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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通 讯

总第11期

200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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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调查报告

蒙古黄羊爆发疾病

  在蒙古东部及邻接中国内蒙古的草原上,滞留了多达2百万只蒙古黄羊(Procapra gutturosa) 。这些黄羊在此区域内迁徙频繁,羊群常达数千只。但对羊群的活动、种群大小的动态变化及其自然历史的各方面细节则一无所知。 为了增添这些知识,我们于1998年6月和7月初在蒙古最东边的多尔诺德省南面,雌羚的产犊地乔巴山地区(北纬48°04′, 东经114°30′),对大规模聚集的蒙古雌黄羊进行了研究。
  在当年9月,我们接到主持东部草原UNDPGEF生物多样性项目的安德鲁·劳理艾通知说,8月末在那里草原上有许多黄羊病死,尤其是在乔巴山地区的北部和东南部。多年来,一直不断有大批黄羊病死的报导。例如,1974年估计有14万只黄羊可能是由于感染Pastereurella而死亡(Lhagvasuren and KilnerGulland 1997)。1963~1964年有许多大批的死亡则是由于患口蹄疫(Sokolov and Lushchekina 1997)。
  1998年那一次患病,不是由于口蹄疫,而是由于不同的病原菌。由多尔诺德兽医实验室的D. Nyamsuren鉴定为由厌氧菌Fusobacterum necroforum感染引起的烂腿,引发蹄以上的腿部肿胀,最后发展为坏疽样情况,妨碍了黄羊的活动和进食,最后导致死亡。既由于营养不良,也由于病菌毒素的侵害。这些疾病的爆发可归因于7月和8月份的大雨。过去,1974~1997年间,每年7月份的平均降水量为73 mm (17~167 mm),而在1998年为224 mm。 黄羊死亡的势头在10月初得到遏止,入冬后疾病的发作也停止了。我们于1998年11月再到野外以评估羚羊的死亡对种群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项目的安德鲁·劳理艾和恩格博尔德、保护区多尔诺德自然保护中心的蔡云米阿达格、兽医实验室的尼阿木模苏伦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野外兽医威廉·卡雷许等人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做出了许多贡献。
  总计检验了447只死黄羊,其中多数为蛆虫噬食得只剩骷髅,藏在隐蔽处。对每一只死黄羊都进行了性别(幼黄除外)、年龄(根据出牙及牙的磨损程度)以及腿骨节骨髓的状况的鉴定。检测样品包括83只成年雄黄羊,95只一龄雄性幼黄(14~15个月大),126只成年雌样性黄羊,91只一龄雌性幼黄以及52只黄羊羔(2~3个月大)。在成年黄羊中,有各年龄段的代表性。多数估计为2~4龄大,其下颚第一臼齿很少或无磨损。占总数65.9%的雄性黄羊和58.7% 的雌性黄羊属这个年龄段。其第一臼齿严重磨损、犬齿有漏斗型损伤的成年黄羊中,包含了27.8% 的雄性黄羊和25.4% 的雌性黄羊。老龄黄羊属雄性的有6.3%,而属雌性的有15.9%,这说明雌性黄羊的寿命略长于雄性黄羊。多数死黄羊的骨髓已被耗尽,说明这些死黄羊临死前已耗尽体内储存的脂肪。 至于完全耗尽骨髓的死黄羊百分率有下面的变化:成年雌性黄羊有88% 完全耗尽骨髓;而幼年黄羊中,则100%黄羊的骨髓耗尽。然而,雄性成年死黄羊却属例外。其中24%成年死黄羊的骨髓中缺乏脂肪。这说明,当夏季前述疾病袭击它们之时,营养的饲草还很好,这24%死黄羊的状况比其它的死黄羊要好些。 某些受感染的黄羊虽然一直一瘸一拐地行走,仍然活到了11月。我们通过自然保护中心,得到了3只新杀死的一瘸一拐的成年黄羊(1雄2雌)和4只健康黄羊(2雄2雌)。当测量它们的躯体脂肪状况时,健康黄羊的要比病羊的好得多。健康黄羊的肠系膜脂肪平均重716 g(190~895 g),左肾脂肪平均重70 g(27~117 g),而健康受损害的黄羊两项脂肪分别为38 g(1~83 g)和9 g(2~17 g)。经历了一个漫
  长而严峻的冬季和饲料营养的不足,随着储存脂肪的大量减少黄羊未必能存活下来。这场疾病的袭击对不同年龄级别、不同性别的羚羊是否有差别? 成年雄羊对成年雌羊在死黄羊中的比例是66∶100。因为部分 雄黄羊经常离开雌羚羊远走。在大数量的羊群中,这种雌雄性别的偏差还要大。1998年正当当年主要生产季节开始前的6月13~16日之间,这一比例为49∶100 (总数n=4 842)。我们的印象,在这种明显不成比例的数目中,成年雄黄羊并未死去。
  1998年,刚好正在产羔前6月19~22日之间,95.6%成年雌黄羊(903只)怀了孕。那时,1997年生产的幼年黄羊刚好12月大,就被分级为一龄羊。一龄黄羊与成年雌黄羊的比例为53∶100。说明半数幼年黄羊在其生命的第一年是成活的。在1993年7月主要的产羔季节之后,幼年黄羊与雌黄羊(一龄羊与成年雌羊合计)的比例为66∶100 (总数n=5 100);而到了1994年8月,比例成为42∶100(总数n=405)。由于成年和一龄的雌黄羊未分别分级,前述比例并不全能与1998年7月的数据相比。然而,至少有半数幼年黄羊在正常季节中能存活到冬季。黄羊数目的统计在1998年11月5~21日仅只得出11(幼年黄羊)∶100(雌黄羊) 的比例。多数羊羔在6月28日到7月4日产羔高峰之后死去。然而,病死样本并不表现出不正常的比例- 41(幼年羊)∶100(成年雌羊)。在产羔地的死亡率是低的,很可能低于5%。幼年黄羊在曝露在大雨的情况下可能夭折,或者由于坏死病在我们未到达该地区之前,先杀死了它们。
  样本中死亡的一龄羊与成年雌羊的比例为148∶100,与在7月间的种群比例53∶100相反。一龄羊的死亡率至少3倍于予期数值。
  因此,疾病的爆发是1997年龄段和1998年龄段幼年羊存活的主要威胁。然而,虽然在多尔诺德省广大区域内,疾病致死的黄羊数以千计,但也未能得出死亡黄羊总数的可靠估计。自从1932年以来,蒙古黄羊在多数年份曾经是有商业收获的,但由于1998年的大量黄羊死亡,市场就萧条了。种群会很快在数量上复苏,也需要年年监测,以使一个有活力的长期保护和管理计划能得以发展。

