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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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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办公室报告
物种生存委员会
战略计划
物种生存委员会（SSC）的战略计划进程需要与包括IUCN成员在内的重要的资源托管者广泛协商。为托管者提供参与机会，由加拿大国际开发局（CIDA），MacArthur基金会和MAVA基金会赞助，SSC于1999年3月在突尼斯的Djerba
举行了一个研讨会。这次会议探讨了有关物种灭绝速度、生物多样性流失、持续利用和减轻环境威胁的指标。为使会议涵盖广泛的专长和观点，出席会议的约70人代表了广泛的分类学领域和广泛的生态系统专业，以及主要的环境组织和合作伙伴。
IUCN的50周年庆典
1998年在法国的芳汀白露，即在巴黎的郊外，也就是在其组建的地方，IUCN节日般地庆祝了她的50周年华诞，同时也清醒地反省了自己在过去的50年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IUCN及其成员正面临的严峻挑战。SSC（原名为生存服务暑Survival
Service）成立于IUCN成立后的第二年，旨在确认作为自然保护本身所需要的基本工具，有关个体物种保护现状评估资料的重要性。
物种信息服务
如《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所记述，SSC网络掌握了大量的物种数据和信息，其中大部分过去只是零散于印发的出版物中。为了更好、更快地提供及更容易获取信息，SSC正在加强将其信息资源专用于电子信息管理系统。物种信息服务（SIS），作为SSC的信息管理的开端，将提供专家组的需要并使SSC及其委员开发新的产品及服务。SSC常务委员会在6月份的会议上确认了SIS的发展将作为SSC最优先考虑的事情。
SIS开发的首期阶段于1998年完成，其中包括设计一个支持SSC专家组工作的工具，即开发并评估SIS软件的试用版。正在审定中的第二版将由几个将装有精选数据集软件的专家组测试。我们选择了与各专家组横向联系的办法，以保证获取尽可能广泛的数据。参加测试的专家组将包括灵长目动物专家组、软体动物专家组、兔
形目专家组、海龟专家组和地中海岛屿植物专家组。
与此同时，SSC网络正在实施多项经费筹集计划，以支持SIS软件开发计划在SSC中全面推行。致力于SSC的人员组成了专门小组，正在制定专门针对欧盟国家科学基金会，英国和美国政府，以及许多私人捐助者的经费筹集计划。
红色名录项目
我们欢迎新上任的红色名录官员Craig Hilton-Taylor博士加入到SSC队伍。该席位的设置得益于英国政府和应用生物多样性科学保护国际中心（CABS）的经费支持。我们十分感谢两单位的慷慨相助。
1998年红色名录项目的最重要的成果是《IUCN濒危植物红色名录》和《世界濒危树木红色名录》两部书的出版。与此同时，根据1996年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通过的决议，还着手编写了IUCN红色名录的等级及标准在国家及地区水平上的应用指南。1998年10月，在Ulf
Gardenors的得力领导下，在蒙特利尔举行了IUCN红色名录地区应用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指南草稿。这个草稿还需进一步与SSC和IUCN的赞助者协商修定。
SSC常务委员会所属的红色名录项目小组委员会于1999年年底在伦敦开会，提出了项目的重点，其中包括修定标准和制定新任红色名录项目官员的工作计划；确定了IUCN红色名录项目的最新目标和分类学重点。IUCN红色编目程序比过去更严格，定义也更清楚。关于标准的审定过程，1998年3月召开了一个有关的研讨会，接着在1999年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其中包括1月在日本召开的“关于海洋物种应用标准的研讨会”，及5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关于“种群下降问题的研讨会”。6月底在英国又进一步召开了关于A级标准的研讨会。在此会议之后接着又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以提出调查结果的总结报告。
植物项目
植物保护小组委员会（PCS）于1999年9月在南非的Hermanus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提出一个全面的植物保护项目，其中还包括保护行动、通讯及联络工作组的实施框架日程。正在进行的“差距分析”工作，旨在揭示在扩大植物网络工作中的弱势及先行范围。建立内部和外部良好的通讯系统仍然是要优先安排的事情。所有PCS委员及所有植物专家组主席及官员的系列服务网已经建立并已证明是一个有效的通讯模式。现在还推出了一个主要通过PCS的工作专门报导植物的《世界自然保护》（IUCN季刊）特刊。1999年3月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了筹资和项目的问题，那也是SSC战略计划会议的一次有效的预备会。
SSC植物项目的重点日益明显地集中在植物多样性的中心上。PCS注意到这为植物项目的全面启动提供了一个策源地，其中包括红色编目、持续利用、数据库开发、把生态系统保护与植物多样性的数量和种类结合起来。1999年8月，在美国圣路易斯的植物学大会上，我们已经提出了SSC的植物项目，以作为SSC
50周年的庆典项目和“新千年”的开端项目。
