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关注受威胁物种
IUCN红色名录
生物多样性的生命线
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生命种类的多样化。这种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食物、药物、赏心悦目的自然风景，是我们创造力的源泉。保护这种多样性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
每一种存活下来的植物和动物，无论它是多么微弱或处于灭绝的边缘，它至少为未来保存着希望。保护行动就是要实现这种希望。而对物种灭绝风险的清醒认识是保护工作取得成功的前提。
这正是《IUCN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为我们展示和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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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响警钟
Craig Hilton-Tailor
对很多人而言，地球上的生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种类的丰富多彩。黑暗海水中鲜艳夺目的珊瑚，以真菌为食的蚂蚁，通过放电来捕食的鱼类……各种造物的奇迹，令人兴奋，给人愉悦，让人迷惑，并给予我们灵感。
然而，地球上生命的多姿多彩正在逐渐褪色。当越来越多的物种被人类以高于自然界正常情形好多倍的速度推向灭绝边缘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危险绝不仅仅是美学上的缺失。人类的生存与生物资源的丰富是息息相关的，而物种的灭绝将对人类的生存产生永久性的危害。当关键的动植物栖息地被推土机推平，或被分割以及发生退化，当生态系统由于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其他人类直接影响而遭到破坏时，人类实际上正在用草率的开发利用和短期行为毁掉自己的未来。
一种无价的资源
一支由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SSC）的自然保护专家和具有献身精神的自然主义者组成的“真正的军队”正在观察和记录上面提及的这些人类活动对物种和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他们收集的信息是一种无价的资源。我们要想把它充分加以利用就必须进行信息的采集和分析，并且将结果传达给从决策者到普通公众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IUCN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的任务。
一个庞大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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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受威胁的动物的草图是Peter Scott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绘制的。当时的保护界主要集中于大型的哺乳动物和鸟类。Peter先生的美术作品使得IUCN通讯（即现在的《世界自然保护》）的第一期更加优美。 |
红色名录建立在SSC的庞大网络提供的信息基础上。这个网络是由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组成的。他们可能是政府官员、动植物园的雇员、野生动物研究人员或保护区的管理者，分别是植物、鸟类、哺乳动物、鱼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或无脊椎动物方面的专家。他们属于一个或者几个SSC的专家工作组，这些工作组共有110个，研究从大象到兰花、从鳄鱼到药用植物等的各个物种。
谁使用红色名录？
* 政府机构
* 野生生物机构
* 非政府组织
* 自然资源规划者
* 教育者
* 科学界
这些专家工作组召开研讨会；开展野外项目，筹措研究经费，出版用于保护关键物种的行动计划，向保护组织、政府机构和IUCN的成员提供科学的建议。他们是世界上重要的有关物种以及保护工作所需信息的来源。
这个红色名录无疑是关于全球动植物保护工作状况的最具有全面性和权威性的编目。
它还是一种收集信息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和严谨地根据物种的危程度对其进行划分。
总之，这个红色名录给我们大家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共同努力将有助于保护地球上现有的生物多样性。
raig
Hilton-Taylor是IUCN物种项目的红色名录官员
译自 World Conservation
2001年第3期
红色名录是保护行动的一种工具
Anna Knee
鉴于有那么多世界上的科学数据保存在文件或数据库中而未被利用，这个红色名录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我们如何才能保证采集的信息和有关的物种评估结果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呢？
首先，我们必须对红色名录的目的、过程，以及相关性和可行性有十分清晰的认识。
它的目的是什么？
红色名录旨在使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注意到自然保护问题的广泛性、严重性和紧迫性，并促使整个国际社会都参与到防止物种灭绝的行动中来。
其作用特别体现在：
* 识别并记录那些最需要保护的物种；
* 提供一个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指数，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基本状况，以此为基准监测物种的未来状况；