黄季芳译自Gnusletter 12/98 2:17~18)


梅花鹿项目消息

  作者最近参加了一项亚洲梅花鹿的遗传学研究。参与该项合作项目的科学家来自日本、俄国、中国、越南、英国以及中国台湾的科学家;此外,日本、苏格兰以及中国台湾的DNA实验室也参加了合作。近来,作者访问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有梅花鹿地理分布国家,以收集组织样品并评定该物种的现状。多年来,梅花鹿已被捕获圈养以获取鹿茸,向中国药材市场提供。但乱捕滥猎和栖息地的损失已经`或正在将自然界的梅花鹿驱向灭绝。
  最近,在中国,捕获圈养的梅花鹿为60万只,在3个互相隔离的野外种群中有不到600只梅花鹿,也处在衰亡中。梅花鹿在越南(分布区的南端位于靠近Ha Yinh的地方)和台湾的栖息地已经灭绝,这两个地方都有从野外捕获圈养的梅花鹿。在越南约有3千只圈养在包括2处国家动物园在内的各地,在台湾约有400只圈养在2个地点。在南韩,梅花鹿也早已灭绝,在圈养梅花鹿中,已经竟没有原种了。梅花鹿在朝鲜的状态则一无所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分布区的北端位处锡霍特-阿林自然保护区)和日本(在北海道岛,梅花鹿仍然造成一系列的庄稼损害和撞车事故。)仍然能见到真正的野生梅花鹿种群。
  梅花鹿的演化是有趣的,因为它与地理学冰河期气候条件以及大陆桥的情况有紧密的联系,从而造成遗传结构上的空间隔离。梅花鹿在遗传上与马鹿系统最为接近,是一个适宜于较南方的`低地温暖气候的物种,在寒冷的冰河期间因为地理上的隔离而有所演化。最近,这两个物种种群已经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有了第二次接触,我们测验的前提是:在这里,未曾有过变种间杂交。因为梅花鹿当被引入到欧洲的马鹿范围时,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只要在梅花鹿所到 之处,就会普遍发生杂交(梅花鹿和马鹿两个物种也被引入到新西兰)。我们现正着眼于,正当两次冰河期期间(一次在10万年以前,一次在1万年以前)同时大陆桥也显露出来的情况下,梅花鹿入侵日本诸岛和台湾岛的问题。
  自然保护的问题是大量存在的。首先,建立梅花鹿的原始遗传结构是重要的一步。 因为在有些国家内,梅花鹿在野外已经灭绝,在其它的国家内种群也在濒临衰亡。圈养的梅花鹿被有目的地进行变种间杂交,以获取后代鹿较大产量的茸角。这样,圈养的梅花鹿鹿群很快地就会无望恢复地变混杂。恢复计划全依靠原种鹿的维持, 并加强管理以在这些常常是很小群体的种群内保持其遗传多样性。这样做需要一点慎重,因为我们采用这些本地原种, 原是唯一适合当地环境的种群。在因实施恢复计划而应用这些原种时,应该避免远缘杂交。 必须现在就采用这些措施,以便在将来经济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得以实施恢复计划。例如,在台湾,当该地区还处在贫困状态下时,梅花鹿正处在衰落之中,而自从经济发展以来,梅花鹿的种群发展计划就得到大力推进。