继续支持《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由SSC野生生物贸易项目组协调， IUCN于1998年10月在香港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进行非损害性裁决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学术当局提出行动指南。CITES条约中第4条规定：CITES附录Ⅱ所列物种的出口，只有在肯定不危害该物种长期生存的前提下方可准许。IUCN研讨会考虑到做出这种裁决所面临的挑战，因此为改进《公约》的实施帮助确定了可行性办法。研讨会还认为，有必要调动力量以加强CITES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国之间的合作。虽然第4条是《公约》的支柱，在CITES
25年的历史中，这次研讨会才是首次齐心协力地讨论非损害性裁决并确定如何使之有效地实施。这次重要研讨会的与会者包括有野生生物经理、生物学家、政府的CITES官员、CITES秘书处代表；SSC、IUCN、TRAFFIC（野生动植物贸易调查委员会）和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还是在1998年10月，根据CITES常务委员会非洲委员提出的要求，IUCN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促成了非洲象分布国的第三次对话。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是围绕CITES有关象的决议的执行问题和关于加强地区间有关象保护的合作问题。在津巴布韦的哈
拉里，受CITES缔约国的委托，SSC将继续致力于开发非法猎杀象的监测系统（MIKE）。SSC已经广泛参与了CITES秘书处、TRAFFIC和IUCN的大协作，以协助CITES缔约国在某些严格的条件下执行哈拉里会议有关重新开放限额合法销售象牙的决议。MIKE项目草案已于1998年3月呈交CITES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指示SSC继续开展MIKE的开发工作；MIKE的实施计划也于1998年11月递交CITES秘书处。当CITES缔约国进一步开发和使用MIKE时，在1999年2月的常委会上，要求IUCN/SSC继续提供技术援助。
政策咨询和保护指南
SSC的力量之一就是其志愿者网络的能力。他们搜集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提出政策，以及保证把这些政策传播到那些将要执行这些政策的社区中去，有关出版物可以从SSC的网址上载取（http://www.iucn.org/thomes/ssc）。
1)IUCN再引进指南 由再引进专家组编写的这些再引进指南提出了将物种再引进它们先前的分布区内的适当的步骤。SSC获得了一笔经费用于印刷和发行15000本指南小册子，以便发放到指定读者手中，其中包括所有IUCN成员，IUCN地区及国家官员，再引进专家组成员及其通讯的读者，美国动物园及水族馆协会会员（AZA），国际动物学理士联合会（IUDZ），SSC常务委员会及所有专家组主席。SSC常务委员会把工作的重点集中在中国、俄罗斯和中东，他们在这些地区开展了广泛而突出的工作。除了法定的IUCN3种文字（英、法及西班牙文）外，还印发有阿拉伯文、中文及俄文的指南小册子。要求的反馈意见将有助于监测和评估项目，以确认该出版物的实用价值。
2)IUCN没收活动物的处置指南草案 同样由再引进专家组为主牵头，该指南草案于1999年春已分别送请IUCN所有成员审定。其中还附有一份判别图，以便就事论事，用以确定最适当的方法来处置没收的物种。我们希望在1999年底能够定稿。
3)IUCN防止因生物入侵而引起生物多样性消失的行动指南草案 自1996年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之后，该指南草案及其修订版已在社会上通用。接着为了1999年4月的IUCN关于入侵物种全球动议的计划会议，入侵物种专家组又推出了一个条理更清楚更简洁的版本，以送请IUCN成员们终审。
4)IUCN关于野生活资源持续利用的政策申明草案 根据IUCN成员提供的素材，由SSC持续利用网络编写这份政策声明是一份简短扼要的文件，旨在表明IUCN在持续利用工作中的主导地位。我们没有打算使之成为一份详尽阐述怎样开展持续利用工作及目标读者就是IUCN秘书处及其成员的详细文件。为搜集最后一轮评审意见，声明的第三稿已在IUCN成员中传阅。文件的定稿及推出将在2000年10月第二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期间。
5)物种保护行动计划 SSC的志愿者继续投入很大力量制定行动计划。SSC的第50个行动计划于1998年完成，几个专家组帮助自然保护界编写行动计划、特殊论文或专著。1999年新出版发行的出版物有：
《鳄鱼：现状调查及保护行动计划》第二版（Crocodiles: Status Surrey and Conservation Action
Plan,2nd Edition）
《鬣狗：现状调查及保护行动计划》(Hyenas: Status Survey and Conservation Action Plan)
《北美的啮齿动物：现状调查及保护行动计划》(North American Rodents: Status Survey and Conservation
Action Plan)
《鹿：现状调查及保护行动计划》(Deer: Status Survey and Conservation Action Plan)
《熊：现状调查及保护行动计划》(Bears: Status Survey and Conservation Action Plan)
