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前景

  我们预计,如果人类的行为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那么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将发生重大变化。到那时,将有大量物种已经灭绝,现存的热带森林将会大大地被缩减并碎分化;而温带森林和一些热带森林将得以保持或面积有所增加,不过热带森林的生物资源将被耗尽;海洋生态系统将会与现在迥然不同,很少会有大型海洋捕食者出现,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淡水生物多样性都将被严重地削弱。诚然,这些变化本身还不至威胁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

  到2050年,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能指望从生物多样性那里得到什么物质和服务呢?首先,假定联合国对2050年世界人口的中值估计能够成立,也就是说那时地球上将大约有90亿人——比现在的人口多出一半;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组的一揽子计划表明:到那时,地球表面平均温度比现在高出1℃到2℃,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将高出100~200parts/106单位;而且,也许最重要但还很模糊的问题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下定决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这样下去,未来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未来。在这个未来当中,影响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最直接因素——栖息地的变化、野生资源的利用以及引进物种——将继续发挥最大的影响,尽管它们相对的重要性随着地区和生态群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必将继续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具体表现为野生物种种群数量及其栖息地面积的减少。

灭绝速度
  对物种灭绝的关注可能是衡量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切实的方法。我们对热带生物区系(它包括了大量现有物种)知识的不确定性,在记录物种灭绝时存在的困难,以及我们想到要把物种从灭绝边缘拯救回来时所具有的能力都使我们难以对现有的全球物种灭绝速度进行评估,更不要说去估计未来的灭绝速度了。不过,鸟类国际(BirdLife International)对鸟类的灭绝危险进行了一次评估——使用了IUCN的标准,即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这次评估的结论(有许多具体条件的说明)是:从现在起到2050年,可能会有350种鸟类(占现有鸟类的3.5%)灭绝。尽管有关的数据还不完整,但是有证据表明,其它种类的动物——比如哺乳动物和淡水鱼类,其濒临灭绝危险的比例比鸟类还要高。

  如同我们难以估计未来的物种灭绝速度一样,我们同样也难以由现有的栖息地变化速度去推断未来的栖息地变化情况,即使我们掌握了现有的栖息地情况也难以推断。不过,有些基本的方法还是清楚的。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达到并超过极限,陆地生态系统将承担起为不断增加的大量人口提供大部分食物、衣服和住房。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负担将落在处于热带的发展中国家身上,而这里是地球上陆地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陆地
  农业生产的增长大多出自高强度的生产方式。然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注意到,即使根据对提高产量的理性的乐观估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至少还需要增加1.2亿公顷的农业用地。在一个整体效率不高的世界里,实际转换为农业用地的土地要比这多得多。历史的先例和现有土地的可用性意味着几乎所有新增加的耕地都将出现在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地区。有一半以上适合耕种的土地位于这些地区的仅七个国家:安哥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民主刚果和苏丹。其中有五个国家属于世界上25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中;其余两个(安哥拉和苏丹)也都是生物多样性很丰富的国家。大规模的土地转换将在这些国家或多数国家里继续进行,而这样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与其所带来的利益相比实在是太大了。

  这里和其他地方的将要变成耕地的很多土地现在都是热带森林。尽管将来消失的速度可能会比现在慢,但是这些森林的片断化和丧失在未来还将持续下去。到2050年,亚马逊和扎伊尔盆地广阔无垠、连绵不断的森林地区将不复存在,这将会给地区和全球的气候带来未知的(已有过激烈争论)影响。在不远的将来,其他一些处于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和菲律宾等,仍将面临着很大的森林退化压力。这些国家拥有很多地方性的、依赖森林生存的物种,它们往往只有很小的分布范围。这些地方的森林如果消失也将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特别显著的影响。

