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红色名录出现新趋势
Craig Hilton-Taylor
《2000 IUCN红色名录》的确令读者感到沮丧，因为它告诉我们全球物种的灭绝危机跟我们想象的一样严重，甚至更糟。
但也有令人高兴的一面，红色名录本身也开始出现飞跃。它正在向人们证明其吸引国内外各方关注濒危物种困境的能力。经过全世界众多组织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它作为一个权威的、使用方便的信息来源，终于赢得了地区、国家和世界范围的政策制定者们的尊敬。
它的成功在于它绝不只是一个权威的参考书，还在于它已成为一个活的体系，用于监测针对固定的基础数据而言物种减少的趋势。
寻找捷径
如果我们想知道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真实前景，2000红色名录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点点线索。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在红色名录中唯一得到充分评估的生物群体即哺乳动物和鸟类未必是最好的指示种。
此外，得到最多评估的陆地生态系统也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作为生物圈中更大部分的海洋的情况。一般认为地球上有13,000,000-14,000,000种物种，如果把地球当成一只巨大的水桶，2000年红色名录中所列出的18,000个分类单元只不过是这只桶中的一滴水而已。
物种灭绝危机需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我们不能等到完全了解了地球上所有物种的现状以后 才开始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们需要一条捷径，应该在方法上更加策略一些，选择能够代表整个生态系统的物种来进行评估（见框）。
提高科学性
由于《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分类标准》的修订，现在的IUCN红色名录比以往各版本更加精确，更有科学依据。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人们是否正确使用了该标准呢？红色名录计划以科学界的审核过程作为模式，为IUCN红色名录中的所有分类群都设立了“红色名录权威机构”。大多数权威机构是负责一个物种、一组物种或一个地理区域的SSC专家工作组。唯一例外的是，他们将鸟类国际组织指定为鸟类的红色名录权威机构。
只有经过一个红色名录权威组织的评估之后，对新物种的评估才能加进IUCN红色名录中。名录中的所有物种必须至少每10年重新评估一次。还应该执行对名录置疑和重新考查的申请程序。
另外，我们还采用了文件标准，以帮助科学家进行分析，并增加列表的可信度和透明度。到2004年，名录中的所有物种都必须符合该标准。文件编制由物种信息服务机构进行管理（见框，第54页）。
所有这些工作的目标就是科学的可信度，而这也是IUCN在其所有主要工作中始终注意的一点。重要的是红色名录计划必须继续遵循IUCN的标准，也许还会对有关标准的设立起到引导作用。
Craig Hilton-Taylor是IUCN物种计划下红色名录的项目官员
译自Would
Conservation 2001年第3期p.27
生物多样性的指示种
Sue Mainka
为确定哪些物种能够说明生物多样性的整体状况，SSC在红色名录和物种信息服务机构工作的基础上，正与全世界的专家们共同商讨如何确立生物多样性的指示种（见第54页）。这些指标包括：
(1) 生物多样性现状（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危险程度）；
(2) 生物多样性知识（足以确定红色名录现状的物种信息）；
(3) 生物多样性趋势（物种数量是在下降、增加还是稳定）。
远大目标
SSC已经开始挑选高级分类组作为优先评估的对象，并给自己设定了一些远大的目标：不迟于2002年完成对两栖动物的挑选（大约8000个物种），不迟于2005年完成对淡水鱼类的挑选（大约10,000个物种），不迟于2004年完成对鲨类、魟鳐目和银鲛科的挑选，不迟于2004年完成对淡水软体动物的挑选（大约5000个物种）。然后是植物、无脊椎动物和海洋生物。
如果一切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进展，那么不迟于2005年我们就可以开始拼出一幅描绘地球生物多样性未来的图画。
Sue Mainka是IUCN物种计划的负责人
译自Would Conservation
2001年第3期
地区性发展
大多数物种评估的空缺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不受重视的地方，需要优先考虑这些地方来提高红色名录项目的涉及面。SSC专家组涉及来自177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IUCN的大约1000名工作人员分布在其42个地区和国家的办公室，为地区性发展提供设施和专业技术。
随着各个国家开始努力用红色名录程序来评估他们的生物多样性状况，世界所有地区都在增 加对培训的需求。SSC工作人员已经，和正在规划，在世界各地举行研讨会，培训如何在国家和地区水平应用红色名录标准。
南亚和东南亚：促进行动
Vidhisha Samarasekara
拥有重点物种名录的亚洲国家数量在迅速增加，绝大多数重点物种是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来确定的，并且都通过立法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
随着孟加拉、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和尼泊尔《红皮书》的出版，红色名录进程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势头越发强劲。这些红皮书指定了一些重点物种，但数量不多。而且还有很多严格
的限制正阻碍着亚洲的名录进程，尤其是国家和制度上缺乏承担红色名录活动的能力，缺乏使用IUCN红色名录标准和数据收集的培训，而最重要的是严重缺乏完成此项工作的资金。
IUCN斯里兰卡办事处已经发行了《1999濒危动植物名录》。该名录的完成本身就是一项重要成果，因为它是一个由来自各政府部门、大学、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和IUCN工作人员广泛参与和协商的产物。
自该名录出版以来，IUCN斯里兰卡办事处就开始与IUCN地区生物多样性计划合作，确定继续开展红色名录活动的时机。作为活动的第一步，他们正在商讨建立一个国家红色名录顾问组
（NRLAG）以及制定国家物种保护战略。
同样，菲律宾也在红色名录进程中取得了进展，并于1997年完成了《菲律宾红皮书》。濒危物种名录不仅用于指导保护计划的制定，还可以不断巩固生物多样性政策和提供政策执行的工具。例如，《菲律宾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作为该国生物多样性方面最全面的一本出版物，还把菲律宾濒危动植物名录作为它的一本指南手册和参考书目。
这些红色名录不仅仅证明了它们自身的价值，而且还被用于促进斯里兰卡物种保护战略及恢复计划的制定。我们可以用它们来评估保护区系统的充足性，根据其提供的物种信息确定是否需要建立新的保护区。此外，红色名录也可以成为生物指示种产生的基础，孟加拉国的Sunderbans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Vidhisha Samarasekara博士是IUCN地区生物多样性计划