《秘鲁亚马逊地区野猪的管理和可持续利用》(Manejo y Uso Sustentable de Pecaries en la Amazonia
Peruana)
《IUCN/SSC北极熊专家组第12次工作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Working Meeting
of the IUCN/SSC Polar Bear Specialist Group, 会议于1997年2月3～7日在挪威奥斯陆召开）
《鲨鱼及其亲缘棗生态学及保护》
创建世界自然保护数字图书馆
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和技术最主要的来源，作为学术上可靠而权威性的信息提供者，IUCN向全世界的自然保护界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目前约有300种书刊正在印刷中，而在本组织内部独特存在的IUCN图书馆是唯一收藏有IUCN2
000多种书刊、文件和报告的图书馆。
印刷技术和万维网的发展，为SSC和IUCN提供了一个迅速超越传统的印刷手段而去向更为广泛的读者推出自己的数据、信息、建议和政策的机会。通过建立IUCN世界自然保护数字图书馆这一振奋人心的新的创举，这将成为可能。通过这个图书馆，人们可以自由地阅读和查寻IUCN过去和将来的出版物。了解到许多SSC和IUCN委员都不能浏览接受网页，我们将向那些不能负担或不能有效地浏览网页的委员提供IUCN出版物的光盘（CDROMs）。通过IUCN书刊服务部及图书馆，通过分布在世界几个地区的IUCN成员及合作组织代管的仓库图书馆，我们将扩大发送IUCN出版物的光盘并提供服务。除了提供连接IUCN信息的访问之外，数字图书馆还将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服务，即通过邮寄IUCN出版物这一单一途径使人们全面地收集IUCN资料。从网上看到多种的出版物和咨询系统的灵活性将使人们获得格外的有关自然保护的世界信息资源。IUCN成员国、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IUCN的各委员会及设在各地区和国家的办事处、环境公约和条约（如RAMSAR《拉姆萨湿地公约》、CITES、CBD）的缔约国都可以迅速获得有关物种现状、环境法、保护区、特殊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或其它IUCN可能提供的信息。世界自然保护数字图书馆的读者将可以快速找到他所查询的所有IUCN出版物中的准确文章、章节、段落、照片或地图等。
初步规划和概念研讨会已于1998年完成，计划于1999年底在庆祝SSC 50周年华诞之际推出世界自然保护数字图书馆的原始版。原始版包括有由SSC志愿者过去几十年编写的50个行动计划及1999年以数字版本出版的SSC和IUCN文件，
还有关于IUCN所有出版物的总的信息（广泛的文献细目）。数字式图书馆的新版本还将包括IUCN其他项目组、委员会、地区和国家办事处的出版物，建立数字图书馆还需要加紧工作。
两栖/爬行动物网络检查
SSC注意到开展对SSC网络目前和未来需求评估的必要，因为我们以两栖动物种群衰减的特别工作组逐渐组建成世界两栖动物专家组，并且还要协助建立爬行动物保护网络。这需要爬行/两栖动物界内部的协商，包括开一次专家研讨会指出当前爬行/两栖动物保护的问题及建立SSC网络的最佳途径。研讨会于1999年6月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桑研究院召开，其结果为两栖/爬行动物网络达到SSC的要求而继续开发奠定了基础，并且还指出了两栖/爬行动物的保护问题。
秘书处消息
Simon Stuart又回到了他原来的专职工作岗位并且恢复了他通常的工作狂劲头，以保证物种项目秘书处为SSC网络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当我们欢迎Simon回来当主席的同时，我们还要祝愿Susan
Tressler取得更大的成功，因为她将离开SSC本部去进修学习和体验南美洲的野外自然保护。在年内Susan还将在SSC继续兼职，着重为我们的物种信息服务（SIS）动议筹措资金。在几个月炎热的夏天一直到Djerba的战略计划研讨会，主任办公室有幸得到一个实习医生的得力帮助。谨代表SSC的全体成员，我们衷心感谢Wendy
Irving的热情帮助并祝愿她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万事如意。
作者：Maria Sadowski, Sue Mainka,
Ruth Barreto, Wendy Stra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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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自然保护：拯救植物多样
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正在制定新千年第一年的植物项目。该项目的重中之重是世界植物多样性中心，这次会议对其中几个作了特别讲解，以作为示范研究。在自然保护项目中，尽管植物往往被认为不如某些特征植物重要，但1998年通过全球生物多样性中心的调查报告和第一部《世界植物红色名录》的出版，植物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变。