* 帮助在有关地区建立保护工作优先的机制并指导保护行动；
* 对与保护工作有关的国家、国际政策产生影响；
* 为国际协议提供信息，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
它是如何运作的？
简单地说，这个红色名录对有关物种的原始信息作出分析，进而对生物多样性状况进行评估。
它所涉及的范围有多大？
2000年的IUCN红色名录首次编辑了大约三万份的动植物评估报告，包括所有已知鸟类和哺乳动物。所列出的18000个物种和亚种的名录中，有11000种是受到威胁的。
从那里可以得到它？
人们可以通过有关网站得到这份红色名录，网址为：www.redlist.org，同时还有一张每年更新的光盘。另外还有一本手册，内有对2000年红色名录上的主要发现进行的分析。这本手册每四到五年更新一次。
Colonel的卡片档案是红色名录的光荣历史
红色名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保护运动的早期--1959年，SSC的主席Colonel
Leofric Boyle创立了一个关于濒危物种的卡片检索系统。
不久，Peter Scott爵士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无论是保护专家还是公众都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地球生物多样性的详尽而可靠的信息。比如，有哪些物种的数量在减少？减少的速度有多快？它们面临的威胁是什么？哪个物种应予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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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者：Peter Scott先生懂得有关物种的可靠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IUCN在1962年到1978年间出版了一系列红皮书，开始是关于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最后是一系列关于区域性和国家级的分类卷册。以上这些工作以及有关的物种行动计划都建立在IUCN的物种生存委员会成员所开展的工作基础上（时称“物种保护委员会”），Peter
Scott从1963年到1980年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1979年，SSC建立了一个数据单位，即物种保护监测机构（SCMU），负责编辑红皮书/红色名录和关于CITES所列物种的贸易数据，还要对受威胁植物委员会的运作进行指导。多年来，SCMU经历了一连串的机构调整。到了1999年，IUCN/SSC开始直接负责制定这个名录。
随着物种灭绝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到了80年代后期，IUCN的科学家们需要一个更加客观和有持续性的系统来评估物种所面临的威胁。于是，IUCN在一个为期五年的阶段里咨询了800多个SSC成员和更广泛的科学机构的意见，对红色名录及其标准进行了修改。
现在，IUCN红色名录在很多新的保护工作方向上都起到了导向作用--而有些连Peter爵士当初都想象不到。
John Burton,1975年以来同IUCN有多方面合作，
现正编辑关于红皮书的国际书目。
译自 World Conservation
2001年第3期
保护工作的路标
Georgina Mace
IUCN红色名录设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系统，用于根据物种在全球濒危的程度对其进行划分。
联盟最初的等级已经使用了3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保护生物学和生态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在到了对以往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的时候了（见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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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红色名录等级 |
在五年里（1989-1994）,IUCN咨询了超过800个SSC的成员和广泛的科学机构，从而在1994年制定并采用了更加精确和量化的等级和标准。
1996年，IUCN的成员们表示希望这一标准能够适用于一个更广泛的生物领域，特别是在海洋物种、长寿物种和着重管理的物种。他们要求IUCN/SSC确保在文件和信息管理以及科学的可信度上达到最高的标准。
1997-2000年的修订和总结最终形成了一个更为清晰和公开的、易操作的系统。它对被利用物种和种群数量减少问题的特别关注也提高了其作为物种灭绝风险的指示种所起的作用。
修改后的等级在2000年2月经IUCN理事会通过。进一步提高红色名录可信度的措施包括：建立红色名录的权威机构对有关议案进行评估，以及通过文件标准以供科学家们使用。
状况和影响
这个评估过程对保护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大量关于等级和 标准使用的科学文献。它使得IUCN和SSC站到了生物多样性分析以及制定地方性、国家级和区域性保护政策的最前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时机。
| IUCN红色名录等级文件的网址： http://www.iucn.org/themes/ssc/redlists/Rlcategories2000.html |
Georgina Mace是IUCN/SSC红色名录委员会的主席
伦敦动物协会动物研究所的科学部主任
红色名录现行的9个等级：
红色名录现在有9个等级：绝灭、野外绝灭、极危、濒危、易危、接近受危、尚无威胁、数 据缺乏和未予评估。划入受威胁等级（易危、濒危和极危）需要用该体系的核心内容5个系统的数量化标准的评估。这些是根据与绝灭危险有关的生物学因素，包括衰退率、种群大小、和分布区等。
