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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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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2期 |
2000年6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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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保护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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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自毙的怪物还是超树？生物技术工业的最新进展逐渐成为新闻热点，在科学家、环境学家以及公众中引起极大的关注。Rachel Asante-Owusu和Dagmar Timmer剖析了发展商业性转基因（GM）树种的内在含义。Alvin Toffler用“未来的震荡”来形容在那些先期而至的未来事物面前人们的困惑。从公众的反应来看，GM的革命是“未来的震荡”上演的第一幕。尽管生物技术还不很完善棗即使在粮食作物领域，很多难题仍未解决，但在非粮食领域它仍取得了巨大进展，包括为工业提供原材料的林业。 一些反GM运动的成员，采取毁坏AstraZeneca生物技术公司种植的全部GM林地，破坏运输木材的卡车、试验树木的枝条，以及剥去树皮的方式来响应公众对GM食品的公开抗议。AstraZeneca的总裁Tom McKillop把这些抗议者们称为“现代生活的新技术排拒者”，他们破坏了 “一个重要的环境利益计划”。他指责媒体充当了公众反GM舆论的联盟，毫无同情心可言。北卡罗利纳洲立大学的树木生物技术学家Ron Sederoff，也认为媒体鼓励了对GM技术的普遍不信任，他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技术本身并没有好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支持技术应用的途径。而且，这个观点适用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主要的技术发明。” 利润与风险并存 在过去的50多年中，种植商品植物的人，都在努力寻找增加商业种植品系中有利基因表达频次的方法，以增加树木和农作物的价值。通过辛勤的、旷日持久的技术工作，包括分离具有期望特性的植物，收集并检测它们的后代，终于杂交出高品质的个体。但问题是某些期望的特性在繁殖种群中并不存在。 转基因的方法为森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机，这在15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不幸的是, 为了支持生物技术的商业化而对潜在利润的大肆炒作，也使政府和企业把各种警告置之脑后。 外源基因的插入会对宿主原有基因组产生间接的影响，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大马哈鱼在被改造成速生品种的同时，肉质也变得发绿。大多时候，这些间接的影响立即就会被发现，但在有些例子中，外源基因使沉默基因的行为发生改变，沉默基因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激活。其中，特别应该给予关注的是与胁迫活化基因附带转变有关的风险，除非胁迫反应真正触发，否则这类影响无法预期。 更多的安全机制 树木和大多数的农作物不同，它们的生活周期比较长。这不仅增加了树木遭受胁迫压力的范围（极端温度，虫害，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使胁迫诱导的GM生物技术的副作用更难发现和对付。人造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都很大，这意味着国家和国际生物安全协议需要添加针对GM树木的安全机制。 1988年以来全世界共独立批准了116项GM树种的试验。数据分析显示自1995后试验次数和物种数量都急剧上升，颇具戏剧性的是，试验的性质有南北之分：在北美、欧共体试验的特色是由政府赞助，而在拉丁美洲，这些实验由学术界赞助。非洲和南亚的研究工作则是由私人资助的。 案例研究：降低影响的造纸生产 科学家们调研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对木质素的改造。密歇根技术大学（USA）的Vincent Chiang教授和一队科学家们一起，从事通过GM技术将树木木质素含量减少45%的工作。 木质素是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它造就了树木的强度，是树木防御系统的组成部分。木质素就像粘合剂把树木各部分结合在一起，木质素含量较少的树，在分解木纤维成纸浆的过程中，漂白剂和其它有毒试剂的用量也较少。这意味着造纸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降低了。如果使用木质素改造过的树木，大大降低了纸浆和纸张的生产成本。尤其使林业部门感兴趣的是，这些GM树表现出更快的生长速度，也更耐贫瘠。 “如果新树种将有助于减少木造纸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那真是太好了。”这个前景使Sederoff教授感到欣喜。考虑到木质素几乎减少一半的树木将更加脆弱，更易于被风刮倒，批评意见也随之而起。他们认为这类试验对有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的问题还未解决，例如，修饰树种有可能变为入侵性树种。在减少木质素的同时，也可能降低了树木的抗虫能力，这就需要追施杀虫剂。低木质素还加速了木材的腐烂，影响土壤结构和生物学，导致增加肥料的使用量。 基因污染、入侵和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现实风险固然不应低估，伴随开发GM树木对土地利用的强化，也会带来更多直接的问题（参见 10页的图文框）。也许生物技术为森林工业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它助长了不适当的人造林的发展。快期轮作的速生树种对土壤营养物质和水分需求的增长，会导致不可恢复的单位面积生产力的下降，诱导迁移性植物系统的建立，特别是在热带地区，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目前外来速生树种的繁衍已经构成问题。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甘蔗的兴盛和衰败，19世纪末甘蔗连续侵袭加勒比海，随之而来的是农田退化，农民贫困。 林业生物技术的远景 GM已经强有力的闯进我们的世界，正在改变木材公司的基本概念。曾经不可改变的树种被赋予获得消费品的地位，就可以随意地被改变和开发。例如，FCF公司（Fletcher Challenge Forests）把自己定位成“世界级的森林种植员”，这家公司过去致力于改进木材加工的技术，现在开始转向发展森林种植，这是自我意识的一个根本转变。这家公司的长期目标是利用转基因的方法，把树木改造成“按需制造”的产品。最近他们与生殖研究与开发公司——一家新西兰生物技术公司签定了和约，准备绘制一种松树Pinus radiata和一种桉树Eucolyptus grandis的DNA图谱，以期通过DNA图谱能使公司种植的树木精确地符合客户的特殊要求。事实上，这个设想可能是一个痴心妄想的典型例子，因为DNA图谱不太可能精确地确定基因和特性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关键人士意识到，他们必需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生物技术的目标。在过去的四年里，三家有影响的林业和生物技术公司已经商定要合资经营。比较起来，这些合作的形成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但它的重要意义不容低估，因为这代表林业生物技术集团从小到大的转变。 