SSC总的目的是通过采取多种手段防止物种消失，例如保护生境，恢复生境标准，设立辅助的迁地保护项目，提高大众对植物多样性问题的意识等。这还需要合作伙伴和更多的网络，不仅仅是IUCN成员之间的合作，还需要地方和国际间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这种项目的重要部分包括信息管理，应用良好的保护生物学，重视生物多样性的评估，基础研究和监测，创造专业培训条件。这次会议提出了战略问题和战略方针，关键地区和进入新千年的思考。
作者：David R. Given
(王思玉译自Species 6～11/99 No.31～32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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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植物保护进展
SSC植物保护小组委员会（PCS）负责推动和协调SSC的植物保护工作并负责SSC植物项目的进展。现有委员包括有：
David Given主席（新西兰）；
Abdulaziz Abuzinada(沙特阿拉伯）；
David Bramwell（西班牙）；
Alan Hamilton（英国）；
Hector Hernandez (墨西哥）；
Toby Hodgkin（意大利）；
Clive Jermy（英国）；
Mike Maunder（英国）；
Brien Meilleur (美国）；
Peggy Olwell（美国）；
贺善安（中国）；
Cristian Samper（哥伦比亚）；
Stella Simiyu (肯尼亚）；
Jane Smart（英国）；
Carlos Villamil（阿根廷）；
Bertrand von Arx加拿大）；
Peter Wsye Jackson（英国）。
最近的一次PCS会议在南非的Hermanus召开，与会者除了PCS的委员外，还有Wendy Strahm和Susan Tressler（SSC职员），Christoph
Imboden（SSC行政官）；此外还有代表SSC专家组和战略合作伙伴的观察员数人。Brian Huntley教授及南非植物研究所对会议提供了很好的后勤服务和慷慨支持。
Hermanus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在先前的迈阿密会议上提出的展望文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改后的逻辑结构分析和判别树的初步进展。我们小小的执行小组正在准备植物项目草案，并计划于8月份在密苏里圣路易斯的植物学大会上宣布。在最近Djerba战略计划会议上，该项目建议书得到了SSC的重视，及专家组的期望和重视。
圣路易斯的聚会是一个庆祝SSC 50周年华诞的机会，并紧接着又一个会议，“2000年的自然保护：拯救植物多样性中心。SSC植物项目有什么重要内容？总体目标是认同灭绝危机是全球问题并要扭转目前植物种类消失的速度。目标包括与战略伙伴合理互利的合作；确保可靠的交叉学科科技信息支持并影响植物多样性的决议和政策（重点项目包括红色编目、植物多样性地理中心、野生作物亲缘种的保护、物种信息系统和BCIS的综合利用）；提倡促进乡土植物多样性保护并被资源使用者接受的生产与消费模式；重点在科技界开展自然保护研究和交叉学科的人员培训；SSC委员IUCN其它部门的人员团结协作，以确保植物的需要得到充分的认同。
我们希望SSC的植物政策建议、指南和忠告能够得到有关听众的重视、接受和完全地执行。这包括与专家组一起协调推动一项“顶极50运动“（Top
50 campain）；通过综合学科加强植物保护；加强培训，以作为提高欠发达国家能力的重要措施之一；提出联系植物、动物、生态系统信息和项目计划的“植物-联系”动议。在目标和重点范围之内，为实现植物现实和长远的保护计划，PCS期待着和专家组及SSC之外的其它组织一道工作。
作者： Daved R. Given
(王思玉译自Species 6～11/99 No.31～32 p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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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主编：汪松，1998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哺乳纲，主要编者：汪松。第二卷鸟纲，主要编者：郑光美、王岐山。第三卷两栖纲、爬行纲，主要编者：赵尔宓。第四卷鱼纲，主要编者：乐佩琦、陈宜瑜。北京科学出版社书店及新华书店有售。详细情况可直接与科学出版社李峰先生联系，电话（86）-010-64019815；传真：（86）-010-64020094。
中国是世界上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辽阔的疆域包含了支撑着丰富生物多样性遗产的复杂气候和各种地形。世界上12%以上的哺乳动物、鸟和鱼种原产中国。然而，由于各物种的种群稀少，其中许多只有在极偏远的地方才可见。我们对中国大多数动物种类的资料还掌握不足。
这套由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联合主持编写的四卷册书籍，提供了有关中国许多濒危脊椎动物的资料。本书共记载了533种动物，包括哺乳动物133种，鸟类183种，爬行动物96种，两栖动物29种，鱼类92种。所列每一种动物都有中、英文记述，其中包括有关分布、栖息地、种群数量、生存威胁、圈养、已采取及已提出的保护措施的资料。此外，许多种还附有分布图和照片。
编辑本书耗时多年，然而这只是鉴定和评估全部中国物种这一重要行动计划的开始。本书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现状的评定和濒危等级划分战略中，标志着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个评估是中国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编者欢迎本书的读者找差距挑错误，并对那些知之甚少的物种提供新的资料，以便本书再版。