译自
World Conservation 2001年第3期
合作：一个新时代
尝试新的想法
Ali Stattersfield
鸟类国际（BirdLife International）是IUCN红色名录上列出的鸟类权威机构。它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和秘书处，与IUCN/SSC专家工作组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还与一个由数千名专家组成的世界性网络和其它有关组织紧密合作。
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BirdLife已经出版了有关全球鸟类受威胁物种的信息，包括区域性的红皮书（非洲部分1985年，美洲部分1992年，亚洲部分2001年）和全球性红色名录（1988、1994和2000年）。这样一来，在所有物种当中，鸟类部分的记录是最先完成的。于是，BirdLife就能在把IUCN红色名录作为生物多样性趋势的指示种方面，率先进行尝试并发挥重要的作用。
BirdLife将其全球受威胁鸟类信息放到了互联网上，由一个动态数据库支持--该数据库就是世界鸟类数据库。这笔信息财富成为BirdLife工作的基础并为其指出了工作的重点。这一点在物种行动计划的发展和应用以及重要鸟类区域的识别和管理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
Ali Stattersfield是鸟类国际全球物种协调员
BirdLife网址：http://www.birdlife.net
对以往方法进行新的尝试
Bruce Stein
自然信息服务（NatureServe）作为一个新组织将在红色名录合作伙伴关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自然信息服务及其成员所开展的项目维持着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保存着西半球受威胁物种的生存条件和分布状况的有关信息。自然信息服务的工作机构为自然遗产网络起到了科学和技
术上的协调作用。它在美国各州、加拿大各省和大约12个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建立了75个独立的生物多样性等级项目。
这个组织实际上是25年前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所进行努力的一种新的形式。2001年初，有65个工作人员和有关软件及数据资产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转到了自然信息服务组织。这个新组织原来称为生物多样性信息联盟（ABI），最近为了拥有更多的受众和更好地反映其工作的范围将名称改为自然信息服务。
自然信息服务及其成员项目多年来致力于评估物种和生态群落的状况，并积累了大量关于北美脊椎动物、维束管植物以及一些无脊椎动物群体的全面的数据。他们还拥有关于拉丁美洲一些地区和物种的丰富数据。
自然信息服务作为IUCN红色名录合作伙伴，将调整全球两栖动物评估项目下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两栖动物的评估工作，同时还可能积极参与对该地区其它种类动植物的评估工作。
由于自然信息服务在北美地区的广泛工作基础，它很可能与SSC的专家工作组共同进行对该地区物种的评估工作。
Bruce A. Stein是自然信息服务组织项目副主席。
其网址为：http://www.natureserve.org（北美物种）和
http://www.infonature
（拉美物种）
有限的恢复力
David E. Guggenheim
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主流科学家相信人类的活动不会影响到海洋物种的生存。他们认为相对于海洋的难于接近性和各种鱼类极强的再生能力而言，人类的开发能力是很有限的，因而人们很难想象鱼类和其它海洋生物会面临灭绝的风险。
尽管技术的进步已经大大地提高了人类接触和捕获各种鱼类的能力，上述这种持续了近200年的观点仍旧主导着现代的科学领域。就象1999年Callum
M. Roberts和Julie P.Hawkins在《生态学和进化的趋势》一书中所认为的：
“我们认为过高估计海洋物种的再生能力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最近的一段时期中，可能已经有大量海洋物种灭绝了，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罢了，而且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会有更多的物种灭绝。”
通过与IUCN和物种生存委员会（SSC）的长期合作，海洋保护已经成为将海洋物种纳入红色名录的主要力量。我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要保证我们对全球海洋物种灭绝风险的发展趋势进行准确的评估，二是要找出影响这种趋势的因素及其对保护工作的启示。
作为SSC海洋工作网络的焦点，海洋保护协会（Ocean
Conservancy）同SSC的专家工作组及其它组织合作，努力将红色名录评估程序扩大到包括珊瑚鱼等的其它海洋物种上。
海洋保护协会已经主持了一个研讨会来确定工作重点并为SSC的海洋行动开展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以最近采用的SSC战略计划为基础的。该项目将作为扩大SSC海洋工作网络并寻求新的资金支持的基础。
David E. Guggenheim是海洋保护协会制订保护政策的副主席（该组织前身是海洋保护中心）
相关网址：http://www.oceanconservancy.org
译自 World
Conservation 2001年第3期
| IUCN通讯总第15-16期 | 2002年3月25日 | 返回本期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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