最近，FCF，国际纸业，Monsanto和Westvaco四家公司共同组建了林业生物技术合资公司。他们最初的目的是生产经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改善森林健康、提高生产力的树苗。五年内，四家公司总计要投资6千万美元，他们计划与上面提到的生殖公司签定合同，请他们提供基因组方面的研究。合同还将包括购买知识产权的内容。 他们的基因改进计划包括： （1）抗除草剂的种植品系，提高对竞争植被控制的效益和选择性。例如，2002年后，Monsanto公司计划推出的产品是，Roundup Ready树苗。Monsanto称“通过生物技术的改造，在种植园种植的、用于草纸和木材需求的树木可以更好的抗Accord除草剂， Roundup Ready专门抗这种除草剂。森林公司和私人种植者可以在Roundup Ready树顶施用Accord除草剂，将更加有效的抑制杂草，消除对树苗的危害，同时减少劳动力成本，提高纤维产量。 （2）提高生长速度，用更少的土地和更小的代价，生产更多木材。 （3）改善纤维品质和均匀性，增加造纸和木制品的生产效率。 纵观所有发展GM树木的公司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GM树木的产品被森林管理委员会的认证程序排除在外。尽管许多国际林产品公司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进行GM的实验，但没有公司公开宣称取得了对这些树种进行商品生产的权力。对林产品认证的逐渐普及，被认为妨碍向其它有利可图的GM植物投资的机会。大公司已经开始游说政府建议世贸组织反对认证，声称这阻碍了自由贸易。如果使用商标是WTO潜在的贸易障碍得到确认，那么转向转基因植物种植的公司可能会急速增加，GM树木商业化的速度也将加快。 GMO由谁管理？ 尽管生物技术诞生多年，但GM树木的商业应用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现在的情形非常混乱，国家和国际上都还不具备适当的管理框架，应付迅速变化的复杂的状况。现在，大多数工业国家出台的监督转基因实验和转基因生物商品化扩散的制度都大体相似，都是基于OECD指导方针。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连基本的针对基因工程的制度都未制定。而且一个设计良好的规章制度，不能仅仅涉及外源基因的稳定和转基因的行为。现有的有关树木种植导致的土壤营分和水分丧失等环境影响的制度还应该加强。 国际上，还没有就如何控制GMO达成共识。各国就如何实施控制存在很大分歧。有些国家像美国希望对GMO的生产和出口进行尽可能少的贸易限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例如肯尼亚认为生命形式不能申请专利。因而，难于设计管理GMO贸易的方式。 尽管GM树的特殊问题刚刚明确提出，就GM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GM树木商业化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和积极的影响，为了便于管理，一个构想就是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其生物安全条约同时结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TRIP（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的条约。这延伸了知识产权的概念，同时就如何管理国际间GMO的交流，如何分配操纵基因材料带来的益处的构想进行扩充。 目前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美国不是CBD的签约国。其次，今年年底，TRIP将进行重新商议，届时将向各国施加压力，接受生命形式受专利保护的意见。如果这个意见不被接受，那么这一领域的国际政策将很难商定，因为享受专利的保护是GM管理的基础。但不论各国政府还是国际间，与其等到GM树的商业化迫在眉睫，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不如现在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更明智。 我们做些什么？ 因为生物技术即有很大风险，也有极大的前景，关于生物技术能否以及怎样利用于社会，允许它对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的抉择，不能只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情。全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对与GM树木和农作物有关的试验和商品化，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潜在的影响有所了解，并投入到这场紧急的辩论中来。 社会的另一职能还应加强：就是限制木制品的过度消费。地球之友工业和污染方面的高级活动家Mike Childs，他向保护主义者们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议题：“你需要质疑的是我们对技术的需求到底有多大。目前，大量纸张首次使用后的结局都是垃圾填埋站，而且报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 在目前情况下，尤其当GM树木在部分程度上只是为了满足了我们对纸浆和木制品日益增长的需要时，GM还真的有必要吗？随着木材产量的增长，人们寻找更有效的方法充分利用天然木材的热情将大大降低。需求总是大于供给。GM树只能曾加供给，不能降低需求。 也许真正该质疑不是GM的生物技术本身好或坏，而是与发展GM树种带来的经济和其他效益相比，在环境和社会方面所冒的风险是否值得。 作者： Rachel Asante-Owusu生《物技术和环境问题》期刊的独立顾问。日前，她正为WWF 森林与生活项目中就生物技术为森林行业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查研究。她博士（牛津大学）和博士后（Costa Rica大学）期间从事的研究涉及动植物基因组绘制和操纵等内容。 Dagmer Timmer是IUCN森林保护项目的初级项目官员。她拥有哲学硕士学位（政府环境政策学）。她是加拿大STRIVE组织的副主席。
树木基因工程的风险 （阎彩娥译、袁德成校自World Conservation 3-4/99：pp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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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灾和遗传试验这类引人注目的事件，可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放弃那些有关森林多样性的细微的危险。IUCN的Wendy Strahm指出来自入侵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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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aleuca
quinquenervia原产澳大利亚，但是被引进到佛罗里达，它毁坏了那里的沼泽湿地。这株开花的Melaleuca
quinquenervia摄于南佛罗里达（USA），现在它已经成为该地植被的优势成分。IUCN/Wendy
Strahm |
就象母爱和苹果馅饼只类的美好事物一样，植物或许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占据很崇高的位置。很多文具商声称“每伐倒一棵树制造这些纸的同时，我们又种植了3棵树”，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从文具商那里得知这种口号的同时，根本没有考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而“森林管理不善”这句话，使我们开始留意过渡砍伐，并对链锯抱怨不已，而在某些例子中，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伐木本身，而是随后的植树造林。例如：