作者：Susan Mainka
(王思玉译自 Species 6～11/99 No.31～32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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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诞快乐！
--对50年自然保护的回顾
本期《物种》华诞特刊是为了庆祝SSC丰富的历史和50年的辉煌业绩。1948年当IUCN成立的时候，濒危物种保护就是我们关心的主要焦点。在1949年一次关于自然保护的会议上，宣布在IUCN内部设立生存服务署，以便有效地开展搜集评估和传播关于所有受到灭绝威胁的动植物物种的资料。Harold
Coolidge被任命为第一任主席；1956年生存服务署更名为生存服务委员会；1981年的最后一次更名，得到了现在的名称：物种生存委员会。
与更改名称相比，物种生存委员会的基本目的多年来都一直未变。50年来搜集和传播关于物种现状的资料一直是物种生存委员会的中心任务。这项工作相对的稳定证明了IUCN伟大的预见，即成立物种生存委员会旨在提供自然保护行动必须依据的基本生物资料。除了说明濒危物种的困境外，SSC还系统地拓宽了自己的工作，并且继续提出宏伟的目标，要对世界物种目前的遭遇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评估。
在早些日子里，用资料卡系统和文献检查的办法来增加SSC的信息收集。在Leofric Boyle领导下，这个办法通过野外调查和与日益扩大的物种专家网络的会议得到了补充。在60年代，Sir
Peter Scott建立了一系列的志愿者专家组，因而更加有效地抓捕到专家们的信息，进而资料卡系统也演变成了有名的《IUCN红皮书》系列。后来在Grenville
Lucas的领寻下，
又发展成《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国际专家网络的形成，旨在汇集和分析生物信息，以利于自然保护行动和制定政策，这已成了IUCN极端重要的特征。利用这种独立的技术专长已可能创造出许多IUCN成就，而且也使该网络本身作为一个受到重视的自然保护组织而存在。
在过去的50年里SSC网络已经显著扩大。自从199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IUCN大会以来，由于会员们的要求，近年来这种扩大还在加速。专家组的数量及专业范围也已相应增加。从真菌专家组到棕榈专家组到翼手目专家组，目前专家组的数量已达到110个。因为能量的增长，SSC已能够帮助应对由于日益增长的问题对自然保护的挑战，诸如圈养、可持续利用、入侵物种等。这种工作是通过多种机制完成的，如SSC行动计划刊物系列。自从1986年初以来，SSC总共编制了50个行动计划，其中不仅记述了物种现状，还为具体的保护行动提出了优先顺序。
SSC志愿者网络的扩大也使其能够广泛地参与国际论坛，其中包括对《濒危野生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3年的IUCN大会，SSC要求制定CITES--10年后这项《公约》正式签定。自从CITES签定后，从1974年～1984年IUCN提供了秘书处的服务。SSC成立了被称作TRAFFIC的野生动物贸易专家组，后来加入到现在我们熟知的IUCN-WWF项目组。1986年SSC提出了自己的贸易项目，旨在对CITES的履行程序提供服务，这项工作今天仍然是SSC项目的重要内容。1992年在George
Rabb任主席期间，SSC促进了关于CITES附录所列物种选定标准的修订工作。然后IUCN才签约同意促成为CITES制定一个新的编目标准系统，利用这个系统最后推出了一个新的IUCN红色名录等级及标准。
在过去的历史中，SSC网络的灵活性及处理不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已使SSC完成了大量各种类型的工作。其中包括召开研讨会，承担野外项目，开展研究并为之筹措经费；对其他自然保护组织（包括政府部门和IUCN成员）提供咨询和服务，出版各种指南和最佳实践概要，以及以自愿者身份支持各种国际公约的工作。如此卓越贡献的50年，很值得庆贺！
SSC长期委员回顾经历Richard Fitter：我于1961年应当时的主席C. L. Boyle的邀请首次出席了SSC的会议。他于1998年3月逝世，终年100岁。1963年，在内罗毕会议之后，我成了SSC的正式委员，当时任常务委员会委员。最后，在1988年的圣何塞会议之后，我和我过世的妻子Maisie都成了荣誉委员。这样，我们非常幸运地完全在Peter
Scott杰出的领导下工作。我做了期刊《物种》的前期工作，该刊前面的12期都是Maisie编辑的。看到该刊的发展我相信她会欣慰，当然我是高兴的。看到SSC在怎样飞跃地进步，看到世界上任何自然保护组织都有庞大而活跃的会员团体，我感到特别的高兴。
David R. Given：70年代初期我旅行到欧洲去查看模式标本。我在日内瓦植物园停留了几天，在那里有人提到“从这儿一直到上面的湖边，他们在开展自然保护工作！”因此，我乘火车到了Morges，走到了WWF/IUCN大楼，我敲响了前门并且问，“我怎样参与你们的工作？”碰到Duncan
Poore，当时IUCN的首席生态学家，我度过了信息非常丰富的一上午。故事就从那儿开始：1976年在新西兰参加了“IUCN山地战略研讨会”，1980年参加了“剑桥稀有植物会议”和在新西兰进行的IUCN