作者:戴尔·麦克库罗
(黄季芳译,袁德成校自
Deer Specialist Group News 10/99 No.15 pp6~7)


在缅甸北部发现新的鹿种

  研究人员在曼马尔北部远方山区发现了一种新的鹿种,肩高只有50 cm,体重不超过12 kg。纽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艾伦·雷宾诺维茨于1997年一次生物学调查中首先观察到被称为叶鹿的这种动物。当地的猎人称之为叶鹿,因为猎人能将那种鹿包在一片巨大的叶片中带回。
  经过DNA分析,研究人员在最近一期的《动物保护》(Animal Conservation)杂志上报道,这种鹿能被分类为麂的一种新种,或小亚洲鹿。此外,研究人员还指出,由于这种鹿的某些体征特点(小型单支角,雌鹿和雄鹿有同样大小的犬齿这一事实),使这种鹿乃是当今所发现的最原始的鹿。

作者:凯特·奥罗克(Kate O′Rourke)
黄季芳译,袁德成校自Deer Specialist Group News 10/99 No.15 p6£


在景观水平上不同随机过程下与其它同域物种
相平衡时豚鹿(Axis porcinus)的生态学与资源利用

项目持续时间:5年(2000~2005)
  摘要:豚鹿是一个对印度-恒河平原草地专一的独特物种。最近,恒河平原上的这些草地正遭受着诸如着火、过度采割、洪水泛滥以及疏林的入侵等各种各样的威胁,致使这一物种处于威胁之中。本研究的发起旨在提供信息以供制定对印度豚鹿更好的经营管理及保护的对策时的根据。在印度,有关这方面的有用信息几乎没有。实现本项目的期限为5年,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沿着豚鹿过去的分布范围(从旁遮普到东北部)进行调查研究,究明豚鹿的生存状态。这一期工作将在项目开始后18个月内完成。第二期将对分布于杜德瓦国家公园(Uttar Pradesh)或贾尔达帕拉野生动物保护园(西孟加拉邦)该物种生态学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研究地点根据首期生存状态调查结果而有所改变。第二期工作在项目开始后42个月内完成。因此,本研究的特定目标为:
1) 评定印度的豚鹿(Axis porcinus)目前分布范围及其生存状态;
2) 研究豚鹿的栖息地生态学及其与其它同域物种的关系;
3) 建立在不同人为和随机影响因素下豚鹿栖息地适应性指数(HIS)模型,以利于对该物种的更好保护和经营管理作出计划。

第一期工作 目的主要目标是测定印度的豚鹿现在的活动范围以及对其现状作出评估。第一期工作首先将从旁遮普邦到阿萨姆邦对豚鹿过去的生活活动范围和可能的栖息地进行调查。关于豚鹿现在的分布数据将先从各种不同的二级来源汇集,然后前往那些分布区域进行野外实地交叉核对,这些数据的收集将通过直接和间接方法进行,然后借助于GIS和GPS技术绘制成图。关于栖息地的条件和对物种威胁在原始和次级数据也将予以收集。关于栖息地条件的数据将从火灾、过度割草、洪水泛滥、杂草入侵、疏林连续侵占草地、覆盖物高度以及饲草条件中收集。关于豚鹿的丰富度、栖息地条件以及对施加于处在每一块面积上的有关物种的威胁的信息都将评比排队,做成在地形水平上鉴定潜在的栖息地的数据距阵。然后,在现在的分布范围,目击豚鹿的丰富度等信息,用以对印度的豚鹿状态作出估价。