亚洲方面的高级计划官员
译自Would Conservation
2001年第3期p.30
红色名录培训：来自越南的经验
Phil McGowan
越南接受了《红皮书》的概念，于1992年第一次出版了《动物红皮书》（其中包含365种动物物种），两年后又出版了《植物红皮书》（包含365种植物物种）。自此，这两本书就成为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用工具，尤其是在提高人们对濒危物种困境的意识方面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
国家自然科技中心（NCNST）和科技与环境部（MoSTE）已经开始依据《IUCN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修订版）》对以上手册进行修订了。
在越南北部召开的一次红色名录研讨会上，对来自科研机构、大学和博物馆的70名高级科学家进行了培训。在使用红色名录等级和分类标准方面，以及在国家和各地区的应用指南方面所涉及的内容涵盖了整个分类范围，从菌类到无脊椎动物，从鸟类到哺乳动物。会议还制订了一个《越南红皮书》修订的时间表，这项工作由MoSTE领头，并获得NCNST和其他机构的支持。
会议期间，红色名录标准被用于很多越南物种，涵盖了广泛的分类范围，包括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越南雉。
通过小组工作，尤其是以越南同事为首并结合其他参与者测试的方式，使大家对红色名录所包含原则的理解得到显著的提高。
Phil McGowan是英国世界雉协会的保护理事
译自Would
Conservation 2001年第3期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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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所有人都能获取的物种信息 SSC拥有由7000余名专家志愿者构成的网络，它代表着全世界物种科学与管理专业知识最完整的资料来源。但是，这些知识是零碎的，而且很难通过该网络获取和共享。 |
SIS系统的设计已接近尾声，该系统软件的开发也已列入日程。如欲了解更多的SIS的内容，
请访问http://www.iucn.org/themes/ssc/programs/sisindex.htm
译自Would
Conservation 2001年第3期p.30
世界物种红色名录的制订对IUCN的志愿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数以千计的科研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掌握了关于濒危物种的基本状况，这是对自然保护工作的独特贡献。人们很难相信，50年前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的了解那些我们熟悉的物种（如大象、阿拉伯羚羊、蜻蜓、豺狗和兰花等）的全球状况。制订红色名录的志愿者们不为任何个人利益走到一起，多年来
他们出版了一系列参考文献，为制定政策奠定了坚实的信息和知识基础。
但是，与全世界关注于物种生存的更广泛的威胁（如气候变化、整个地球生命系统遭到侵蚀或臭氧层的破坏）相比，我们今天对单个物种的关注是不是似乎已经过时或变得更次要了呢？
其实正好相反，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了。
联 系
我们应该把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物种健康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上来，但以往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而科学家们却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他们知道，两栖动
物的减少就意味着昆虫数量的增加，而许多种类的昆虫都会对农业收成和人类健康构成威胁。他们认识到，砍伐森林不仅仅意味着商店中家具的短缺，还会使无数依赖除木材以外其它森林产品生存的人们无法继续按照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下去。他们知道如果非洲大象的数量超过了栖息地所能承受的限度，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同物种保护问题一样棘手。因为动物是一个复杂体系中的一部分，而这一体系正是热带大草原及其生物群落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正是在这方面IUCN的专业人员及其更大范围的家庭成员能够为物种生存委员会补充志愿者。通过国家和地方水平的保护区网络、法律委员会、野外办事处、成员组织和科技顾问，我们可以告诉决策者、规划者和普通大众：我们除了那些可以刊登在《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的明星物种之外，还多么需要那些不起眼的物种。
坏消息的陷阱
在当今媒体统治的世界，坏消息控制着人类的思想，人们就像不知往哪里跑的小鹿一样不知所措。世界末日环境论者也没有为人类指点迷津。
多年来，IUCN与物种计划和SSC共同创立了一个日益专业化的平台，用以处理和产生红色名录中的信息。而随着IUCN与SSC商定与其他组织之间建立更广泛的合作关系，将红色名录传统带进了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时代，从而使这种专业化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这样，他们就可以以更好的形式处理信息，既可以增加覆盖率，又可以增强综合性。
信息≠交流
现在我们需要更积极地思考一下应该如何授权各社团处理我们所提供的信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通过交流来告诉人们，生物多样性对促进决策过程有多重要。这种努力的内容之一是更清晰地描绘出生物多样性与全球环境现象（如气候变化和水危机）之间的联系。
如果说我们从IUCN半个世纪的保护工作中学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威胁着我们生活质量的根基。即使我们立即开始行动，整个世界也已经注定要失去很多动植物物种，反过来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生存服务的能力也将减弱。红色名录为IUCN大家庭的所有成员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工具，帮助我们在与政府和资助者接洽时提高人们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意识，帮助我们吸收新的成员，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Achim Steiner是IUCN的总裁
如欲了解红色名录计划的更多信息，
请查阅http://www.iucn.org/themes/ssc/red-lists.htm
译自Would
Conservation 2001年第3期p.31
| IUCN通讯总第15-16期 | 2002年3月25日 | 返回本期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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