·在智利和新西兰的南海岸用单一树种的radoata 松树林代替混交林(Nothofagus spp.)，冒着损失大量生物多样性的危险。
·在Slovakia，研究人员研究气候变化给山地森林带来的影响时发现，砍伐光混合林后，重新种植的云杉林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与周围的混合林相比，它们仍表现出高死亡率和低生命活力。
·天然植被能够很好的保持陡峭的斜坡和溪流的堤岸。通常选用的种植树种（比如柚木）都是具有入侵性的竞争者，致使林下缺乏灌草层，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
·在Scottish荒原的广阔范围内种植北美云杉，致使该地带的景观价值丧失。
·一些速生树种占用了大量的水资源，致使地下水位下降，桉树就为此声名狼藉。
·种植园种植的外来树种可能成为入侵种类，对本地树种多样性构成主要的威胁，造成难以计算的经济损失。
因此植树之前，我们必须自问：在哪种植？将取代什么植被？种植什么树种？
（阎彩娥译、袁德成校自World Conservation 3-4/99 p11）
对抵御森林威胁因素最佳方式的寻找可能会为我们导入某种险境，在那里待解决的问题比起有帮助的答案来更是随处可见。问题之一就是可持续森林管理方法（SFM）的定义及其作为保护工具的潜力。
为在此介绍森林保护的各种尝试，IUCN的Simon Rietbergen在1999年6月与生物学家Rita Mesquita和经济学家Richard
Rice进行了对话。正如他预料的，他发现了一些尖锐的分歧。
利用则失去？
Simon Rietbergen（以下简称SR）：谈谈你们对可持续森林管理（SFM）这个术语的理解。
Richard Rice（以下简称RR）：SFM包括控制生产及对未来收获进行的至少最低限度的投入。这里的“投入”可以包括保留种子树，疏苗和补植。就木材生产而言，SFM还应该包括减少伐木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Rita Mesquita（以下简称RM）：我同意SFM应该超越单纯的木材供给，而应包括对森林完整性和功能的适当关注棗从本质上讲，即森林环境服务功能。
SR：与传统伐木业相比，SFM的优点有哪些？
RM：SFM降低了伐木业的环境影响。例如，在巴西的研究案例显示，较好的计划可以减少森林中的滑木道数量和重机械作业时间。因此，即便SFM在计划时确实需要每公顷较高的投入，但仍降低了在森林中的作业耗费。要想进一步推行SFM，就必须使传统伐木业更少获利，否则SFM没有竞争力。比如说，应该进行环境管制，象永久性的激流缓冲区。当伐木业的监控机制逐步完善后，就更利于开展执法。
RR：Rita提到的是降低了影响的伐木业，它确实比传统伐木业对环境的破坏更少，也更加有利。但是降低了影响的伐木业并未包括通过保留种子树木和减少砍伐而对未来收获进行投资。那么长此以往，它将可能与传统伐木业一样，不再是“可持续”的。这两种系统中的森林命运相同。
SR：在某种情形下，SFM可能会比传统伐木业造成更大破坏，这是真的吗？
RR：很多人认为，南美、非洲和和新几内亚的伐木业导致大片森林被伐光，实际上，那里的森林中只有少量几种树木可被利用为木材，因此传统伐木业可以充分选择，造成的影响也很有限。引入SFM造成的影响会更多。例如为了确保永久性木材生产而对非商业化树种进行疏苗。正如一个在巴西Manaus实施SFM的名为“珍稀树木”的公司的经验表现出的那样，这使伐木业变得更不合算了。尽管对保护有兴趣的人士连年投资，公司仍未获利。这些投入本可以直接用于森林保护以避免伐木业带来的毁坏。
RM：SFM带来的破坏比传统伐木业大多少，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弄不明白这其中的逻辑。对我来说，SFM的重要性是由你做出决定，在景观中的哪一部分保留森林覆盖，然后从长远角度开展工作以保证森林的可持续管理。
不管怎么说我不同意那种认为传统伐木业对环境的影响有限这一说法。在巴西，被大木材出口公司控制的高度选择的采伐经常就是逐步退化链中的第一步。在多数情况下，其它公司会随后去采伐价值较低的种类提供给当地或区域内的市场。最后直到没有木材可伐了，这片地才被放弃。
RR：Rita说的对，采伐是有梯度的，从集约化采伐到不甚集约化采伐。而且很多东亚马逊的木材市场不加选择。但是我不同意SFM是终止她所提到的退化链的最好方法。永久性木材生产可能会使这些问题更为加剧，因为道路提供的便利，以及狩猎和更易发生的火灾。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SFM不如传统伐木业合算。因为它需要公司现在忽略赢利以保证未来持续的木材生产。结果是，没有公司自觉采用SFM。像巴西这样的地方，年利率为30~50%。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甚至无法承担得起贷款买房。他们肯定不会打算延迟采伐树木，目的仅仅是为使采伐延续更长时间。任何一个2-3年之后才能取得的利益都毫无价值可言。
RM：我认为SFM应作为广义保护策略中的一部分，在森林多样性的保护中起一定作用。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搁置大面积森林的方法，我们就该那样做。但这种做法不会在哪里都有效，因为人类社会总是会为很多目的要使用森林。我认为，在森林被开采的地方，SFM就可以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起到补充作用。
SFM的观念在其它方面也具有一定贡献。它引发木材生产以外对森林其它的产品和服务的相关讨论。我想，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开发非木材产品和森林服务的市场，棗比如说沉积碳棗这将在某种程度上解决Richard所提到的SFM为未来的收益而忽略当前利益的疑虑。
SFM做为一个观念，还引发了一些相关话题的广泛讨论，例如更好的立法和执法。而且有关SFM的争论使我们认识到以下事实，即当今大部分森林工业效率极低，因为它毁坏了大面积森林土地，而只为别人和自身带来很少的收益。于是一些伐木公司已经开始明白，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而同时在森林管理中要负更多的责任。
SR：SFM能否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作用？如果能，是怎样起作用的？
RR：我的简短回答是：不能。我不认为SFM能对热带森林的多样性保护具有显著的贡献。根本在于SFM在经济上没有吸引力。采用传统的伐木方法能赚更多的钱，所以政府必须强制伐木者采用SFM方法。但大多数国家在制度上做不到，在政治上也不愿这样做。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对热带森林伐木行为的管理几乎没有科学依据的事实。在热带，很多地区的林务人员甚至不认识那里的所有树木，更不要说告诉你有关这些树的生物学知识或应该对其如何管理了棗对森林其它的生物多样性了解就更少。我们可能很了解桃花心木的生活史或生态学，但除此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线索。
SR：Richard，如果在热带森林中的采伐仍然持续的话，除SFM外你认为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
RR：我认为我们选择余地很少。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多数热带的伐木公司仍会继续“开采”高价值的木材，因为它在经济上是合算的。这可不是件好事。好在已经被采伐的森林，其价值相当低（就再生所需的时间而言），即使采伐造成的破坏被最小化棗尤其是在偏远的林区。政府为保护这些森林而需要放弃的利益棗保护的机会代价棗已经降低了很多。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选择的。或者我们能努力使伐木公司有所改变且原地管理森林，或是我们能为政府补偿失去的未来利润，将森林的生产转化为森林的保护。如此将保护与发展在时间上区分开，而非在同一个地域斑块上试图始终（象利用SFM）将它们混杂在一起。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尝试将比SFM对保护和发展产生更多收益。你可以当下获得全部利益，将破坏压到最少程度，然后停下来。这并非使个神奇的子弹，而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尝试。