第二期工作 究上述各个分布内地区的豚鹿的生态学,重点放在与同域物种的相互作用上。本期工作也要研究各种不同的干扰因素,如当地居民的割草、放牧以及着火等诸因素,如何影响物种的生态学。从上述各方面得来的信息将用于建立豚鹿的栖息地适合度指数(HSI)模型,以帮助设计经营管理该物种的最佳对策。在启动野外工作之前,须利用GIS远距离传感和印度地形图在研究区域内对各个栖息地进行广视野的鉴定。然后,将启动研究区域内植被和栖息地类型的空间数据库。为了监视豚鹿的巢域、运动模式、栖息地生态学和活动模式,将应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关于豚鹿的社会组织和分群模式的信息由直接目测收集。每当看到一只豚鹿,有关性别、鹿龄、鹿群大小、活动、栖息地类型以及水源距离等信息数据都在收集之列。为了研究豚鹿群体动态,应用了捕获标记重见法(CMR),并结合了在大象背上沿栖息地样条设定路线行动来估计豚鹿密度。为了比较豚鹿与其它同域物种对栖息地的利用,则通过直接目测或间接方法进行。利用粪粒计数和密度作为豚鹿在每一栖息地类型出现的指示物。路径样条也用来作为补充信息。在每一种类型的栖息地看到的牛粪、居民进入国家公园割草,以及割下的草的生物量可用作量化干扰之用。栖息地过火面积用收集干草和离水的距离数据来量化;洪水泛滥带通过收集散沙堆和沿河边的森林覆盖数据量化;放牧与割草面积则从杂草面积、牲畜粪便密度、牛群的丰富度和距最近的村庄的距离来量化。本研究项目的野外实验, 其目的是为了测定割草和放火烧荒是否能被利用作为一种工具来经营管理豚鹿和草地。用火灾、杂草密度和疏林入侵补苗分级,幼苗密度和树苗密度来量化栖息地退化。所有这些方面的数据,一起都是用于开发栖息地适合度指数(HSI)模型。HSI模型将与空间数据库在GIS域内整合。为栖息地的每一种变量建立各自的空间层次。然后,这些层次将被覆盖并对之进行分析,以发展HSI模型。在本期工作结束之时,本项目将提供如下信息

豚鹿的现状和分布范围;
豚鹿对栖息地的需求和生态学;
怎样扩展和扩展到什么程度,豚鹿才可能与其它同域物种竞争;
各种干扰因素来源是否可用来作为经营管理印度低地的豚鹿和草地的工具。

(黄季芳译,王玉山校自Deer Specialist Group News 10/99 No.15 pp7~8)


生态旅游与人类交通对厄瓜多尔亚马逊盆地
红吼猴(Alouatta seniculus)吼叫行为影响的初步研究

导言

  生态旅游已被建议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区可持续性利用的替换方式(YuDouglas等,1997)。然而,对测定这种旅游活动对这些栖息地和动物种群的影响方面却做得非常少,这尤其在新热带区的雨林方面。有科学家认为,与有关旅游活动发出的噪声可能造成对动物声音交流和行为的影响(Payne and McVay 1971, Edington和Edington 1986)。在能见度很差的新热带雨林中,树栖灵长类高度依赖声音交流(Marler 1965, Neville等 1988)。黎明的吼叫合唱就包括了雄性灵长类表示对防卫其类群中雌性和幼兽免遭入侵模式的威严,同时也用吼声来表示本群所在地的线索(Chivers 1969, Seculic 1982)。为了对旅游活动对红吼猴(Alouatta seniculus)吼叫行为的影响作出估价,我们在厄瓜多尔东北部的库涯贝诺保留地两处旅游和摩托艇数量都不相同的地点,对红吼猴的黎明合唱进行了清晨测录。