GA项目，即关于《新西兰红皮书》的合作，1980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关于稀有植物的商业性著作，同时主持蕨类植物专家组的工作。后来应George
Rabb的邀请任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应David Brackett的邀请任行政官员。这个故事给了我什么样的启示？有一件事使我回想起来非常清楚，那就是我受人亲自鼓励，并由几个不同的人通过花时间给我谈话、解释和鼓励把我扶持起来。是人，而不是组织，不是制度，也不是官僚，使我参加了IUCN的工作并且一直留在SSC里工作。
在我与SSC合作期间，该组织由一个相对简单的组织发展成一个相当综合性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总是遇到批评，由于自然保护的问题日渐复杂，这种反应也很自然。通过泥巴腿和脏手，以及建立保护区或移民至新地，简单地靠任何一项都不能“拯救物种”。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可提供咨洵的资源托管者网络；人们想问有关经济效益、成本，和交替使用的问题；有悬殊差异而且有时还有矛盾哲理，例如严格保护主义和持续利用态度之间的反差；而且我们正意识到自然保护有着重要的人类公众的一面。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保护生物学作为一门公认的学科还不存在，“生物多样性”一词也是在80年代晚期才出现的。今天一方面要争取人们支持的口号“战略同盟、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则要脚踏实地的行动。这大概反应了在大多数的组织里，对于人们的简单头脑而言，我们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
植物咨询小组（PAG不是严格地隶属于SSC，它还是今天SSC植物项目组的前身。我作为观察员几度参加PAG的会议，以汇报关于“植物保护的原则与实施”的进展。我清楚地记得那些会议。一个特别的例子是他们把会议安排在“有趣的地方”，他们关心的重点不仅是委员会的中心事务。而且还包括会议所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哥伦比亚靠近麦德林的一次会议，以及乘飞机去帕斯托，然后乘出租车去La
Planada自然保护区，这是一个位于安第斯山太平洋岸边坡地上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于1986年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我参加了PAG一次别开生面的野外考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天下着雨，当地的航空公司正在罢工。我们停留在岛上的一个饭店过夜，饭店老板并不想知道发生的事情！我还记得在天色渐黑的傍晚，Gren
Lucas正点着火柴看植物标签，以及在特内里费岛上一个植物园里遇到的暴风雨。
Hemante R. Mishra: 1970年当我还是爱丁堡大学自然资源管理专业的一名本科生时，SSC当时的主席，Sir
Peter Scott（已去世）邀请我参加一次野生生物基金会的会议。我跟随他使我认识到我自己的祖国棗喜马拉雅王国尼泊尔，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作为SSC的主席，他还请我作为SSC的委员而为之服务。在当时，SSC几乎还没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委员。
Peter还指出了尼泊尔许多动植物物种都受到威胁。他的慷慨姿态使我充满信心并为我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这也给我提供了一次重大的挑战。我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就回到了祖国。我回到尼泊尔，利用SSC提供的信息资料和IUCN红皮书资料，创建了尼泊尔的第一个国家公园，皇家Chitwan国家公园。为增进公众意识，我们把亚洲独角犀选作信号物种。当时这种犀牛的种群不到100只。多亏以科学为依据的事实，SSC提出了干预，现在亚洲犀的种群已超过500只。后来，在90年代，在SSC亚洲犀专家组的支持和鼓励下，我把30多只亚洲犀送到了它们的第二故乡皇家Bardia国家公园。
70后代早期在制定虎行动计划的工作中，SSC也提供了帮助。虽然虎仍然是濒危物种，但如果没有SSC及时的干预，很可能在90年代就已经灭绝了。早在1973年，由于SSC的帮助，特别是猫科专家组的帮助，激发了史密桑研究院和野生生物基金会为一项研究虎及其习性和捕食物种的长期研究项目提供援助。在尼泊尔自己的机构King
Mahendra自然保护信托公司的管理下，该项目还在继续进行，其研究对象还扩大到其他物种。
我感到最骄傲的时刻是在我的祖国接待Sir Peter Scott。1980年，应我们的邀请，他和他的夫人在尼泊尔访问了我们并将圈养的第一只印度食鱼鳄（Gharial
crocodile）放归大自然。在70年代，这种爬行动物的野生种群不足100只。在SSC鳄鱼专家组和富兰春林动物学会的援助之下，我们在尼泊尔开展了鳄鱼圈养项目。现在我们为大自然已储备了300多只这种濒危鳄鱼。
我为SSC非常积极地工作了将近30年，其中包括在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时间。在拯救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事业中我有成功的经历，其中包括几次获得尼泊尔国王金牌和J.