SR：Rita，Richard提出通过补偿将有选择采伐的森林搁置起来以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对此策略你有何看法？
RM：Richard的思想如果能在现实中实施那自然不错。但我觉得那不可能。它可能基于一个假设，即没有别的人对使用或占有这块地感兴趣。实际上这不是真的：那些地方总有很多人。他们也许希望在那块地上耕种，尤其是采伐棗通常，这些地未被开发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能力那样去做，但一旦他们有足够的钱去买链锯，他们就会成为伐木者。
为什么在巴西会有这么多森林管理计划失败，就因为土地所有者在他们的林地被开发采伐后，无法赶走擅自进入他们领土的人。于是如果你打算实行Richard提到的这种交易，你就得分出相当多的资金去阻止擅自进入你领地的人。这种经费应该是按年度划拨，并大到足以准军事化形式去保护边界，维护所有权。当然这就增加了这种交易的实施费用。
RR：事实上，我真的觉得钱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现实的说，一百万美元如果投资得当可以供给每年数十万美元的预算，这等于是很多保护区的预算，这就能使这些保护区年复一年地得到有效的管理。
我猜关键在于你是否相信保护是可能的。我相信那是可能的，而且有证据表明它正在全世界的很多地区实行着。实际上我和Rita正在在巴西亚马逊共同探究这一课题。我们着眼的地区之一是位于Manaus的Ducke保护区。时间会说明它是否能幸存下去而不被入侵，但到目前为止结果还是好的。尽管面临着紧张的定居压力，而且政府的保护预算十分低，但围绕保护区的森林采伐已完全停止了。
SR：我现在打算提起Richard反复提到的一个话题。Richard，你是不是说你所反对的并非SFM的全部，而是用于SFM的保护基金？
RR：Simon，请相信我。如果SFM进展顺利，我一定会拍手称快的。我们曾经努力去寻找使SFM更为有效的途径，我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正是这个研究的结果。我们研究组得出的结论基于事实依据，发现SFM既非一个好的想法，又难以实施。我认为保护工作者在一个明确无用的工具上花费金钱是不明智的，尤其是当资金可以运用到更为节省而确有成效的保护工作时，更是如此。
SR：我想， SFM能否对森林保护有利，你对此持的是反对意见，那么让我们转到下一个问题上来。我从一篇你去年发表在《科学》上的来信交流中得知你赞同世界银行在政策上不为禁止资助采伐原始热带雨林解禁。为什么？
RM：为使得SFM能进行下去，我们首先需要确保使其能顺利运行的机制已经到位。世界银行能有助于某些机制的落实，但对于多数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例如执法，作用甚微。除非这些机制都步入正轨，否则不应解除禁令。
RR：我同意RITA的意见，世界银行不应该解除这项禁令。如果银行确实对保护感兴趣，就该直接投资。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尽管在过去的20年中得到了可能价值数十亿美圆的投资，但SFM从未曾证明其对于森林保护确实有效。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银行应该停止善款恶用的原因所在。世界银行还应仔细筛选世界非森林部分的贷款，保证其投资不会导致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从而为森林保护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RM：我认为我们不促进发展和适当的生活水准，保护就无法进行。而且我相信世界银行应当着力于前者。我个人认为，在巴西当今的生活水平下，我们将无法保护任何东西，所以我们需要优先去改变那里的生活水准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事物的另一面：维持长远的可持续性意味着不仅要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准，还要降低富人的生活水平。
RR：我想，认为我们若不消除贫困就不能保护森林的想法是悲观的。即使在非常贫困的地区，森林仍得到保护，也不一定非得牺牲穷人的利益。减轻贫穷固然重要，但不幸的是它可能会持续下去。降低富人的生活水准也许在道义上合理，但对我而言好象比实施SFM还要困难。
如果我们借着保护而去解决所有的世界问题，我们会错过保护的机遇。
SR： 你们最后还有什么忠告要转述给IUCN吗？如你们所知，我们有一个基于保护区和SFM成分的森林保护策略，我们相信它们各自对于某些情况还是适用的。
RR：IUCN应该去探究那些使得保护主义者能在同等水平上进行日常竞争的机制，并兼顾发展的利益，为破坏森林提供另外的选择。直到我们拥有了这一能力，保护主义者才会能做到随心所欲。目前，保护组织在取得一个地区使用权以使其免于遭受采伐方面还无法与木材公司相竞争。
我们是否有经济上的竞争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被允许参与竞争。
RM：如果我们能实现Richard所说机制就太好了。保护主义者为提高当地穷人的生活质量而有所付出是的好主意。但是划作开
发用途的森林地应该指定为SFM。我认为我们应该将SFM的概念运用为更好了解和探究森林用途的开发工具。我们仍在发展SFM，现在就否定它为时太早。
Rita Mesquita是Instituto Nacional de Pesquisas da Amazonia 和史密斯研究院森林片段项目生物动力学研究学者。常 Richard
Rice是国际保护组织，应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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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方式和坏的方式。左中木材采伐导致森破碎化，易于发生火灾和水土流失。右图片所示木材的生产总量与之相同，却保持了森林结构的大致完整性。这两个区域都均位于巴西Paragominas的热带森林基金会示范地。Bruce Vale | |
（曾岩译、袁德成校自World Conservation
3-4/99 pp16-18）
IUCN的保护区管理类型
1.主要管理有政府规定为科研或游览用的自然环境面貌保护区域（严格保护区：Strict Nature Reserve/Wilderness
Area）
2.主要管理由政府化定为保护的生态系统和娱乐区域（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
3.主要管理保护特殊的自然特征（自然纪念碑：Natural Monument）
4.主要开展通过管理干涉的保护（生境/物种管理区：Habitat/Species Management and scap5.e/8Seascape）
5.主要管理保护景观和娱乐区（保护景观/海景Protected landscape/Seascape）
6.主要管理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利用（管理资源保护区Managed Resource Protected Atea）
（王思玉译自World Conservation 3-4/99：p29）
非木材林产品：复合吉祥物
生物多样性怎样持续才能“持续利用”？Sameer Karki谈到人们对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忧虑，而这中破坏居然是源于一种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所采用的一种办法，但却最终给自身带来了麻烦。
从南亚及南亚森林迅速砍伐及依靠森林而存在的社区的贫困加剧这个角度来看，为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社区的发展所采取的非木材林产品（NTFP）持续利用是理所当然。尽管NTFP对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和增加地方收入有着潜在的刺激作用，但人们担心目前这种NTFP的大量利用则不能持续。NTFP的继续过度开发不仅威胁着乡村人的生活而且还威胁着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的完整性。