研究面积与方法
  库涯贝诺保留地是一处热带雨林保护区,位于厄瓜多尔东北部。年平均降水量为3 000 mm,可区分为两个季节:雨季(3月~8月),每月降水250 mm以上;旱季(9月至次年 2月),每月降水量少于250 mm(de la Torre等 1995)。在这一地区,有丰富的动物区系多样性,包括10种灵长类物种在内(de la Torre等 1995, 吸引了大量旅游业者来到库涯贝诺保留地沿河一带开发旅游。1992年,约有10家旅游代理人在保留地工作。而今,则是 20家,多数的旅游项目使用摩托艇。
  选择了两处地点测录红吼猴吼叫。第一处在拉古纳·格兰德湖,约95 hm2,位于北纬0°2′~南纬0°3′,西经76°11′~西经76°15′(Ron 1995)处。在雨季时,水深最深处达5 m ,而在旱季,水面逐渐回落从当年12月至来年2月,湖面能完全落干到底部,整个面积一直有17家旅游代理人访问那里,差不多每一次都是由摩托艇送他们去的。第二处测录点是占库多可查湖,在拉·霍尔米噶岛东南约100km处, 比拉古纳·格兰德湖大,覆盖面积约150 hm2,两岛的形状是相近的。在雨季,占库多可查湖的水深最深处可达5 m,但在旱季可回落到4 m (Vallejo 1995)。此湖只有一家旅游代理人访问那里,因此,比起拉古纳·格兰德湖,前者对旅游业的支持要少得多。此外,摩托艇不许可驶入占库多可查湖。
  在两个湖区的晨测是在雨季的连续两天在拉古纳·格兰德湖(1997年5月) 和连续两天在占库多可查湖(1997年7月)进行的。测录都只在雨季进行(因为在雨季,两处旅游者人数最多),数据都是在旅游压力最大时取得的;我们也曾尝试对两个湖的栖息地之间的季节差异加以控制(因为占库多可查湖并不落干);最后,雨季中实际到达拉古纳·格兰德湖的中部比之在旱季要容易些。具体实施测录只在日间、无雨、风力最小时进行。
  所有的测录点选定正处在湖的中心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每一次测录从清晨5:00开始,延续2h。记录从湖中心到吼叫的红吼猴猴群之间的距离,吼叫方向使用方向罗盘测定(误差±50),距离凭听觉估测,分成远、中、近3档。由于吼叫猴群的吼声能在2 km的距离上听到(个人观察),因此我们设定,刚能从湖中心位置听到猴群吼叫的距离,定位为“远”,估计距离湖中心1 km的猴群处,定位为“中”,如果猴群距中心400 m处吼叫能在湖中心听到(拉古纳·格兰德湖)或600 m处(占库多可查湖)即定为“近”(按中心辐射方向测量)。沿两湖湖岸不同距离处(靠近湖岸边0~50 m 和远离湖岸边1.5 km处)对观察区的红吼猴猴群进行定期观察,以确定在湖中心测定距离的估计。
  在每一个湖的吼猴猴群都从第一次方向和距离的测听得到很好的鉴定。由于所有的红吼猴猴群在一次测听时不止吼叫一次,每一猴群的方向是一次测听的方向的平均数值。至于距离的估计,在每次测听和多次测听间之间,并无变动。从估测的中心点(相当于野外测听的固定中心)测得的平均方向和距离均标在对所有猴群的图上;一经标上,记录所标的点到最近的湖岸边的距离。 应用曼-惠特奈非参数测定法来比较猴群到两湖湖岸岸边的距离。