热带地区仍然会有相当部分被森林覆盖着,许多这样的地方是人类难以到达的或是十分陡峭的、不适合开荒的坡地,还有些属于保护区的范围。在这些地区以外,一些地方的森林覆盖面积也会增加,正如目前北半球温带森林的情况一样。城市化发展将导致人们放弃城市边缘的耕地,从而使得这些地方能够恢复到一个更为自然的状态。然而,失去控制而频繁的火灾意味着许多地区被放弃的土地将继续发生退化。另外,几乎所有热带地区的荒野都将在数量上和动物种类的多样性上受到削弱,这要归咎于人类对野味的持续的过度开发。尽管在一些地方,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取得了成功,但大范围的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是难以预料,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这就意味着:许多物种的种群数量恢复将大部分或全部在重点管理的保护区内实现。

地处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将继续遭受越来越快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但是温带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变化会很小。尽管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分布状况和相对丰富度发生改变,但是温带的森林覆盖率将继续上升或者至少保持不变,同时,许多森林物种将会得以很好地繁衍。最近发生的主要与耕地有关的大量野生物种的数量减少的情况或许不会继续,而这要取决于目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更加环保”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否具有显著的长期效果。

水生生态系统
  我们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最直接、最深入的影响方式就是捕渔活动。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世界的海洋生态系统将会与现在大不相同。大型物种,特别是位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将会变得极为稀少,有些甚至会完全灭绝。那种认为海洋生物的生存能力特别强的旧观念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谎言。海洋生态系统、特别是沿海生态系统也将继续面临着许多其他方面的压力,包括陆地流失造成的淤积和富营养化问题、沿海开发问题、将海洋用于水产养殖的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等。海洋的缺氧面积将会增加;多数珊瑚礁将会严重退化;但是有些适应能力强的物种可能会从气候变暖中受益,甚至可能会扩大其分布的范围。

  我们已经得到的信息显示:在过去30年里,从整体看淡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要快于陆地或海洋生物多样性。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不断增长的对淡水资源的需求,意味着这种不均衡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局面将持续下去。污染、淤积、开凿运河、水的抽取、大坝建设、过度捕捞以及引入外来物种等问题都对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负有责任,在不同地区各种问题的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那些处于人口密集的热带地区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以及干旱地区的淡水生物多样性受这些问题的影响最大,而在其他地方开展的大规模水利工程项目也会对这些地方的生物多样性造成灾难性破坏。尽管发达国家的许多内陆水系统的水质可能会保持或提高,但是其他因素,比如引进的物种将继续对多数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

问题有多严重?
  
在评估环境变化的重要性时,我们必须区分大规模退化和本质上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前者是诸如一个多产的森林覆盖的山坡变成了岩石地带,后者是指特有的野生生物种群或物种的消失,或者物种丰富的多样性生态系统被不够多样的且往往是集中管理的非原生物种的生态系统所取代。前者当然会给人类的生活造成直接的破坏性后果,但要判断后者带来的影响就困难得多。实际上,生态学家和保护主义者已经在努力试图说明“未损伤的”野生生态系统已经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利益高于大规模的人工的生态系统。由于最直接的利益,导致了适得其反的后果:因为这种错误的逻辑,我们才会把15亿公顷的土地变成高产的、人工管理的和生物多样性水平较低的农业生态系统。即使考虑到间接的生态效益,比如碳的吸收、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等,这种受控的、总体生物多样性较低的系统在这方面的功能也比较欠缺。更多的效益被展示出来的自然生态系统,往往是边缘化的和地方性的。