Paul Getty自然保护奖。在我的全部事业中，我依靠SSC委员网络，特别是各个专家组成员网络，他们都能志愿地奉献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还结交了来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和地区的许多朋友。SSC不仅帮助扩大了我对动植物的知识，而且还使我懂得并重视人类的生活以及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我感到SSC是一个依据科学、立足国家、着重行动的监察人。它对无声者发出了有效的声音，它把世界上许多稀有和遭到危险的物种从灭绝的边缘拯救过来，并敦促制定国际公约。然而，在新的千禧之年，SSC还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
Lady Philippa Scott: 我对SSC的一项成就是1990年我劝服了阿曼Sultan的一家，使他们给SSC捐献150万瑞士法郎。我为这项成功感到很骄傲！我希望公开记录在案-因为我在那里-我的丈夫Sir
Peter Scott提出了编写《红皮书》，尽管当时的当局还有诸多疑虑，而《红皮书》计划则是可行的。当他担任SSC主席的时候，SSC的经费严重短缺，他负责成立专家组并获得巨大成功，这对资金筹措，为编写《红皮书》提供和更新档案资料都产生了有趣的推动作用。
Simon Stuart: 我在SSC的经历可以追溯到1986年1月，当时我刚任IUCN物种项目官员。在那时，SSC秘书处由一个业务人员（行政长官）、一个行政助理和一个秘书组成。我的岗位是一个全新的岗位，经费来源于WWF（至今SSC还按年度接受）的捐助。在我上任的头7个月，Bob
Scott任行政长官。Bob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有长期从事野生生物管理的经历。他以机警的头脑和精通自然保护问题而闻名。他对持续利用有特别深远的见识。从倾听他关于SSC所面临的持续利用工作中所引起的有争论的问题的博学评论，我学习到许多东西。Bob也为他的烟斗而闻名，他那充满办公室的烟雾由他精悍的接班人Steve
Edwards保持下来了。IUCN禁止在办公室吸烟已经多年，而且有谣传说，甚至Steve都放弃了打架而加入了非吸烟行列。
1986年Patricia Chable担任行政助理，在这以前她在SSC工作了10年，她以广博的知识而胜任SSC的工作。在当时，SSC正好有1200人，还有点全优乐部的味道，许多人都相互熟悉。SSC还举行年会，与其说是试图指出和解决特别的自然保护问题，还不如说更象部落聚会。这是大型有趣的社交场合，另外，也可以做很多有益的工作。所有那些告别了年会的会议都成了现在每届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之前举行的SSC会议。但这些会议的性质完全不同于80年代会议的性质。与过去的会议相比，现在每届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之前的SSC大聚会是一种吸引人的专业性活动。专家组的报告都要靠最新技术创新支持。我们召开圆桌会议让大家提出主要问题，我们还举办SSC委员培训班以加速通讯联络及学习怎样应用《红色名录标准》。这种会议与先前对任何人都开放的年会相比是大不相同。
1986年1月，只有一个SSC专家组有一个参谋，这就是非洲象和犀专家组的行政官员Raoul du Toit。在那时专家组很少，总的工作水平还相当低。随着专家组数量的增加，从80年代中期的70个增加到今天的110个，SSC工作人员的总数也相应增加（从1
700人增加到7 000多人）；我们出版物的数量、质量和档次也相应提高（至今有50多种专家组通讯；SSC在CITES中的影响正在增长；《红色名录》的声望日益扩大等等。
支撑秘书处发展也相当快，其职员好象都愿意留下来长期在此工作。1983年当我来后的几个月，Amie Brautigam加入了我们的队伍。1987年Linette
Humphrey加入我们，1988年Doreen Zivkovic加入我们，1991年，Mariano Gimenez Dixon, 1992年Susan
Tressler，1993年Wendy Strahm加入我们，都是一些熟悉的名字。现在SSC包括所有工作项目组：野生生物贸易项目组；红色名录项目组；物种信息服务组；启动入侵项目的PHVA和CAMP研讨会，数字图书馆等。新编写的《红色名录标准》似乎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激活网络的工作。如果有一种办法总结这种变化的话，我认为有一种持续的趋势，在SSC内部更加职业化，更加客观性，学术上更加严谨。其结果，总体工作水平逐步提高，回想起1986年，SSC还没有连贯的工作项目，没有战略计划。现在，在1999年，SSC的战略计划进程被喝采为IUCN最先进的项目。
然而，尽管SSC的明显变化超过了公众的意识，再也不是当年那种冷清而小小的俱乐部状态，其委员所承担的非凡义务仍是使之保持忠于职守，坚韧不拔的资本。SSC是一个你可以见到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人的地方。那里的人具有非凡的知识，机敏的头脑，无限度地奉献时间，全身心地投入事业，其中还有世界上最杰出的自然保护技术员。SSC是一个轻松回忆过去的地方，思索着在那种监牢般的状况下工作，我们是怎样挺过来的。当然，这要最归功于使SSC过去和现在保持忠于职守的SSC工作人员所承担的义务（现在新的业务态度，虽然可能实用，但不如过去的更实用）。
然而，当我回顾将近20年在SSC的工作，有两个人特别出色，我们大家对他们都应该表示特别的谢意。第一个是George Rabb，在SSC最艰难的7年里有他的天才领导，是他竭尽全力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希望。第二个是阿曼的Ralph
Daly，他对SSC专家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笔经费赞助。为纪念Sir Peter Scott，这笔钱用于了许多专家组，以便较之过去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