结果和讨论
  记录了在拉古纳·格兰德湖的9群红吼猴和在占库多可查湖的8群红吼猴的吼叫测听数据。在两湖的红吼猴猴群之间,估计的平均距离有明显的差异(曼-惠特奈Z=-2.08 p=0.037;在拉古纳·格兰德湖的猴群吼叫点距离湖岸(平均数m=839 m±103)较占库多可查湖的猴群远(平均数=478 m±129)。
  红吼猴猴群在离湖岸边较近的距离处在湖中并无摩托艇的情况下吼叫这一事实指出,摩托艇的噪声可能影响这一物种的呼叫行为。红吼猴吼叫的音频,集中在500~700 Hz (Whitehead 1995), 大大叠盖了摩托艇外装马达噪声的音频,而大多数这类马达的音频低于1 kHz(个人观察)。拉古纳·格兰德湖和占库多可查湖的湖岸岸边都有相似类型的森林:非洪泛地森林和洪泛地森林 (Pires和Prance 1985, Ron 1995, Vallejo 1995)。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两湖湖岸之间栖息地质量上的差异有可能影响红吼猴猴群的空间分布,但是,这似乎就是那些栖息地之间质量上的差异使红吼猴在较远处吼叫,以避免马达噪声的负面干扰,或者是距离拉古纳·格兰德湖较近的吼猴群吼叫声较小,不仅避免马达的干扰声,而且也避免了被人类侦察到。在重视这些吼猴的吼叫行为的重要性情况下,猴群的发声行为和空间分布的变化、或者是空间分布单独的变化, 便可断定是对生殖有长期负面影响(Chivers 1969, Sekulic 1982, Neville等1988)。
  这些数据资料指出,旅游活动对吼猴的发声行为产生威胁,是对得自库涯贝诺保留地矮狨猴(Cebuella pygmaea)数据的一项补充,后者也指出,人类的活动(包括旅游)对矮狨猴行为有负面影响。生活在旅游业兴旺、人类交通频繁的栖息地区域的矮狨猴与生活在旅游业和人类交通都减弱的栖息地区域的矮狨猴相比,前者的聚群玩耍的频率很低,利用森林内较低林层的情况也较少。这些行为改变表现出矮狨猴为避免与人类接触的努力,而且也可能与猴群生殖表现的差异有关(de la Torre等)。前人曾假设,灵长类动物可习惯于与人类相处而无须作出什么努力(Griffith和van Schaik 1993), 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发现对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并且,需要进行许多在新热带雨林区域监测生态旅游和人类交通的影响的研究工作,以使这些人类活动对环境可能发生的损坏减至最小,并改进现有的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政策。

作者:Stella de la Torre等
黄季芳译,王玉山校自Neotropical Primates 9/99 No.3 pp84~85)


豚鹿的生态学、栖息地与资源利用

摘要:印度西孟加拉邦贾达帕拉野生动物保护园豚鹿(Axis porcinus)的栖息地利用与其它同域分布种的关系
  自1998年12月至1999年4月在印度西孟加拉邦贾达帕拉野生动物保护园对豚鹿(Axis porcinus)栖息地利用及其与其它同域物种(白斑鹿和犀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了豚鹿、白斑鹿和犀牛对草地栖息地利用在空间和季节性上的差异。研究限制在保护区范围不同类型草地之内,这些草地大致可分为5种主要类型:纯草地(天然草地)、纯草地(种植草地)、稀树草地(天然稀树草地)、稀树草地(种植稀树草地)和近河边草地。
  选定路径,骑象穿过栖息地,在不同类型栖息地目测的基础上收集动物丰富度方面的数据(每小时测得的动物数)。在不同的栖息地内总共有9条样条,以量化栖息地参数的有效性和参数的选定。使用直接和间接两种方法,以对豚鹿栖息地利用和其他同域物种栖息地利用作出比较。应用样带法使粪便的丰富度达到量化,其中样带间间隔为100 m。所获得的不同栖息地变量数据根据Riney(1982)2×2 m 样方,并应用Braun和Brauget尺度而达到量化。其后,采用Neu等(1974)的方法确定豚鹿最喜爱的栖息地及其制约栖息地利用模式的量。
  研究结果表明, 豚鹿所选择的栖息地是那种宽阔而生长丰密的草地, 由不同种类、高度不同的草镶嵌而成,对栖息地来说,在物候期早期覆盖值并不高。发现量多的豚鹿群往往在栖息地内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所占比例较大。豚鹿较喜欢在天然草地上生息而避免稀树草地和种植植被。这些种植植被原是为了大型食草动物独角犀(Rhinoceros uniconis)而准备的。独角犀与豚鹿是在贾达帕拉属于同域分布物种。草地着火或焚烧并与降雨一起,似乎对豚鹿的总体选择栖息地产生影响。当地居民割茅草盖屋,也对豚鹿利用栖息地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对栖息地利用具较大压力。为豚鹿所避开的较大区域属于那些高度退化、杂草充斥、并且又为稀疏树林所侵蚀的草地。在不同的同域物种中,豚鹿与斑鹿(Axis axia)和犀牛的相互作程度似乎很低,这是因为在豚鹿所喜爱的栖息地却为斑鹿和犀牛所不喜。最令人惊异的是,作为专爱草地物种的犀牛却要避开天然草地而喜欢种植草地。因此,除了同域物种的直接影响外,似乎人类为向犀牛提供保护而采取的针对性经营管理步骤,对豚鹿所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黄季芳译,王玉山校自Deer Specialist Group News 10/99 No.15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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