  物种的灭绝更能揭示所存在的问题。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4万到5万年以前开始,人类已经导致了世界上许多地方所有或多数大型的陆生动物物种的灭绝。尽管这些物种只占所有物种总数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们无疑发挥着很重要的生态作用。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一些地方(北美和南美、澳大利亚以及所有大洋洲岛屿)存在的“自然”系统完全如我们所想象的,至今还在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和超越我们所能够度量的时间范围内发挥着作用。在新西兰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原来的至少38种不会飞的鸟在几个世纪里已经减少到9种,而这9种里的大部分还濒临灭绝。在这里,正如David Steadman最近所说,“生物多样性的危机基本过去了,人类胜利了:原生植物和动物输了。”尽管从一个生态功能的角度看,新西兰几乎没有显示出遭受最后危机的迹象,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阻止我们认为:今天在新西兰发生的情况或多或少地也同样会在未来的整个世界重演。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继续无休止地操纵或滥用生物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界限或范围可能导致难以预测的但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不过,这些后果表面上可能会由其它因素造成,比如气候的骤然变化,而生态系统可能已经在这种变化中起了作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E-mail:martin.jenkins@unepwcmc.org
Courtesy:Science

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代价:在与社会、经济和科研相结合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Branlio F. de Souza Disa

  如果我们致力于保全世界上现有的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每个人和全社会做出的选择。这一选择是基于如何区分价值和供选择的可行性判断之上的。破坏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价值判断的结果,这种判断是在区分什么是自然和什么是生活期望的框架中进行的。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正在丧失和变化,人们从生物多样性利用和保护中得到的利益和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所花费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基于这些认识,《生物多样性公约》产生了。公约所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将生物多样性如何与社会和经济相结合。财富和生物多样性在地球上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因此,我们需要高效的国际合作来消除或减少这些有限资源的分布不均而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国际合作,这种合作是在不同的管理者之间建立新的真正的互惠合作。

  直到最近,把保护生物多样性看作是人类应有的观点,仍被视为是取悦大众的一种手段,同时,虽然保护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多地与科研和商业联系在一起,但这却不能激发所有者的责任感,不能使之有效地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当中。随着各地生物多样性的日渐丧失,“公益”的观点便难以掩饰其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生物多样性公约》因此而致力于改变这种“公益”观点,用更可取的观点和方法来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即让当地社区和政府认识到:他们拥有对生物多样性的所有权以及他们可以一种公平的方式行使其对所拥有的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全部使用-收益权。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出现和目前世界上对生物多样性的广泛关注,首先应归功于科学家们的努力。他们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与危机,即便这种了解仍然不够。可是,很少有科学家愿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融入到社会中而做出自身的努力。他们认为自己只会解决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而不会带来问题,生物多样性问题是由政府、当地社区和私人企业引起的,其中并不包括科学家本身。其实不然,如果科学界仍不改变其旧观念,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实施的新方案将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作为一种框架性的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迄今为止,公约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成功:1)业已变成了全球性公约(已被188个国家和地区所批准);2)结合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相关讨论;3)罗列了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订立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工作纲领;4)制定了关于国际间“转基因生物”交流的国际生物安全协议;5)制定了一个与粮农有关的遗传资源国际条约;6)确立了2010年的全球统一目标。可是,公约在如下方面却也显得无所作为:1)制定有关使用和利益共享的统一规则;2)建立健全法律机制,保护传统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3)增强国际合作;4)加强科学地评估生物多样性的准确性;5)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

  巴西在管理利用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和分享生物多样性的利益方面富有经验。这些经验显示了在实施新方案中遇到的困难和消除旧观念中遇到的阻力,这些阻力来自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其中也包括科学界。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正处在改变旧观念、实施新方案的转变时期;在此期间,我们会遇到困难,受到约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要用足够的耐心来克服困难接受挑战。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也需要在此期间不断去学习,因为解决保护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办法不会一开始就会很完善。在这段时间里遇到的困难越大、约束越多,我们就会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利益相关者们从中受到的启发就会越多。但是,我们还应该明白,在这一过渡时期的末期,科学不会继续维持旧观念,而是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如知识产权对科学的影响那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科学,就没有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希望,也无法分享生物多样性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好处。

Branlio F.de Souza Dias 是巴西利亚大学生态学副教授,巴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员与环境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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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23期 2004年3月 返回本期目录返回上页 返回IUCN通讯主页返回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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