，军方参与“环境”保护有可能使重要的政治决策者们与保守的社会名流阶层结为联盟。后者往往更热衷于保护“军事－工业联合体”，而这常常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却不是问题应有的解决方法。Deudney（1990）在其具有影响力的文章里指出，军事威胁和环境威胁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因此应由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军事威胁往往是间断性的、特定性的以及有目的性的，类似一个“我们对他们”的竞赛。与之相反，环境威胁往往是扩散性的、跨国境的、无意识的、长效性的和影响广泛的（打击的是“我们自身”，而不是“其他”），而其得到解决往往使各方共同获益。而且，采用短期的、高科技的、军事的行动极少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比如，围绕实现公平国际贸易和信贷规则的谈判将比军方的介入更能有效地解决对资源的利用问题。当我们回顾和平谈判的框架时往往会意识到，短期的暴力行动并不可能触及到导致环境和发展冲突的根源的社会机制问题（包括权力的组织结构、决策当局和政治意图）。
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军事力量本身在沙文主义思潮的滋生助长下豁免于严格的环保条例而不受一定的约束，这已经成为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例如，美国洛基山脉军库三十多年来化学物质排放不受限制，成为美国国防部所辖的最大的、最严重的污染地，被称之为——“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一平方英里”（Funke，1994）。生态安全概念的反对者们指出，一旦军方被认为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时，裁军将成为全球生态一体化最紧迫和最重要的步骤（Finger，1994）。最后，以至于批评家们指出，如果未来缺乏生态意义上的重复性经济建设而指望从裁军得到生态上的保护效益是不太可靠的；然而这样的改革（伴随着其他相应改变）需要以国家财政开支向环境保护的相对倾斜为前提（Gleditsch，1994）。与之同时，随着关于环境安全概念的学术讨论的升级，许多国家的国防部门已经认识到与环境安全的联系和相关争论，开始采取些许有益于环境的措施，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军方的过失”，而且为了发展中的战略性环境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生态安全概念的倡导者对以上的批评观点亦表示赞同。然而与Deudney等反对者相反，他们承认生态安全概念潜在的负面影响，但指出：“将多种多样的非军事性威胁与安全的基调相联系，可能会成为国家民主化的一种政治策略，通过扩大‘安全’的范畴，使与安全相关的财政拨款不再仅受专门的国家军事机关的支配”（Dalby，1994）。这一策略的转变将使全球生态一体化管理的实现变得更有可能，使军事开支（至少部分的开支）“转变”为用于维护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事业上，从而将军事行动导向环境研究、数据收集、监测变化、技术革新和转移，以及生态重建等。从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角度来看，生态安全有可能取代或者容纳当前有关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争论，成为一个新的凌驾于以非军事化的方式引导环境问题的合作与管理上的术语（Boulding，1991）。
在有关军事力量就逐渐扩大的安全事务网络中的作用的讨论里，赞同或反对的观点常常是不一致的，源于各方对安全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其出发点的不同。比如，许多人在记录和调查军事力量对生态造成的多种危害时，就避免提及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亦即在促进国家和国际环境保护的责任里军方是否担负有“任何”合法合理的义务。Deudney的批评意见仅是反对将环境恶化和“国家”安全的概念联系起来，并没有涉及到有关国际安全的主张。于是，所余的问题在于：由联合国主持的“绿色军事”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是否可能具有合法合理的责任呢？的确，许多人提议一支由联合国环境安全理事会主管的“绿盔”部队可能在国际性的生态危机（例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Exxon石油在Valdez倾泻）爆发时扮演重要角色。毕竟，联合国赋予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在于“维持和平与安全”（条例24（1）。Koskenniemi（1995）引述道，联合国安理会在1992年认识到：“……在经济、社会、人权和生态领域中非军事性的不稳定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发表于1992年1月31日的安理会主席声明S/23500）。如果并不是所有的“威胁”都将导致“危机”的观点为大众所接受的话，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在多大程度上将成为（以Koskenniemi的话来说）“不仅是警察，而且是主导国际新秩序的牧师”呢（Koskenniemi，1995）？牧师的（而非警察的）工作意味着非军事的和象征着公平合理的、具有媒介性和战略性的特点。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避免将军事与环境两者的概念和策略混为一谈。然而反对军事力量参与环境改革的人，首先应澄清以下问题：将以“生态”为标榜的安全的概念在政治上是否确有益处？作为全球环境一体化管理的主导概念，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什么？因此，争论将会持续。如果生态安全的概念能和民族主义及军事力量分别开来，该概念或许能使激进的环境主义者们至少留有希望。
关键问题
环境问题迫使我们通过什么途径思考“共同安全”并且寻求外交和国际合作的新形式？将关于生态和安全的考虑联系起来的优点是什么？生态安全概念面临的主要反对意见是什么？反对意见所指出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吗？关于生态安全的思路对国家安全体制和反恐怖主义政策是挑战还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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