什么东西构成NTFP的持续利用？当地居民怎样才能保持和利用他们对（NTFP）的传统或地方性的知识并从这些资源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例如：通过更好的市场销售和加工）？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计划，并创造什么样的条件？1995年IUCN建立了南亚和东南亚NTFP网络，以支持开发NTFP持续利用的整套方法。该网络的建立旨在对付该地区靠森林为生的人民生活的恶化，以便充分地认识NTFP对农业发展和森林保护的潜在贡献。该网络有助于交流有关利用NTFP的经验和教训。
 在咯麦隆的Lomie，抽取酒椰树干中的汁液酿酒，被认为是一种持续行动，因为树的生长会很快长出新的汁液。然而，林产品的持续与非持续开发之间的界线却难以划分。Wo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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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的苦竹：一项惊人的成功
IUCN的森林保护项目已在老许多国家开展了有关NTEP的研究。最具指导意义的一项研究正在老挝进行。森林中苦竹笋的采集和出售已经成了老挝乌多姆塞省Ban
Nam Pheng地区妇女和儿童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在IUCN的老挝NTFP项目的支持下，村民们已经开始监测和管理这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地方资源。
按照传统，每天收获的竹笋按捆卖给过路的商人。在1999年初，经与所有参与IUCN的NTFP项目的48户人家协商后，村民们同意了一个新项目。他们决定，竹笋采集者应该在一个地方按重量，而不是按捆出售自己所采集的竹笋。与前一年相比，就该项目的简单支持就使村民的收入增加了5倍。他们以自己的所得捐资成立了一个乡村发展基金。Ban
Nam Pheng地区的妇女们正在计划利用该项基金购买一辆拖拉机把竹笋运到一个邻近的中国境内的集镇去出售以增加更多的收入。
我们从该项目中吸取了一些重要的教训。其一，参与项目的方式是促进资源持续利用必不可少的条件。其次，既使是简单低本的行动，按照地方的经济水平同样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傅燕凤译，王思玉校自World Conservation 3-4/99：pp19）
破坏森林要付出双重代价
目前，许多政府的政策都纵容过渡开发或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间接提供的经济补贴也许就相当于破坏森林所造成的损失。IUCN经济部的Andrea
Bagri介绍了破坏世界森林生物多样性的毁灭性政策的综合性网络，以及IUCN计划怎样帮助把问题变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提供经济补贴而导致森林生物多样性破坏的例子，无论在发达或发展中国家都显而易见。
· 美国一家木材公司以使用贷款的形式获得对筑路耗资的补偿，从而减少因伐木而造成的损失。根据正常的市场情况，伐木越多及成片的砍伐森林，该公司建筑的道路就越多。
· 巴西市民可获得贴息贷款为建农场和牧场而砍伐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已发展起来的农场主和牧场主又受到廉价土地的刺激而在他们现有的土地上采矿甚至继续砍伐更多的森林。在巴西，亚马逊雨林遭受破坏，其中近一半归因于4项政府补助计划。
· 委内瑞拉矿业公司为开业获得林地降价特许权，否则他们将没有盈利。他们为新的定居者开发僻远的林区，以至进一步改变了森林的特性。
· 在欧洲和美国，由于强化农耕区和其它地区的土地转化，农业补贴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在欧洲，这种补贴金平均为82500美元/平方公里，而美国平均为16100美元/平方公里，相当于这些国家用于他们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经费的40倍。
这些例子证实了政府明确的政策，即把纳税人的钱用于有害于环境并通常有害于社会的活动中。其结果是造成了不必要的森林消失，其中包括林中生物多样性和其它（非木材）资源的消失，以及它们通过贮水而提供的防止暴风雨和土壤流失等生态功能的消失。
有关故事还有更多值得注意的情况：间接补贴可能更微妙，但具有同等的破坏性。如：为使人们获得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土地使用制度要求人们坎掉其中的树。地区立法要求远离道路建房，因而支持了过量砍伐树木。
总之，这种直接和间接的刺激每年要花费政府亿万美元。美国林业服务局的一项木材销售计划记录，在1992－1994年间净亏损达一亿美元。
双重危害
当人们可能从这种补贴措施中获得利益时，社会却为之付出了双重的代价，首先是来自纳税人的补助金，其次是对管理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巨大的损失。总的来说，社会的这些损失远远超过了人们从补贴政策中所得的利益。
当考虑到平等问题时，情况就更令人沮丧。通常获得补贴的人们或团体都是些关系户和富人；相反，那些靠濒危森林提供日常必需品的人们常常是社会中处于劣势的群体。
使发生变化
要取消补贴，说比做容易得多。得到补贴的那些人往往掌握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力，突然的取消补贴政策必然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和经济混乱。
补贴接受者们必须逐渐放弃他们一直所依靠的补助金，用以维持充满生机的乡村社区。例如：政府可以对补贴
附加环境条件，为答谢纳税人的财政支持必须为大众谋利益。或者他们可以提出一定百分比的补贴金，以便利滚利获取利润并用作风险资金以发展生物多样性新的业务。寻找抉择相对容易，要资源托管者们同意却很困难。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该组织有联络资源托管者的经验；并且，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有能力提出在政治上可行的解决办法。现在提出了3项措施：
(1)以中立的角度认识问题；
(2)召集和联络广大资源托管者；
(3)制定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并把它们视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合作计划。
IUCN正在利用其广泛的成员国、委员会和秘书处网络以解决补贴金问题。IUCN经济部正与森林项目部合作进行一系列的例证研究，这些研究包括评估非法补贴对特定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并证实补贴金在一些经济部门中怎样互相影响。研究将证实在缩减补贴金的地方会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很大的影响，并要考虑到由此而影响到的一些部门，如：矿业、林业和农业部门。
这项工作有助于Van Lennep计划，Van Lennep计划是一项国际协议，涉及到研究所，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包括一些IUCN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大家协同工作，以评估补贴的范围和补贴对持续发展的影响。除此之外，IUCN将在鉴定机制上做工作，例如：提供行动债卷。这种债卷可以对一些公司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通过这项工作，可以在主要的资源托管者中建立起联系，选定出可行的办法以代替导致生物多样性消失的补贴政策；通过合理布局和周密计划的经济政策，使这些替换的办法更为行之有效。
如果需要可以从http://economics.iucn.org.