汪松：我与SSC的联系始于80年代后期，也就是当Sir Peter Scott随IUCN和WWF代表国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那是中国与该两组织之间的首次接触。《IUCN红皮书》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部书可以作为物种保护必备的基础书籍。我立即着手推动《中国动物红皮书》的工作，于1998年完成并出版。我在此提及此事，是因为SSC和我的中国红皮书工作之间很少联系，虽然我是SSC多年的委员。对于中国及东北亚地区的联系，SSC很少关心而且没有切实的行动。我认为SSC应该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建立更多的积极的联系；由此，SSC可以为世界自然保护作出更大的贡献。说到这里，我必须强调，SSC一直是物种保护的领先组织，特别是通过其各种专家组的行动计划。我真诚地希望SSC对世界各地的物种现状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并根据这一评估结果对今后的项目计划做出修定。只有这样，SSC才能对引导和影响世界物种保护做出更多有的放矢的切实贡献。
今后，SSC应该采取更多而切实的措施，与不同地区的专家一起工作。此外应该考虑对执行CITES和CBD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对于这些工作，数据库和信息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今后，我希望看到有更多的会议或研讨会，允许SSC委员交流有关地区性问题及可能的解决办法的信息。这就是我理解的IUCN的“地区化”和“分散化”政策的好处。
我衷心地祝贺SSC 50周年华诞，并祝愿SSC在新世纪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感谢Sir Peter, Gren
Lucas, George, David的努力工作，他们对SSC和IUCN做出了极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Harry Messel：回顾25年的往事，心潮澎湃。骆马、象、海龟、犀牛、鲸鱼、熊猫、鳄鱼、袋鼠、灵长目动物、红皮书，早年的保护监测中心（CMC）和计算机；逝去时代的IUCN；SSC及“当年年青”而令人兴奋的标兵。他们及流逝的时间令人兴奋，充满生气，好争论但友善。
IUCN和SSC在规模上都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但遗憾的是，它们发展得越大，相互间的关系就显得越疏远。钱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蹒跚着从赤贫到赤贫。
回顾往事，具有疏远理事会的IUCN好象注定要发展世界自然保护运动的政治派别，而SSC则发展成一个切实关心有关物种的所有重要实地调查的实体。大量有关物种的很好的科学研究和资料，对于IUCN作为政治派别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幸运的是，IUCN和SSC都很明白，并且策划出以非常明智的方式，即通过专家组最终要利用7000多名志愿的高度熟练的专家的力量。
我愉快地回忆起与许多聪明、好逗乐的同事一起漫步在最早的SSC小道上，真实的故事不可言传。但那些对烹饪职业感兴趣的人可以恳求Wayne King传授他做通心粉和奶酪的决窍。当他和我在所罗门岛考察残留的鳄鱼种群时，太美了。从来没有完全相同的鳄鱼，我们还在欢笑。
(王思玉译自Species 6～11/99 No.31～32 pp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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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战略计划备忘录
Djerba研讨会 当SSC纪念50周年华诞并展望新千年之际，SSC修订了它的战略计划进程，其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阐述自然保护的目标并制定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办法。
不断发展的战略计划进程要求与重要的保护资源托管者进行广泛的协商，其中包括IUCN成员。为托管者提供参与机会，由加拿大国际开发暑（CIDA），MacArthur基金会和MAVA基金会赞助，SSC于1999年3月在突尼斯的Djerba举行了一个研讨会。这次会议热气高干劲大，探讨了有关物种灭绝速度、生物多样性消失、持续利用和减轻环境威胁的指标。为使会议包容广泛的专长和观点，出席会议的约70人代表了广泛的分类学领域和生态系统专长，以及重要的环境组织和合作伙伴。
研讨会的重要成果包括关于SSC的展望和目标的一致意见： 展望 一个重视和保护现有水平的生物多样性、种内多样性、种间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世界。
目标 全世公认，对灭绝危机和大量消失的生物多样性，人人有责；行动起来，减少种内多样性、种间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消失。 下一步措施 为了SSC对这个目标和展望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已经投入力量起草战略目标建议书，计划产出可能的成果和完成重要的工作。下一步就需要执行委员会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并提出必要的重点，以使最后形成的计划切实可行但仍含有令人兴奋和激发兴趣的成份，以使广大志愿者网络团结在SSC周围并支持SSC的工作。
执委会的最新讨论结果和SSC的战略计划草案将公布在SSC的网址上（iucn.org/themes/ssc），我们鼓励SSC工作人员定期检查这项工作的进展并提出反馈意见以便计划的修订。新的战略计划能够显示出你眼中的SSC应该是什么及SSC应该努力实现什么。
作者：Rrth Barrdto SSC主席特别助理 (王思玉译自Species 6～11/99 No.31～32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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