或者从IUCN经济部（economics@iucn.org）获得到更多的信息。
Andrea Bagri是全球通与IUCN经济部的项目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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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森林消失了，它们所具有的各种不可替代的功能，如贮存和循环水的功能，也随之而消失。WWF/Olivier Langrand | 俄罗斯乌拉尔山脉中的Bashkiria国家公园里的这些养蜂人是持续森林利用的典范。IUCN/Rolf Hogan |
（王思玉校自World conservation3-4/99：pp20-21）
社区参与森林管理：保护森林的第三条途径
在森林保护项目中，长期以来地方社区和当地人民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排斥，现在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改变这中状况，那就是与地方人民合作而不是对立。Don
Gilmour和Simon Rietbergen报道这一新方式的范例。
一些环境保护拥护者相信只有两种方式保护森林。第一种是建立禁止或严格限制开伐的保护区。第二种方式是尝试以确立市场机制和价格反映环境价值。事实证明这两种手段在某些情况想是有效的，而在其他情况却无效。例如，如果有环境意识的消费者仅选择带有标识的木材产品，这中市场森林经营执照就有效。而且，这中执照显然更多地颁发给具有经济规模的大的森林所有者，而更适合于小片森林所有者的颁照制度仍处在初期阶段。严格保护也会造成森林自身的退化，特别是在有些地区一些森林树种就依靠长期以来人类的定向干扰而生存。
严格保护方式甚至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它们常常否认依靠森林而存在的社区（不管是否传统的）对资源的合理使用权，常常使他们得不到足够的补偿。
第三条途径
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们开始采用新的不同方式以求解决由其它方式而造成的道义及实际中的问题。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总称为“社区参与森林管理”（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forest management,CIFM）的问题。CIFM涵盖了从政府执行机构与社区间的合作管理的安排到更家自治的模式，依靠这种模式地方社区可保证拥有对优质森林的权利，并尽他们的责任管理好林中的资源。
CIFM相对于严格保护和市场手段具有多方面的优点：
·CIFM可缓解贫困问题。一个例子是在津巴布韦启动的“地方资源公有区管理计划（CAMPFIRE），包含了共享野生生物管理的收入。而且，CIFM可以帮助社区因先期开发而得到适当的补贴。
·CIFM能承担一些政府项目的超资负担。由于对森林资源的要求和财政的压力，迫使压缩森林管理机构，政府可能不再单独管理和保护公共林地。
·CIFM致力于公益而工作。通常，当政府的参与减少，私人企业就蜂涌而至要求地盘和开放。但是，当私人管理对于确保私有利益可能是好事时，它也就肆无忌惮地忽视公共利益。相反，社区经常为兼容地方和公共利益来进行管理。
·CIFM成为民主化和分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森林管理者从事于协调社区要求的工作。
·CIFM有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允许社区维护其传统并保护他们神圣的森林乐园免受外来干扰。
最后，森林管理工作中社区的介入可能是森林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唯一选择。因为，社区才可能是要长期恢复森林而准备投资的唯一投资者。例如，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社区从事恢复严重退化的富含盐份的婆罗双树和柚木林，这是林业部门和木材公司都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投资和投力的地方（见框内说明）。
为变化而联合
人们经常把森林保护想成为“好人对坏人”，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Anuradha Joshi在她最近的有关海外发展研究所的乡村开发林业网络的论文中说，在“坏人”里有时也有“好人”等待出现。
联合森林管理（JFM）在西孟加拉邦的印第安州一直是行之有效，这得益于乡村社区和森林部官员的特别联盟。在这种情况，一些难得的进步官僚看到了传统的保护措施不性而开始与村民们谈判。一些非常精明的村民组成了他们自己的森林保护委员会以协助他们的谈判。
但是，对第三芳，即对砍树的人怎么办？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整个孟加拉湾，为那些非法砍伐的木材，村民和护林员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护林员联盟--西孟加拉邦森林雇员联合会--开始关心他们的工人的安全，并决定与当地人民的合作才是解决的问题的唯一的现实办法。联合会开始促成森林的一线人员和村民通过各地的年会和讨论会进行谈判，以及为了更多合作的森林管理形式而疏通了各级森林官员。最后，主要资源托管者的三方，村民、政府和森林一线工人签署了联合森林管理协议。
这个故事的教益在于：扩大联合，在出现决定性变化的时候就更容易成功。
生物多样性怎样呢？
很多森林保护专业人员，从严格管理的角度（我们需要做什么来改良森林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到体察基层的角度（我们怎样帮助人们更好地管理他们自己的森林），不的不对他们的职业生活做最大的，“师范性转移”（paradigm
shift）。CIFM的优点是清楚的，但是仍有很多问题：它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有什么优势？对森林的潜在价值如何？对保护环境又会发挥什么作用？
最近CIFOR的研究认为，地方社区对非木材林产品森林的管理比对保护环境（保证水循环、碳贮存）或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森林的管理更为有效。
保护选择的公开性
社区参与是实现IUCN森林保护的3个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保护区，可持续森林的管理和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因此，IUCN把CIFM看成是一个中要的保护工具。
当然，IUCN及其合作伙伴应经考虑到每种保护手段的优点和局限性，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的作用；各级管理着确实公平对待各类资源托管者--从政府到森林工人联合会，到地方社区团体，要他们扭转森林损失和退化的趋向。
作者：
Don Gilmour，IUCN森林保护项目前主任，目前在澳大利亚担任顾问工作。
Simon Rietbergen，IUCN森林保护项目官员。
（王思玉译自World Conservation 3-4/99：pp22-23）
欢迎参加讨论
全世界的地方社区都在要求恢复他们利用和经营森林的权利。然而，根据他们政府的政策和不同资源托管者的兴趣，他们必须开展广泛的工作。Mark
Poffenberger谈到一项国际计划，旨在欢迎大家参加讨论这个问题。
世界林区居民经营并依靠与森林而生存，他们正在为对这些林地拥有更大的权利而奋斗。1996年，一个多学科的专家组组建了一个关于社区参与森林管理的国际工作组（IUG-CIFM），以协助社区在这方面的工作。这个由IUCN促成的工作组把广大的资源托管者，包括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林业工作者、政策制定者、经费捐助者以及国际组织的活动家和代表召集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自从1995年，即森林政府间工作组（IPF）第二次会议以来，工作组对后来的IPF会议和国际森林论坛（IFF）就社区参与森林保护区管理、控制非法砍伐、伐林的主要原因、地方及传统的有关森林的知识，以及在社区保护下森林的天然更新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政策性的建议。工作组的目的是吸取并应用社区森林管理在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说服政府和捐助机构对社区森林保护工作尽更多的责任。他们希望促成建立新的森林管理合作伙伴关系，使这些合作伙伴成为工作组的支柱。如尼泊尔森林利用者小组、加纳和乌干达合作管理协议、美洲土著和农民森林管理者组织。
地区概况
工作组的另一个目标是以文献宣传持续管理森林的工作。他们正在准备一系列的地区概况报告。以比较国家政策怎样帮助或阻碍了地方积极性，并且促进在地区间交流CIFM的经验。报告首先涵盖6个地区；加拿大和美国、欧洲、中美洲、南亚、东南亚、南非和东非。第一个报告侧重美国和加拿大，于1998年发表。第二个报告是关于东南亚已于最近出版。
“东南亚社区和森林管理”一文记述了国家级社区林业的方方面面，并对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6个文化社区提出了深层次的见解。该报告着重讨论了诸如人口增长、租地使用权无保障、商业性伐木和采矿等社会压力怎样影响到农村靠森林而生存的人民的生活。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的开发部门，通过执行政府计划框架内的项目和引进新技术，从上到下大量地涉足林业问题。这通常包括建设乡村小林地、栽植速生树种、补贴政府专门企业以进行非木材林产品贸易，以及雇佣护林员等，其结果往往又忽视了当地树种、地方农林制度和传统的资源管理经验、以及商业林管理机构。
但是在最近几年，社区在资源管理方面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社区林业已经开始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旨在向单方面控制森林管理决策权的政府当局挑战。世界各地政府开始承认靠森林为生的人民的合法权利，接受他们对祖传领地的要求，并给予他们参与保护天然森林生态系统的机会。
这种变化也正在东南亚发生。在那里，人们逐渐尊敬那些利用土地的人民，承认他们参与森林管理的权利和责任。这可能是防止类似最近发生在东蒂汶、柬埔寨、新几内亚以及澳大利北部雨林冲突的重要的一步。
（王思玉译自World Conservation3-4/99：p23）
森林保护：重在质量
在我们保护森林时，森林质量可能与树木覆盖率同样重要。但准确的说，究竟什么是森林质量呢？3位IUCN保护区专家Nigel Dudley，Adrian
Phillips和Carole Saint-Laurent就此做了解答。
没有任何一个孤立的森林能够提供所有类型的物品和服务。比如，一个自然保护区就不可能同时具有重要木材生产区的功能。将景观视为一个整体，我们就能将一系列单一的或复合的用途包容到位于此景观的森林单元中，并进行全面的评价。“景观”在此是一个灵活的术语，其含盖面从一个分水岭到整个生态区域，通过”功能联系”（水、营养循环、动物运动）进行确认。
确切的说，什么是森林质量？IUCN认为，这远不仅仅是测度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或存活物种数目，它包括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很多重要方面。对不同的人而言，质量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商业木材生产者对森林的看法可能与郊游者或土著人的截然不同，虽然他们的看法可能都是正确的。森林的质量可能与树木覆盖面积同等重要。
IUCN与WWF和EPFL（瑞士）合作，开展了地区规模的森林质量评测方法的项目，利用下列3个宽泛的标准中提出评测指数：可靠性（对自然性和生态系统弹性的测度）；环境效益；社会及经济效益。评测人与当地社区联络，决定需要进行评估的参数。他们然后收集相应的资料，再找到各方利益的代表来对其结果进行综合评价。
有那些限制？
当然，建立保护区的目的就在于保护这一地区免受某些活动的影响。但是，国际上（例如，国际森林保护区专家会议和政府间森林论坛）和区域水平上（泛欧进程）的争论都逐步趋于政治化，尤其在森林保护区的目的和分类方面更是如此。1994年，IUCN秘书处与其WCPA一起完善了保护区指南。一些政府和利益集团从IUCN分类目录V和VI（见****
页）中看到了对大规模商业活动悄悄亮起的绿灯。
确实有一些人会为赞成宽容的保护区制度，它们与适用于别处的制度几乎没有区别。但是这歪曲了分级系统和指南的目的。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例如伐光树木，大规模采矿，建设人造林场，其它形式的工业化森林管理，无限制的旅游以及重要的基建计划对任何类型保护区都是不合适的。
虽然IUCN保护区的定义和分级在最近的会议中已成功生效，但是人们仍有必要设定附加指南以促进森林部门在对分级的解释与使用方面保持统一。IUCN正与其它同仁一起进行这项工作。
作者：
Adrian Phillips是IUCN的WCPA主席
Carole Saint-Laurent是IUCN森林保护项目和国际WWF的森林政策顾问
Nigel Dudley是IUCN和WWF森林创新项目的项目经理，他是一位生态学家，并提供咨询服务。联系：Equilibrium@Compuserve.Com
（曾岩译、袁德成校自World Conservation 3-4/99 p27）
世界遗产森林：任重而道远
《世界遗产公约》不仅仅是一串世界最出色遗址的名录，它还是国际保护活动中一个附加的层面。
IUCN做为世界遗产委员会自然遗产方面的顾问组织，监督现存遗址保护。它提醒遗址委员会哪些遗址濒临于失去世界遗产价值，并推荐处理的方案。于是世界遗产委员会通知相关的成员国加强对其遗址的保护。成员国通常会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要求做出妥善安排。
建议的森林遗址
Leuser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有大象、犀牛、虎、云豹和猩猩同时发现的地方。1998年12月，在这个位于北苏门答腊，面积达2百万公顷的热带雨林中召开了有72位森林专家参加的会议。这些专家在Gunung
Leuser系统中的Berastagi会面。他们的目标是讨论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世界遗产公约加强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在Berastagi聚会的专家们列出了值得列为世界遗产遗址的热带森林。这名单中包括Leuser生态系统，以及苏门答腊其它森林公园。它们可作为未来的Bukit
Barisan山脉世界遗产遗址的一部分。会议还说服联合国基金（Ted Turner基金）在今后4年中提供4千万美元，以援助世界自然遗产遗址。
会议结论的简短分析报告以及”应考虑列入世界遗产的森林遗址提名名单”都列在会议论文集”世界遗产森林：世界遗产条约保护热带森林多样性的机构”。该论文集由CIFOR在UNESCO和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支持下出版。
作者：Rolf Hogan，IUCN保护区项目。
（曾岩译、袁德成校自World Conservation 3-4/99：p27）
合作伙伴：前进的途径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即使像IUCN这样大的组织来说，促进森林保护、建立良好的森林管理体制这一挑战性的目标也是太大了。因此，我们通过与志向相投的组织一道工作扩展我们的影响。联合国在其成员国、委员会和庞大的工作网中有着丰富的事实上的和潜在的合作伙伴资源，例如，在森林保育方面，有最早的合作伙伴WWF和最新的Tropenbos。
IUCN和WWF：力量互补
世界森林资源在不断减少，并且质量下降，受威胁的程度和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成立一个强大的、战略性的同盟。尽管有着大体相同的观点，WWF和IUCN的工作是重复的，这一点在90年代中期显而易见。鉴于这种事实，我们结成了一种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目的是为了森林保育、交流思想、集中有限力量。
我们最早联合行动是”生命之林”战略， (the Forests for Life strategy)这一行动使我们认同了一系列主要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战略目标。”生命之林”战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具体合作项目的基础，例如与德国BMZ和瑞士语桑大学
EPFL的森林更新项目，一些以提高森林质量为目的的工作也以”生命之林”战略为基础。
伙伴关系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这两个组织的力量能够互补。WWF的实力在于它能够鼓动大众意见以支持其游说和主张，而IUCN广泛和众多成员组织，包括政府机构，能够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因为IUCN和WWF为广大合作伙伴所信任，我们可以与包括产业、政府及非政府在内的广大资源托管者建立联系。我们都有广泛领域研究项目、都从事全球政策分析以及更广泛的领域。这允许我们有效地分享从实践中吸取的教训，以树立共有的游说地位。
通过合作，WWF 和IUCN已经设法拓宽国际森林论坛的讨论范围：从集中讨论毁林扩展到包括森林质量在内的各种问题，从热带扩展到全世界森林等。
新的合作行动包括东南亚防火项目，该项目的重点是研究产生森林火灾的根本原因，而我们的计划是促进社会和环境接受的森林恢复，即森林再生。我们也开始处理一些日益增长的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如人工造林使用基因改变了的树种。
Jean Paul Jeanrenaud, WWF生命之林国际项目主任
在Tropenbos 的NTFP研究：
Tropenbos基金会是IUCN的一个新成员，从一开始就集中在关于非木材林产品( NTFPS)的研究，特别着重NTFPS对于依赖森林生存的人们的重要性，以及商业林产品有助于热带雨林保护的潜在力。
Tropenbos 规划有3种类型的NTFP项目：一类处理与本地森林的使用和管理相联系的非木材林产品，一类是研究森林的NTFP潜力，一类集中在特种产品和他们的可持续利用。所有Tropenbos研究项目都要与土地的资源托管者合作完成。
在5个国家(包括哥伦比亚、象牙海岸、 喀麦隆、圭亚那和印度尼西亚)开展的NTF研究已经表明：NTFPS对于森林中居民的谋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关于Tropenbos规划内的10年NTFP研究”座谈会于1999年1月举行，，如果需要，从Tropenbos总部办公室可以索取会议
论文摘要，该办公室设在荷兰威根廷。
联系人：Tropenbos 基金会
P.O.Box：232，NL-6700 AE Wageningen，荷兰
Tel.：+31-317-426262；Fax：+31-317-423024；
E-mail：tropenbos@iac.agro.nl；
Internet：http://www.tropenbos.nl
作者： Joanna Boddens, Tropenbos 基金会联络部主任
东南亚抗火灾项目
东南亚抗火灾项目是一项IUCN的全球项目和WWF的国际项目，旨在鉴定资源托管者、他们的用火方式、管理措施、以及对改进火灾管理行之有效的办法。通过一项有针对性的交流和倡导战略，该项目正在初步实施与地方社区、非政府组织及私有部门开展政策性对话。
该项目完成了以下工作：
·对森林火灾与全球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影响提出了初步的评论；
·对世界范围内若干社区火灾管理战略提出了初步评估；
·关于火灾的根本原因及其对火灾保险，对组织和机构上的宏观政策因素的影响已开始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进行商议；
·与涉及科研、私人、公共和非政府组织部门的地区性森林政策和管理信息网络建立了联系。
下一阶段东南亚抗火灾项目将继续依赖自己的工作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去鉴定火灾的原因，特别是那些在行为上冒险甚至对生态系统施加重压的资源托管者。与抗击森林火灾带头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合作；该项目倡导和交流活动的重点是针对这些资源托管者。
索取有关资料，请与东南亚抗火灾项目协调员Peter F.Moore博士联系。
电话：+61-2-9416 3161；+61-2-9499
3189；E-mail：metis@metis-associates.com
（王思玉译自World
Conservation 3-4/99：p7）
萨弥人要求综合利用森林
萨弥(Sami)人民在瑞典林地里冬天放养其半驯化的驯鹿的权利在过去几年里遇到了私有森林主和森林主协会的挑战。萨弥人是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土著人。他们不曾拥有任何土地，但却依靠长期存在的习惯权力在私人及国有土地上放养他们的驯鹿。
私有森林主已采取了法律行动抗议12个萨弥团体，质问他们利用其土地的权力并控告他们对松林造成的破坏。
缺乏书面文件证明过去期对土地的使用权，萨弥人很可能在法庭上要败诉。一方面要承受巨大的法律费用，而随之还要被迫放弃他们在这些地区传统的驯鹿放养文化。
萨弥人要求对瑞典森林开展综合利用并要求建立一项由政府出资的”驯鹿破坏赔偿基金”，以赔偿由于驯鹿破坏对私有森林主造成的损失。他们依赖森林管理理事会（FSC）的原则，即承认土著居民的权利，特别是根据瑞典FSC的标准，则可以保护萨弥人在传统的冬天在放牧的土地上放牧的权利。
对于萨弥人来说，”土地就是生命”，而法庭审判可能将宣布他们的驯鹿放牧文化的结束。
Sally Jeanrenand正在编写欧洲地区与森林概述，其中包括萨弥人的事例。若要向S.Jeanrenand提供或索要有关欧洲概述的资料，请与她联系：s.jeanrenaud@span.ch.若需要进一步有关萨弥人的资料，请浏览下列网址：
www.snf.se./TRN/the-taiga
brochure-eng.htm
www.algonet.se/~Otjglen/Casesudy.html
(王思玉译自World Concervation 3-4/99：p21）
| IUCN通讯总第12期 | 2000年6月18日 | 返回本期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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